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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流寓文化研究》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周郢老师授权发布！ 肥城陶山范蠡遗迹与 吴越迁民关系研究 周 郢 摘 要：自古盛传范蠡栖隐肥城陶山之说，陶山有范蠡祠墓等众多遗迹，其说出现应源于先秦时期吴越民北迁，因泰山一带为越国迁民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域，其带来的故国信仰与风俗在此生根，促成肥城陶山范蠡传说的发祥。 关键词：范蠡；肥城陶山；越国迁民 “越相何年隐，齐山旧有名”（明于慎行《陶山怀古》），自古盛传范蠡栖隐肥城陶山之说，陶山且有范蠡祠墓等众多遗迹。但范蠡是否为吴越之争的实有人物，其与陶朱公是否为一人，其适齐寓居之陶为定陶抑或肥城，学术界均存争议。本文拟从先秦吴越与泰山文化交融之侧面，试对此一遗迹来历进行探源。目前关于范蠡栖陶山的最早记录，见于《齐地记》，《太平御览》卷四二引其书云：“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号鸱夷子，间行，止于陶山，因号陶朱公焉。后改曰鸱夷山，在今平阴县东。”[1]按：《齐地记》有伏琛(晋)、晏谟(十六国南燕)、解道康(又作解道虔，时代约在晋后隋前)三种，此种不知出诸孰手？但为唐以前古地志无疑。范蠡止陶山之传闻虽著录在晋代，此说形成应远在此前，推测不迟于汉魏之际。此后《括地记》《太平寰宇记》等记述渐多，不胜枚举。唐宋之后，范蠡祠墓碑石等亦多出现。笔者以为，此一范蠡居陶传说，乃是受春秋吴越文化北上影响而产生。吴与越虽均立国于南方，但至春秋末期，皆迅速崛起，并北上参与中原各国的争战会盟，由此开始与泰山地区发生密切关联。其荦荦大者可举以下数事：一、季札葬子于嬴博。周敬王五年（前515年），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齐、郑、晋等国，使齐返回途中其长子病卒，葬于嬴（今莱芜西北境）、博（今岱岳区境）之间。孔子曾往观其葬礼。《礼记·檀弓下》载此事称：“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掩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2]泰安范镇北墠村有延陵儿冢遗迹。二、孔子登泰山望吴门。《论衡·书虚》载孔子在岱顶望吴事云：“传书或言：颜渊与孔子俱上鲁太山。孔子东南望，吴阊门外有系白马。引颜渊，指以示之，曰：'若见吴阊门乎?’颜渊曰：'见之。’孔子曰：'门外何有?’曰：'有如系练之状。’孔子抚其目而正之，因与俱下。”[3]后人于此多有解诂，有解为吴门为鲁门、所见为山市诸说。其实若不胶柱鼓瑟，不难悟出此故事背后真实的含义：即孔子声称登泰山望吴门，表达了其对新崛起的吴国势力的关注，内中寄寓借吴以存鲁弱齐等政治考量。三、发生于泰山周边之艾陵之战。周敬王三十五年（前485年），吴王夫差分水、陆两军攻齐，至艾陵（约今济南市莱芜区境）为齐军所阻，后闻水军失利乃退兵。翌年（前484年）五月，联合鲁国再举伐齐，先克博邑（今泰安市高新区旧县村），进至嬴邑（今莱芜区羊里镇城子县村），旋与齐军主力决战于艾陵。齐军大败，主帅国书等被俘，革车八百乘尽为吴军缴获[4]。《左传》称此役“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国语·吴语》称夫差“遵汶伐博，簦笠相望于艾陵”[5]。《墨子》卷四《非攻中》称夫差“北而攻齐，舍于汶上，战于艾陵，大败齐人，而葆之大山”[6]。大山即泰山。知此役之主战场即在泰山周边。徂徕山中军幛有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新修蓬莱观三清殿记》碑云：“相传春秋吴王曾营期于此。”又2003年于新泰市郊东周村墓中出土大量吴国兵器，其中有“攻敔（吴）王姑发者反（诸樊）之子通自乍（作）元用”剑，或亦艾陵之战遗物[7]。四、越国北迁与攻齐长城。史称越王勾践灭吴后，为进一步经营北方，逐鹿中原，于周定王元年（前468年）迁都琅琊（今山东胶南）。《越绝书·记地传》云：“勾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此后越国与晋结盟，周贞定王二十八年（前441年）合兵伐齐。齐始建齐长城以为防御。清华简《系年》第二十章记此事云：“晋敬公立十又一年，赵桓子会（诸）侯之大夫，以与越令尹宋盟于〔工+廾（上下结构）+阝（右侧）〕，遂以伐齐，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自南山属之北海。”简中之“南山”当即指泰山。“始为长城”指齐始在原巨防基础上起建防御工程长城[8]。此后周考王十一年（前430年），晋、越、宋等国联合伐齐，与齐军激战于长城之下[9]。
另外此间越国灭滕、灭郯、亡缯、削莒之举，也多发生在泰山周边。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越灭吴迁都于山东时期，有众多吴越族群随之北迁，来到泰山附近。如吴亡前后，吴相国伍子胥子奔齐，易姓为王孙氏，依于齐大夫鲍牧。后子胥被吴王赐死，其子裔遂居于齐（居地在今新泰汶南镇鲍庄一带）。近世于新泰所出吴国兵器，或认为即伍子胥后嗣所携或所制[10]。另外在平度县、沂水县、莒县、莒南县、邹城市、滕州市等地皆发现有吴文化遗存，以兵器为主，亦有个别印纹硬陶，主要分布于泰沂山脉以南的鲁东南和鲁中南地区[11]。越国北迁时随行人员众多，动用“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有专家推算，时越国总人口约为30万，北迁跟随而至的军队及其家属、奴仆、工匠等总数应在数万以上。人员之众、军辎之多、货财之博、舟楫之盛等可以想象。越迁都琅琊后，大量部民和军队不仅居于琅琊附近，且延伸到山东较大区域。琅琊地区市博物馆所藏青铜兵器，剑刃多作两度弧曲，形制与越王剑相同，青铜矛骹部末端呈双叉形，是越式兵器[12]。枣庄市南郊曾发现一件刻有鸟篆书“堇”字的残青铜戈[13]，另莒南、临沭、郯城、临沂、曲阜等地也发现有印纹陶和青铜器，均属越文化遗存[14]。这些皆是越人曾活动于泰山南北的明证。众所周知，人口的流动迁徙，自然会推动文化的传播与交融，吴越地区原有的信俗文化，必随其外迁而影响到其新居地。当时吴、越文化中各有一代表人物，这便是吴国伍子胥与越国范蠡，当伍子胥死后，“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史记》）；而范蠡归隐后，“（越）王命以良工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国语·越语下》），二人分别作为“忠”与“智”的化身，深为国人所崇信。随着吴越北迁，伍子胥与范蠡信仰遂传入泰山地区。先说伍子胥，《魏书·地形志》载泰山郡博平县有伍子胥庙[15]。相关传说也开始在周边出现（主要集中在泰山东南），嘉靖《莱芜县志》卷二《地理·形胜》载：“乌江泉（莱芜区张家洼镇港里）在县北二十五里，昔伍子胥统兵过此，掘地获泉，味如江水，今有子胥祠在。”[16]远在三吴的伍相信仰为何在泰山盛行，只有置于吴文化融入泰山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解释。相比吴民北迁，越民移居更为繁多，因此相关范蠡传说遗迹遍布山东各地，其信仰较之伍子胥为更盛。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范蠡形象也被全新塑造。最早记录范蠡事迹之《国语·越语下》中，仅记其功成后去官之结局，但归隐后之去向付之阙如。越国移民根据其自身经历（自越迁齐）与冀望（致富新居），增加了范蠡浮海北行、适齐为相及致财巨万的情节。这其中与陶朱公故事合流尤为关键——在战国时代流传着“陶朱公”佚事，传其家资富可敌国，以致“陶朱”成为富翁代称，如《韩非子·解老》言：“而天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而在传说中范蠡离越后发家致富，《战国策·秦策三》有“范蠡知云，超然避世，长为陶朱公”之说（所言“长为陶朱”，系言范蠡以富家翁而终，并不是言其居陶而自号陶朱公），首次将范蠡与陶朱联系在一起，开启二人合流之源。“陶朱公逐渐地和范蠡接近，并最终合成了一个人”[17]。这一传说，经过《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采录，渐由传奇而成信史[18]。山东曾为陶唐故墟（泗水尧山、肥城石横皆有尧坟），以陶为地名者较多（如山东定陶、枣庄陶山等），可能为陶朱公故事原发地。因范、陶传说合流，范蠡信仰遂被锁定在山东各古陶地。同时因泰山为越人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域（大军攻至齐长城下），肥城陶山很早便出现了相关传说与遗迹。总之，范蠡之栖隐陶山虽属传说，但这一传说背后，反映的却是春秋移民引发的吴越风俗与泰山文化的碰撞交融。[1]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按肥城废入博城与平阴，事在唐贞观元年（627年）。则此言“今”，应指唐或宋言。疑此语为《御览》编者或前人所加注。[2]《礼记正义》卷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366页。[3]（汉）王充：《论衡·书虚篇》,《诸子集成》第七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6页。[4]《左传·哀公十一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八，第1908—1910页；《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第1776页。[5]（先秦）左丘明撰，仇利萍校注：《国语通释》卷十九《吴语》，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55页。[6]（清）毕沅校注，吴旭民校点：《墨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页。[7]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泰市博物馆编著《新泰周家庄东周墓地》上，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483、488—489页。 [8]张华松：《济南齐长城的几个问题》，2015年国际历史学大会淄博分论坛交流论文。 [9]罗恭：《从清华简〈系年〉看齐长城的修建》，《文史知识》2012年第7期；马楠《清华简﹤系年﹥辑证》，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411、447页。 [10]任相宏、张庆法：《吴王诸樊之子剑及相关问题探讨》，《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5期。 [11]刘延常等：《山东地区吴文化遗存分析》，《东南文化》 2010年第5期。 [12]彭煜文、史星：《胶南移民考》，《胶南文史资料》第8辑，青岛出版社2005年版，第42—43页。 [13]廖志豪：《论吴越时期的耕战工具》，江苏省吴文化研究会编《吴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页。 [14]刘延常等：《山东地区越文化遗存分析》，《东方考古》2012第1期（第9集）。 [15]《魏书》卷一〇六中《地形志》，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519页。 [16]嘉靖《莱芜县志》卷二《地理·形胜》，嘉靖刊本，第8页。 [17] 郭必恒：《〈史记〉民俗学探索与发现》,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页。郭著从民间传说故事的角度研究范蠡传说的产生和演变情况，认为范蠡的形象实际上是民间通过重新塑造而形成的，而鸱夷子皮和陶朱公的传说故事也本来是独立发展的故事系统，后来在流传过程中和范蠡传说拼合在一起。此说可从。 [18] 关于《史记》所记范蠡晚期经历，学者久有质疑。如苏时学从时间上否定了范蠡更名鸱夷子皮做齐相的可能性（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01页），清代梁玉绳更直指第范蠡救子事为子虚乌有（《史记志疑》）。因此学者或认为《史记》所记“多半为司马迁搜集民间传说所得甚至是演义”。见宋春光：《范蠡:被塑造出的理想人物——以〈国语〉〈史记〉为中心》，《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2期。 周郢，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研究员。 “书目文献”约稿：凡已经公开发表有关文献学、古代文史相关文章，古籍新书介绍、文史期刊目录摘要等均可。来稿敬请编辑为word格式，可以以文件夹压缩方式配图（含个人介绍），发到邮箱njt724@163.com。感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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