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秋石 20年前，我于近现代尤其是近代档案思想的整理花了一些时间，并先后在《近代史研究》、《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档案与建设》、《北京档案》、《档案与史学》、《浙江档案》、《档案管理》、《档案天地》等刊物发表了一组文章，因此还受到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档案局副局长、中央档案馆副馆长、中国档案学会名誉会长刘国能先生的肯定和鼓励，他不仅在新著《系统论——中国档案事业体系》一书中引用到其中的内容，还给我赠书并来信说明相关情况；著名档案史专家王金玉教授生前还特意将手头的资料寄给我，并写信希望我对中国近代档案思想与学术史作一番系统的整理，他还亲赴武汉与我谈到新编档案事业史的愿望；著名档案学家陈兆祦教授、四川大学黄存勋教授、上海大学潘玉民教授、吉林大学孙瑞教授、武汉大学张煜明教授等都对这种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丁华东教授、张会超博士等不少学者还在后续的研究中著文引用。这表明，进行这样的整理工作对档案学科的基础建设还是很有意义的。 我对近现代档案思想的考察是将其视为档案传统与档案事业现代化之间的“过渡期”来把握的。中国档案事业的专门化，即从古代档房→近代档案馆的转变以及早期档案学的萌芽，不是仅仅因为“八千麻袋”事件就可以铸成的，它与中国社会近代化相伴而生，具有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人文因素。这一时期，由于中西两个方面的见识，一批学者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对古代档案文献的损毁原因开始了理智的反思，对未来专门的档案馆事业开始了认真的策划。朴学的倾向、现代史学科学化对档案作为新材料的兴趣和要求（向兰克史学的仿效）、内阁大库档案的遭遇、“公共心”的觉醒、外国专门档案馆事业的见识等因素，一起促进了我国档案馆事业的专门化和近代化。反过来，档案价值的空前认识和档案整理的实践又深刻地影响到当时的学术。我认为，这一时期关于档案的思想，不仅对档案事业现代化目标的确立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还为二十一世纪的史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因为是“资料长编”，所以尽可能述而不作，以保证“原料”的特色。我将论文写作中涉及的原始资料按照实践和思想作了简单的分类，如此既可以显得简明，又可以灵活地容纳更多的人物，并使资料初现一个系统，然后有望形成《近现代档案思想》。需要特别指出的还有两点，一是我在这里严格地区别了“档案史料”和“史料”，而不是名为“档案思想”，实则“史料思想”；二是所收录的人物还不全面，尤其是很多民国档案专家的思想还没有纳入，这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思想更适合放入《档案学术史》中。 
相关事迹： 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曾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玉牒纂修官，接触大量档册，重视档案搜集、保管与利用。曾在清廷红本库两次遭遇火灾后，以艰辛的努力搜集到大量珍贵的原始档案。从事“全档子”汇纂。效法司马迁“仕则幺由石室金匮”，他参加国史馆重修《清一统志》，利用档案补证西北史地记载中的舛误。 相关思想与主张： “尊史”是其重要思想，档案观即由此生发。认为“史之外无有语言，史之外无有文字”。他上承章学诚“六经皆史”的主张。认为“掌故不备，则无以储后史”，故档案史料丰富，是“太平文致”、社会文明的标志。认为档案工作非常重要，并以身处档案之区“能见档册，能考档册”为“其福甚大”。认为掌管国家档案典籍，是执行褒贬人事职权的社会喉舌，应成为社会的忠实代言人。 相关著述： 《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上大学士书》《庚辰大礼记注长编序》《尊史》《古史钩沉论》《怀宁王氏族谱序》
相关事迹： 浙江上虞人，著名古文字学家、文献学家。他对抢救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功在头筹。1909年，在他任职清廷学部二等咨议之职时，恰逢内阁大库库墙倒塌，移所藏档案于文华殿两庑，放不下者“听其露积库垣内。”虽有张之洞（时为学部主管）奏请设学部图书馆收藏，但余下很大一部分将被视为“旧档无用”而遭焚毁。罗氏发现其史料价值并言于张之洞，才使内阁大库档案移至学部管理，幸免于火。 1922年，内阁大库档案已在北洋政府所属之历史博物馆，但并未认真整理。当他获悉这批档案被卖给同懋增纸店后，即以三倍的价格（12000元大洋）买回，再次使档案幸免于难。罗氏两次救档，在学界甚受好评。徐中舒称为“两次保管内阁档案之伟绩。” 他还组织对这些档案进行细心的整理，编成《史料丛刊初编》十册。 另，自1902年在刘鄂处初见甲骨拓片，便多方搜集并整理。从1911-1933年，共完成四种甲骨档案汇编。郭沫若赞其“收集、保存、传播之功”当在第一，而“考释之功亦深赖罗氏。” 他在1936年将留存的珍贵档案献于伪满政府，受到各界谴责。深悉档案的史料价值，以实际行动驳斥“旧档无用”的观点，引导了人们在档案史料价值上的认识，对近代史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他在对档案进行整理后，编纂公布，极大地丰富了学者的研究史料。 相关思想与主张： 认为档案应该助于学术之研究，反对将档案秘不示人的传统。 相关著述： 《史料丛刊初编》《史料丛编》《流沙坠简》《明季史料拾零》《殷墟书契》
相关事迹： 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教育家、史学家。在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中起先导作用。1922年，一面是教育部和博物馆出卖档案给纸商，一面是北大国学门成立不久，对近世史料求之不得。先生斥责出卖档案为“缺乏公共心，”同时着手参与抢救这批史料。他向教育部呈述内阁大库档案的史料价值，请求划拨一些给北大整理。此举被当时的教育次长陈垣先生赞为“用意甚善。”1502麻袋档案虽历经周折，终因他的奔走移至北大。他召集沈兼士、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讨论整理方案，使整个工作有步骤有计划的进行。 他对学界人士搜集、整理、编纂档案方面的努力给予热情鼓励，对刘复、王弢夫等在档案文献方面的辛劳“感激不尽。”关心档案整理的分类等技术问题，使北大的档案分类方案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科学性，成为我国档案分类研究的开端，也可以说引导或滋养了我国早期档案学的萌芽。 相关思想与主张： 认为档案是历史研究中最应受到珍视的直接史料，“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核出来的。”他对旧史撰修不重视档案的做法表示不满，以为“史料愈间接愈不可靠，”“坚定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中”，因为“历史中直接的材料和间接的材料有很大的分别，”而惟有借“档案知道一事之直接的记载。”认为民国初修清史而不充分利用清内阁大库档案，就是一个很大的失策。他希望能从重视档案入手“开些以后能注重直接史料的风气。” 主张著史与保档相结合，希望建成大规模专门性质的档案馆。他认为“当时之简”与“勒成删定之书”要加予并重。他痛感“吾国史书不可谓少，但其所根据之材料，皆散失不传，无由比照勘对，良为可惜。”强调要迅速革除“轻视史料，无意保存”的陋习。他对“各国皆有大规模之档案馆”十分羡慕，倡导建立专门的档案收藏保管机构。但他反对凡文皆档和凡档必收，主张进入档案馆的文献应经过认真的鉴别挑选。甚至认为历史上的档案之所以散失，也有“数量太多到无法保存”的缘故。他认为档案馆应是一个科学有序的保藏档案的地方，若仅以“堆积”、“秩序凌乱”以致无从翻检，则失去意义。 提出档案开放利用的主张。他说整理档案的目的，一则在于更好地保管这些档案原件，二则在于“公布于世，以副众望。”他反对将档案垄断为少数人或个别机构的做法。他介绍西方档案馆在“慎重保存”的同时，“常对学者开放，以资研究”的做法。故宫博物院文献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一开始便建立起与学术紧密结合的模式，与先生的设计是有很大关系的。 相关著述： 《明清史料序》《蔡元培史学论集》
相关事迹： 江苏武进人，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参与明清档案的整理和研究。 相关思想与主张： 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特刊上撰文宣传档案在史料中的独特价值。 档案为“最初未经文人笔所点窜者”，“不加裁剪者为多存旧文，弥可宝贵。”认为八千麻袋档案，辗转流失，“乃出近世无知军阀之手。”认为不重档案的保管是当时中国不如外国之处。“史书直可称之实录稿本，犹之现在整理档案，在整理之前为档案，既整理后则为史书起居注等之稿本。” 对蒋廷黻、姚从吾所介绍之欧美档案馆颇感兴趣。他以外国及我国历代史料收藏作比较，“见档案之重要，惜从前无人注意及之”。 相关著述： 《史与史料》《中国历代史料之来源并拟现代可以收集之方法》《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清太祖起兵为父祖复仇事详考》 注：引言略有改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