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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沉吟先生 匪神之灵，匪几之微。如将白云，清风与归。远引若至，临之已非。少有道契，终与俗违。乱山乔木，碧苔芳晖。诵之思之，其声愈希。 “然苦心形容，易至浸滞，何能独立物表，与化为徒哉！故进之以超诣。”（杨振纲《诗品解》）首先是何为超诣？杨廷芝《二十四诗品浅解》解释为“超，卓也。诣，进也。”孙联奎《诗品臆说》中诣则作造诣解：“超诣，谓其造诣能超越寻常也。”“超越寻常”即为超诣之旨，因此超诣指的是一种独立物表、超脱尘世的艺术表现手法。再进一步，也是一种人生指向与情趣。匪神之灵，匪几之微。神为心之神。几，同“机”，天机。微，奥妙、玄妙。灵莫灵于神，微莫微于几。“匪神之灵，匪机之微”，则又非心神之灵、天机之微可达，而是更加高远精深，神不得以擅其灵，机不得以显其微。那么什么可以擅其灵、显其微呢？这就要看下两句：如将白云，清风与归。如将白云，清风与归。如白云、如清风。白云清风，皆高妙清淡之物，将白云而与清风俱归，则飘然无迹。归哪里？孙联奎《诗品臆说》：归者，归太空也。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岂不更超妙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归于极致者，唯有自然，而最自然者，莫如白云清风之属。因此“如将白云，清风与归”正是拟议超诣之境，讲述像清风、白云之回归太空，绝非任何人力所能达到，而有不可言喻之妙。远引若至，临之已非。远远向这种境界行进，似乎已经快要到达，然而临近一看却又不是，实际并无途径可通。“其超妙也，如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即……远引若至，犹言似可摹仿；临之已非，犹言究竟不像。”（孙联奎《诗品臆说》）灵感似乎已近在咫尺，抓在手心，但伸手出去，却如清风从指尖流走。这种感觉，相信大多数写作之人均深有体会。少有道契，终与俗违。因“远引若至，临之已非”这种可遇不可求的感觉，非人力可以致，所以求之于人则不宜谐俗。其先天之本性需合自然之道，即有那么一丝“道心”，有那么一丝悟性，方可达致超诣之境。正如《臆说》所言：不涉理路，不落言诠，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而言中之理，挪移不动，方是妙品。一落言诠，便不超逸；不超逸，便与俗近。乱山乔木，碧苔芳晖。以境喻之，出于天然。如乱山巉岩，乔木森森，皆属超诣之境，如碧苔之一片清蓝，芳晖之一团秀媚，交相映衬，亦是天然胜境。乱山巉岩，超也，而乔木干霄而上，直接长空。则超之至。碧苔乱缕，诣也，而芳晖竞户而入，不留余地，则诣之极。正如《臆说》所云：“木在山上，超矣；又乔木在乱山之上，更超矣。碧苔，妙矣；碧苔而映以芳晖，更妙诶。”诵之思之，其声愈希。生活在清静超脱的山林丘壑，口诵心思皆合自然，有如天籁之音，大音希声，若有若无，这才是“超诣”的境界。正所谓“是境也，口为诵之，心为思之，宜乎其妙可即矣，而其声实为天籁之发，大音之作，愈觉其希微入化而不可求。”“超诣”一品是说超脱世俗一切尘垢，而达到比“虚伫神素”、“妙机其微”还要高出一筹的清高境界。“超诣”是一种艺术境界，更是一种精神境界。例如张端义 《贵耳集》上卷讲：“东晋清谈之士，酷嗜庄老，以旷达超诣为第一等人物。”司空图本人则在《与李生论诗书》中说:“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中国的文学艺术，糅杂了儒家之静、道家之虚、佛家之空，形成了独特的东方审美情趣。司空图崇尚老庄哲学，例如二十四诗品所推崇的美学基调，基本是以道家为主，辅以儒释（主要是释）。二十四品中的冲淡、高古、自然、含蓄、清奇、委曲诸品，其基调都是老庄冲和淡远的精神境界。超诣则在老庄美学的基础上，延伸漫溢出了释家美学中空灵剔透的一面。超脱世俗，涤荡尘垢，透过万象，折射出一片灿烂的星空。因此孙联奎言：讲超诣者，尤易入禅机。释氏并没有刻意构建美学理论体系，也很少正面论述美学问题。然而释教在阐发其世界观、本体论和方法论时，都不自觉地透示出丰富的美学意蕴。元初学者刘埙在 《隐居通议·古赋一》中讲：“老氏之清虚，释氏之超诣。” 即体现出“超诣”与释教美学千丝万缕之内在关联。（方证）轻飘飘拍出一掌，叫道：“任施主，请接掌。”这一掌招式寻常，但掌到中途，忽然微微摇晃，登时一掌变两掌，两掌变四掌，四掌变八掌。任我行脱口叫道：“千手如来掌！”知道只须迟得顷刻，他便八掌变十六掌，进而幻化为三十二掌，当即呼的一掌拍出，攻向方证右肩。方证左掌从右掌掌底穿出，仍是微微晃动，一变二、二变四的掌影飞舞。任我行身子跃起，呼呼还了两掌。（《笑傲江湖》第二十七章 三战）“轻飘飘”三字，如白云、如清风，尽显高妙清淡，千手如来，更具超脱世俗之感。微微晃动间，一变二、二变四的掌影飞舞，则体现出更为超诣之无垢无染的空幻、空寂、空明、空灵以及空静之美。我们讲，从司空《诗品》所体现的思想内容和人格精神来看，是以道家美学为主基调，也有部分佛家思想的色彩，中国传统儒家的分量反而最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是贯穿二十四品的共同特征，它和司空图后期思想是基本吻合的，主要体现了司空图在乱世避身隐居时的生活情景，以及他超越人世劫难、寻求精神解脱的追求。这种心境，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在多有，例如道教茅山宗的创始人陶弘景。与司空图以及其他大多数隐居文人不同的是，陶弘景的避世不是迫于时局动荡，而是主动为之。陶弘景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出身于南朝士族，据传10岁读《神仙传》，15岁作《寻山志》，研习道术，倾慕隐逸生活。齐高帝时，曾任奉朝请。永明十年(492)终于忍不住辞官，隐居茅山，自号华阳隐居。梁武帝立，屡征不出，时以书信咨询，时人称“山中宰相”。陶弘景忍不住当道士的瘾。在陶弘景隐居茅山期间，齐高帝也实在忍不住，于是诏问陶弘景，山中到底有什么好东西？于是陶弘景写了一首诗作答。这首诗就是著名的《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山中到底有什么？倒也实难具体回答，于是陶弘景选择高山中富有特征性的景物——岭上白云来回答。收到了艺术上以少总多的效果。隐士心净无尘，不存纤毫俗念，如白云之高洁。高山之岭的白云，正是山中隐士形象的最好象征。末二句则含蓄表达了作者远离尘俗，不为物累的意愿。全诗之旷达超诣，较孟浩然之“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更多了一份超然物外的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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