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恩斯特·马赫与维也纳的社会科学

我的任务局限于简要地见证恩斯特·马赫甚至在以Moritz Schlick为核心的“维也纳小组”于1922年在维也纳形成之前的影响力之巨大。情况是这样：1918至1921的三年间，我在出生地维也纳的大学上学，那期间马赫的观念是哲学讨论的主要焦点。维也纳整体来说已经对有自然科学倾向的哲学尤其爱护；除了Heinrich Gomperz、Adolf Stöhr——他们的思想有着同样的路线——在维也纳授课之外，还有Robert Reininger，他至少同情对哲学的这样的诠释。我不能准确地回忆起我如何在1918年11月从前线回来之后几乎立即读到了马赫；不幸我在在1919年之后才开始记录阅读清单，而且其中很快就出现了这样一句话：“现在也读了《认识与谬误》（Erkenntnis und Irrtum）”，这表明我在学习的四个月间已经了解了马赫的其它哲学著作。我知道我曾经非常沉迷于马赫的《通俗科学讲义》（Populär-wissenschaftliche Vorlesungen）、《力学及其发展的批判历史概论》（Die Mechanik in ihrer Entwicklung），特别是他的《感知的分析》（Analyse der Empfindungen）。其结果是：我正式注册为法学生的三年间，我把时间均等地分配给经济学和心理学，而我的法学学习倒是次要的了。

我们专注于马赫的哲学的直接原因难说是什么。战争之前几年的情况甚至也许相似。在这方面典型的是，熊彼得（Schumpeter）极为明显地受到马赫的观念的影响，当他在1908年写成第一本书时维塞尔几乎将全部书评用于评估马赫的思想对于社会科学的适用性的问题。我也知道一位当代人士，哲学家维特根施坦（Ludwig Wittgenstein），我的远方表亲，在那些年间认真研究马赫。

Ernst Mach (1838–1916)

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我进入大学的时候，社会科学有一条特殊的理由对马赫感兴趣。列宁抨击了马赫的哲学，而阿德勒（Friedrich Adler），当时奥地利最显赫的政治人物之一，据我的回忆，在他因枪杀Stürgkh部长入狱时期写了一本捍卫马赫的书。因此，在社会主义左翼分子中——在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主义者之间——发生了关于这些问题的激烈讨论。但是这也传播到我们非社会主义者，而且当Othmar Spann，一位有形而上学倾向的经济学家，被任命为维塞尔在维也纳的继任者之后这个题目变得尤为要紧。那个时候我们在寻找反形而上学的论据，在马赫那里找到了，尽管对于我们来说消化马赫的全部实证主义并不容易。

另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是：他被过于明确地利用来支持一种社会主义方案，特别是被后期维也纳小组的奠基者之一纽拉特（Otto Neurath）。纽拉特希望将马赫的实证主义——以一种非常粗略的改造——转化为一种物理主义或者，如他时常所称的，一种科学主义。另一方面，马赫实际上是反对形而上学和含混不清的态度的论据的唯一源泉，所以我们在那些年间努力采取实证主义，显然其中包含很多真实的内容，并且摘取那些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并且清楚地持有大量真理的部分。

从个人观点看，我受到马赫的著作的激励研感知的心理学和生理学——我甚至当时写下了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份研究手稿，最终在30年后成书。实际上刺激我写这份手稿的是我对马赫的现象主义概念的怀疑，也就是纯粹的、简单的感知是我们的全部感官感知的要素。我身上发生了一个类似于马赫根据他的个人经历描述的顿悟：他突然认识到康德的哲学中的“物自体”（“things in themselves”，也有译为“自在之物”）的概念没有任何用处，可以被忽略。我的顿悟是：马赫的感知心理学中的“简单的和纯粹的感知”的概念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由于马赫将如此多的感知之间的关联界定为“关系”，最终我被迫得出结论：感知世界的全部结构来自于“关系”，因此人们可以扔掉在马赫那里起到如此巨大作用的纯粹和简单的感知的概念。但这只是马赫在那些年间在我们的思想上发挥的重要作用的一个例子而已。

人们可以说，对于一个战争之后（1918—19年间）进入维也纳大学的对哲学问题感兴趣年轻人来说，而且他对于正统哲学无法接受，马赫提供了唯一可以接受的替代品。我们确实试图理解Avenarius，但是我们很快就放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如何，我们发现Avenarius很难理解。从马赫出发，道路更有可能通向Helmholtz、Poincaré以及这些思路上的思想家，而且对于那些系统地追寻这条道路的人，像我的朋友Karl Popper，它当然引向了所有当代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

到这里我大概说完了。我只是想说恩斯特·马赫不仅在较为狭窄的自然科学领域，而且特别是在其理论的方法论或者科学性质比自然科学松垮得多而且有更加强烈的要求澄清科学究竟是什么的学科中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这与马赫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符号没有什么关联；我应当说纯粹偶然的环境导致了这样的事实：后来，在我要离开维也纳的时候，在1929年就成立了的“恩斯特·马赫学会”取得了某种政治色彩。无疑其成员大多是社会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政治上积极，尽管这是Dollfuss政权下它遭到镇压的原因。（文章由彭定鼎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