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跨界思维和跨界领导力——跨界领导力研究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作者：奚洁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首任常务副院长、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领导力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跨界，主要是指个人、组织或事件，在横向上是对于不同元素、学科、专业、组织、行业、领域、界别和文化的交叉、跨越、重组与合作，如跨界音乐是组合了不同形式和风格的音乐；在纵向上是对一系列的环节、阶段的超越和整合，或者是对自身所处境界的提升和超越，以及社会发展历史阶段上的转型或跨越等，如跨界设计是从产品概念设计到品牌包装策划等一条完整的设计产业链。所以，跨界是不同元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交叉、渗透、融合和再造，由此产生出一系列创新性成果，或者是事物的不断产生、发展及新事物产生过程中必然发生的跨越式现象。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信息社会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在我们这个快速发展变化的创新时代，跨界现象无处不在。然而，我们对跨界的研究和自觉地利用却非常有限。因此，研究跨界、跨界思维和跨界领导力，是领导学界一项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任务，是一个十分具有吸引力的重大课题，是一种具有重要开创性意义的学术使命。 一、跨界是时代的需要与社会进步的力量 界，一般是指事物质的规定性及其内涵外延的界限划分，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必要根据。所以，它是客观世界存在的一种状态，同时也是作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和认识的概念、范畴之要素。然而，事物的发展，特别是从一事物发展到另一新的事物，又往往要突破原有的边界。同样，人类思想的创新，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也正是在不断地突破原有思想观念边界的进程中得以实现的。因此，有界与无界、守界与跨界的并存和交替是客观存在的，也是自然界、社会以及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现实生活中，跨界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当人们将互联网和金融产业融合钩稽的时候，这是产业形态的跨界当微信也可以开网店的时候，这是产品销售的跨界；当京津冀合作处理大气污染问题的时候，这是行政区划的跨界；当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需要不同界别的群众共同参与，需要部门间行政职能的跨界与合作的时候，这是人才的跨界。其实从学界到政界，从政界到商界，从军界到政界、商界，从中高级领导机关到基层，从基层领导逐级提升到县、市直至中央机关任职，这样的跨界领导者就更多了，而且跨界交流、异地任职正在成为中国领导者培养与成长的重要路径和制度性安排。 跨界，是一面多棱镜。从领导学角度看，它是一种新的领导理念、领导能力，是世界领导力发展的一种新趋势，人们把跨界领导力置于国际领导力未来发展的七大趋势之首。 另外，随着社会转型及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利益群体与思想文化的日益多元化等社会环境新的深刻变化，许多社会事件和问题的处理变得更加艰难而复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交织与胶着状态时有发生，甚至一些问题的性质与边界常常难以区分、界定。我们往往已经无法用普通的零和游戏的规则去简单折中，很难再按照传统边界划分和用固化的思维方式来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迫切需要有新的理念、模式和方法，以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对挑战，这就促使一连串新的理念——跨界、跨界思维和跨界领导力应运而生。 然而，我们所依存的国家组织机构及其社会组织状态还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其特点是高度的专业化、部门化、标准化，各种边界十分清晰，甚至科层结构的组织边界趋于硬化、僵化状态，加上官僚主义相互推诿的文化环境，共同成为保守性、低效率的土壤。我们的社会管理观念与思维方式似乎还停留在马克斯·韦伯所创立的社会学说及管理理论阶段。 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了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别是当我们已经明显地感觉到跨界现象无处不在，已经认识到再局限于固有的有形的和无形的边界，固守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管理理论将无法应对现实中各种严峻挑战的时候，我们应该立即觉醒起来，坚定地把树立跨界理念，培养跨界思维，提升跨界能力，造就大批跨界领导者，看作我们当前迫切需要做的一件正确的事情，并倡导和影响更多的有识之士与我们携手同行，因为这是顺应时代潮流、回应现实的需要。 二、跨界思维是一种创新型的思维方式 什么是跨界思维，它的性质、内涵和特征究竟是什么？目前尚无定论。有的把它看做是一些相对应的不同思维范畴的有机融合和运用，如分析与综合、归纳和演绎、形象与抽象、聚合与发散、科学与艺术、逻辑与情感等思维方式的交叉、组织与重叠；有的把它看作是一个思维“大仓库”，认为跨界思维包含了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网络思维、创新思维、模糊思维、综合思维等，几乎涵盖了关于思维的全部内容，应有尽有。这些观点也不无道理，因为跨界思维就是各种思维的交叉跨界与组合运用，确实与这些思维方式有一定的相关性。但这样一来，跨界思维变成了一个无界的、不确定的对象了。如果跨界思维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没有必要的性质界定，没有相应的外延边界，没有视角定位，没有坐标维度，没有自己的基本特征，也就变成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了，又怎么进行研究呢？ 因此，笔者认为，既然跨界是一种革命的理念，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物质力量，那么跨界思维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创新型思维。创新包括原创性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和集成创新等不同性质与表现形态，但背后却有着共同的创新思维的规律。凡是通过跨界的理念和途径产生的创新，大体具有三种创新思维类型，简称为“一线”“一网”“一台”。 其一，“一线”，即串联型思维方式。主体通过某种媒介“这条线”，从此界进入他界，或将不同界别的东西串联起来。这个媒介可以是某些问题、某种资源、某个目标、人们的某种需要，这种媒介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精神性的，甚至是将两种本来不相关的东西，通过想象找到它们的结合点，从而产生出创新性成果。正如2013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弗朗索瓦·恩格勒特所说，“用创造力超越眼见的世界”。所以，串联型思维也叫导向型思维，是问题导向、资源导向、目标(结果)导向和价值(需求、顾客)导向等。这不仅在科学发明中是常有的，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同样如此。人们可以凭借某一种资源或者元素，比如资本，进入不同的产业、行业和其他市场领域；又如，可凭借一种专业知识或专业能力，数学、历史、哲学、艺术和IT技术等媒介工具，进入不同的研究与实践领域，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可以为不同界别的广大观众所接受，进入他们的心灵；再如，一种信仰、一种思想观点，也可以成功跨界。列宁有句名言：“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是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这里的主要元素有两个，一是信仰，二是音乐，两者都是跨界的媒介。一种契合社会需要的理念或行为方式，也会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各个领域和界别。如，格林利夫于1970年提出了服务型领导的理念后，在诸多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中国学者甚至认为，服务是当今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思维方式和工具，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因。服务推动改变着传统的产业形态之结构、模式的转型和发展，并重新界定了种植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概念，将它们称为服务型种植业、服务型制造业、服务型服务业，并预言服务型社会的来临。2012年，斯坦福大学的哈素·普拉特纳设计学院提出一种名为“设计思维”的理念后，设计的理念和工作方式，获得了各界的认可，成为企业高管、教育界人士、科学家、医生和律师的一种时尚，为越来越多的领导者所认同，成为他们追求的新的领导理念和领导方式。近年来，欧美正风行让商学院的精英去设计学院选修课程，甚至推出“忘掉商学院吧，如今求学要去设计学院”的广告语。显然，这不是一般的跨专业知识的学习，而是思维方式的革新和训练需求的表现。因为设计思维是一种问题导向、未来导向和目标导向性很强的服务型、创新型思维，是一种具有鲜明的前瞻性、整体性、协调性的跨界思维。 其二，“一网”，即网络型思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网络型思维不等同于互联网思维，只是包含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思维概念与思维模式。网络，是点与线的连接，并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即网状结构。在这种网状结构中，线是连通点与点之间的纽带与通道。有的点属于纽结，是多条线的结合处；有的点处于整个网的中心或片区内的中心，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发射力、影响力；有的点属于终端，既是接收者，又可以通过网络通道，在网络范围内传递各种信息、信号，享有某些权益。这个网络，既有实体的，也有虚拟的。一是组织网络，包括社会上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如党派、工会、妇联、共青团，各种社会组织与团体、宗教团体，这些组织大多是跨界的。通过这些组织，其成员可从不同界别那里获得信息和整合资源，并拓展关系。二是人际关系网，俗称“圈子”。根据人际关系学原理，人际关系网从纽带上可分为：亲缘关系，即以血缘为纽带的亲戚关系网、宗族关系网等；地缘关系，即以居住地、出生地、籍贯以及就业单位地域相近等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网，如同乡会、邻居、社区公民；业缘关系，即以各种事业或相同、相近经历为纽带的关系网，如行业协会、商会、同事(老同事、老领导、老部下)、同学会(校友会)、“插友”(老知青)、“战友”(退役军人)、“海归”；各种跨界的“文化圈”，即以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观念、兴趣爱好或生活方式、文化行为为纽带的人际关系圈，如票友、车友、牌友、渔友、微信圈、粉丝圈等。可以说，社会愈是多样化，这种文化圈就愈发达，跨界交流的机会就越多。三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虚拟网络，它是新型的互联网思维方式及其跨界整合的理念和行为模式，同时也是一种跨界的技术支持工具和运作平台。 网络型思维的要旨，是通过自己建立和扩大、完善或参加、借助已有的组织网络、各种“圈子”去实现跨界联络、互动和资源共享。我们认为，正当和适度地依靠、运用和发挥上述组织优势的人际关系网、文化圈，以及建立销售网、开设连锁店、设立会员制、加盟某种商业模式等，都属于运用网络思维实现跨界联动的较典型、成熟的案例。 其三，“一台”，即平台型思维。平台，首先是技术平台，是指一套完整的、严密的服务于研制开发产品的物质设备、系统软件、技术标准及相关文件等。在技术平台上，是不同专业技术人士的跨界合作，有时还是跨文化合作，是中外科技人才共同研发产品。其次是业务平台，主要是指行业知识积累、业务解决方案、管理流程规范与质量评估标准，以及模式推广应用等较完整的业务运行机制。它更是一个管理平台，是一线员工、专业技术人员、专业运行部门以及不同层级管理人员的跨界合作。再次是社会公共平台，包括公共服务平台、社会沟通平台、资源共享平台、质量监督平台等。它的性质特点是公共性、公众性和公益性，其机制一般是由政府、企业界和其他公共团体(基金会、志愿者等)共同为社会各界提供一个可以平等交流或共享资源的窗口、舞台或场所，是政界、商界和社会各界跨界合作的机制与平台。一般地讲，公益性项目是完全由政府包揽的，效果都不佳，必须实行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和社会参与的机制，所以它鲜明的特色和优势是大幅度地跨界与融合。最后是国际性的公共平台的参与、利用和搭建。这是领导者处理国际事务及展现外交能力的平台，也是一个国家拓展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跨界平台。 平台，现在有了很多延伸的含义。一是指环境。一瓶可乐，在超市卖3.5元，在五星级酒店卖到60元，这是说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场所价值不一样，环境很重要。因此，跨界就是选择好的环境、好的发展平台。二是指机遇。机遇常常是人生和事业实现跨界发展的好机会，大的历史机遇或人生中的某些重要机遇，会改变人们一生的命运。因此，跨界就是善于发现和利用机遇，找到自己快速发展的平台，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借势发挥。三是指氛围，即软环境。城市精神、城市文化就属于软环境。“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讲人要善于选择良好的朋友圈、文化圈。因此，跨界就是选择有利于实现自我超越和提升人生境界的社会文化土壤。总之，实现跨界发展，就是要善于寻找、发现、利用和创造理想的发展平台。 平台型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其要义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方面，充分利用他界已有的平台发展自己。这既可以降低开发的成本，提升发展效益，又方便整合资源，增强发展的综合实力，还可以拓展表演的舞台，扩大影响等。另一方面，研发和搭建新的技术平台、业务平台和公共平台，既做强自己，也服务他人，并引领同行或社会。我们要特别重视搭建思想交流和科技创新的平台，促进跨界交流与科技创新，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渠道和机制。美国有一家基金会，多年来通过搭建科学思想交流的平台，有效地促进了科研项目创新，甚至其最高宗旨是搭建推进获得诺贝尔奖的科技创新机制。然而它的做法很简单，每年在全美遴选20位年轻科学家，在一起轻松地生活两周，相互自由交流核心理念、科学观点，结果很成功。另一个案例是，以色列家庭，每个礼拜五太阳落山以后，人们就不工作了，一家几代人聚集在一起，就某一件事或某个问题做不同的诠释和解读，通过交流，体验分享不同年代和角色的人独特的信息、视角和方法，以开阔眼界、启迪思想，培养创新意识，这也是犹太人传统的创新精神的重要文化机制。所以，平台思维还可以渗透到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从小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 线、网、台三种思维方式，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常常交叉、重叠和交融的，作为创新型思维是有机统一的。 三、跨界领导力是一种富有魅力的新型领导力 关于跨界领导力概念的界定，同样尚未有准确定论，国内译文也有多种。目前国内已有的一些关于跨界领导力的研究成果，大多从领导力的具体组成上展开论述，比如前瞻力、转换力、沟通力、整合力、协调力、创新力、战略领导力以及提高情境智商等综合素养。跨界领导力虽然包含了上述诸多领导力，但不是简单地等同或组合。从思维方式角度看，正确地运用上述线、网、台等跨界思维方式，实施有效领导的能力，叫做跨界领导力。从价值取向角度看，跨界领导力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整合、创新、共享为核心价值取向的新型领导力。从逻辑上说，包含三个方面的路向。一是对进入新界(他界)的适应和引领能力，包括理解、转换、融合、渗透、倡导能力，以及对于进入本界别的他界的思想、人才、资源的开放、包容、同化和再造创新能力。二是进行平等对话、协商、合作、服务和共享共赢的能力。三是自我转型、修复和不断自我完善、革新超越的能力，这里的自我包括个人、团队、组织、民族和国家，甚至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形态。 跨界领导力有许多具体形态，在尚无明确统一分类标准的情况下，我们不妨从下面四个典型案例分析入手，看其不同的类型。 案例一，美国作者尼克·洛夫格罗夫在2013年9月《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Triple-Strength Leadership》一文，讲的是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南印度遭遇水资源消耗危机，受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反对。由于聘任了具有政府、企业以及处理公共事务等跨界经历和经验的项目主管杰夫·海明，通过有效地协调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三个不同界别之间的关系，顺利化解了危机，并获得三方的高度认同与支持。这是指能在商界、政界和非政府组织等不同组织和界别之间进行有效沟通协调，最后解决问题的领导力。 案例二，杰克·韦尔奇的“无边界管理”理念与实践。韦尔奇打破GE内部严格的组织管理边界，在并不取消和打乱原来组织边界的情况下，将战略、环境、规模、技术和人员这五个要素实施无边界的跨越和组合，依靠一种扁平化的组织模式和无边界的沟通方式，实现跨边界的资源流动和要素整合。这种跨界领导力，就是通过在组织内搭建新的跨界管理的网络和平台，以实现有效管理的领导力。 案例三，被西方企业界誉为21世纪企业管理圣经的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通过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等五项管理技巧的修炼及运用来推进组织创新，提升组织的群体智力。毫无疑问，这种创新转变和自我超越，是又一种跨界领导力的类型和表现。但《第五项修炼》只着重于组织系统内部或组织自身整体的跨界与超越。因此，笔者认为还需要有第六项修炼，即实现组织同外界别之间的跨界互动，以实现更大领域和范围的自我超越的跨界领导力修炼。 案例四，2014年5月下旬闭幕的上海亚信峰会(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最初是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1992年10月的第47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上首次倡议的。本次峰会已经有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负责人或代表与会，其中有11位国家元首出席，也许这是当初纳扎尔巴耶夫所始料未及的。峰会通过的《上海宣言》，强调了在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应有边界的前提下，提倡成员国之间的跨国协作和信任，要“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自愿“推进跨文化、文明、信仰间的广泛对话，鼓励彼此包容、相互借鉴和理解，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是区域跨界合作的大平台，也展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领袖和外交家的跨界领导力。 由此可见，从跨界理念、跨界思维和跨界领导力的初步研究及社会各界的积极回应和高度关注的情况我们不难预见，围绕跨界领导力问题，未来领导学发展将出现四个新的趋势：一是跨界领导力作为富有魅力的新型领导力，对它的研究将成为领导学研究的新领域、新亮点。二是跨界思维作为创新型思维方式，势必将成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建设创新型组织、创新型政党、创新型国家和社会的新工具、新方法。三是培养造就大批的跨界领导者，必将成为领导教育、领导者选拔任用的新任务、新途径。四是跨界领导力研究，不仅是领导学界的重要使命，也必将成为非领导学界学者的热门话题和积极参与的新大陆、新舞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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