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英烈，魂归何处？

惊涛拍岸849 2023-03-14 发布于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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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谁主沉浮？》“国民党八年抗战”41

汪瀛汪永益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扬威异域，但最终以失败和缅甸陷落而告结束。为何如此？叶伯梁在《滇缅军势检讨》归因为：“国军入缅，时限所迫，又以天时不利，时当盛夏，暑雨连绵，瘴疠丛生，病痛者多，地利不熟。”“人事欠和”“敌握先知，交好缅僧”“敌大胆握战略眼”[1]等客观原因。1944年9月18日收录于赵学渊《中华民国驻印军缅北作战概况》的《中国驻印军缅北作战的经验教训》，则归结为“森林战法”“防敌埋伏”“防树上敌”“防敌假冒”“人人自卫”“曲射炮实用”“训练重于作战”“物质胜于精神”“补给、运输之重要”“卫生与精神之影响”“注意方向”“开辟道路”“提高下级干部能力”。[2]这些避重就轻、不痛不痒的总结，让那些血洒缅甸的抗日英烈，魂归何处？

从深层次看，中国远征军失败的原因，既与中、英、美之间有关全球战略目标的分歧和中英之间有关具体战略目标的分歧有关，也与英美对远东殖民地看法的分歧和对中国态度的分歧引发英美矛盾与中英矛盾尖锐突出有关，还与盟国指挥系统混乱、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中的失误、英军与中国远征军没有获得缅甸民众广泛支持等因素有关。

第一，中英在联合抗日上的矛盾与斗争。

前文已述，中英联合在缅甸抗击日军侵略，一开始就是同床异梦，南辕北辙。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昆明和滇缅国际交通线畅通，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保卫滇缅路的咽喉——仰光海港的安全。然而，英国一开始则将中国远征军作为保护自身在远东地区利益的棋子。

英国邀请中国军队入缅抗击日军，真正原因与动机是迫于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失利和挽救远东大后方危机。1941年春，英国邀请“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到缅甸、印度、马来亚作军事考察，提出中英共同防御意见草案，到1941年5、6月间正式送交给英方已长达半年之久。然而，据中国远征军将领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在这长达半年多时间里，“英方对中英共同防御计划既未着手准备，亦未同意中国远征军事先入缅布防。多次中英会谈中，英国方面一直坚持它的错误判断，着重要求中国在车里、佛海布防，始终不愿讨论中国远征军入缅布防问题，以致中英共同防御计划未能及早准备。”[3]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英宣战，中国远征军第5军、第6军随即动员入缅远征作战。但“英方表示第5军及第6军主力暂时毋庸入缅”而停止，一直延误到1942年2月16日，再行动员入缅甸作战。叶伯梁在《滇缅军势检讨》中明确指出：因英国猜忌“缓我入缅，坐困数万国军于龙、碗国门，致未能握作战准备之先机、战地、战器等。直至敌陷仰光，近东瓜，局势阽危，始允国军援缅。时泰北、景迈敌已集中数师团之兵力，先处战地，以逸待劳矣”，[4]使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抗日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曾有一个苏格兰人气愤地说：“英格兰人的国策是：远东殖民地宁可丢给敌人，不愿让与友邦”。[5]如此，焉有不败。

第二，屈服英美，放弃远征军指挥权，

蒋介石当时是中国战区总司令，可是联合军统帅部并未赋予蒋介石在缅甸作战的指挥权，中英双方亦未就此点达成协议。蒋介石虽不甘心，但屈服于英美压力，不得已“下令中国远征军归英方指挥”。[6]蒋介石为夺回中国远征军指挥权，曾调遣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史迪威来腊戍以夺回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然而，英国则改派亚力山大来接替胡敦继任英缅军总司令。几经斗争，蒋介石被迫让步，给史迪威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他归亚力山大指挥。“从此史迪威就以中国故区参谋长的身分，卑躬屈膝于亚力山大之前，使中国远征军完全听任亚力山大的指使，并派出他的亲信深入到中国部队中，监督执行亚力山大的错误指示。最后他和罗卓英两人丢下大军，只身逃往印度，造成中国远征军的惨败。”[7]同时，在军事指挥权争夺过程中，“英军亚力山大、美军史迪威、我军参谋团，皆为我部队指挥枢纽，系统频烦，莫知所适。夫军机瞬息万变，安能自我迟制，陷指挥权于不灵活耶？” 如此，焉有不败。

第三，中国远征军不少将领腐败无能，忽视缅甸人民的力量。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英勇作战的业绩自然无法否认，也否认不了。但远征军所存在的军官贪污腐败等一系列问题也无须回避。据曾担任过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总司令的宋希濂回忆，1942年，中国远征军组建之初，“就有许多空缺，入缅时各级部队长就已冒领了许多钱。及到战争失败，许多下级干部和士兵都病死、饿死或被敌人打死以及逃散了。正当入缅军丧师辱国，举国震动，士兵的亲属得到噩耗，悲痛万分的时候，入缅军的许多部队长和军需人员却是充满了愉快和欢笑，因为他们可以大捞一把，领来的大批外汇再也无须发给那些死人了。死的逃的愈多，对他们就愈有利，他们就愈高兴”[8]。中国远征军主要将领罗卓英，虽然明知远征军作战目的，但为了达到获得美国装备和升官发财，一到缅甸就投入史迪威的怀抱。“他丢开腊戍门户而不顾，坐视腊戍危亡而不救，并且同史迪威一道，丢下部队，只身逃往印度。”“甘丽初逐次使用兵力，对当面之敌始终不明；陈勉吾放开正面，回避战斗；新编第28师、新编第29师均系康泽的别动队改编成师，毫无战力，一触即垮”。[9]还有入缅作战的远征军，“部队一到腊戍，许多部队长及军需人员就以大量的外币（当时入缅军都是发的缅币卢比）购买布疋、化妆品、高级食品（如饼干、咖啡、牛奶、白兰地酒等等），一车一车地装到昆明出售，获利十倍到二十倍”[10]。因此，尽管部分远征军将领与广大远征军士兵英勇奋战，也无法挽回最终失败的命运。史迪威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后指出：“我们从缅甸逃出来，这是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出原因，然后打回去，收复缅甸！”[11]

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及中国远征军，不关心缅甸国情，忽视缅甸各族人民长期遭受英国殖民统治和奴役而要求民族独立自由的强烈愿望，从而使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对日作战中没有获得缅甸广大民众的支持。当时，缅文报主笔宇克孟在谈及中国远征军时曾明确表示：“缅甸人不愿做亡国奴，无论日本用什么方式都打动不了缅甸人，缅甸人真城欢迎中国军队”“我们一家三口都在抗日，我用笔，儿子用枪，我的太太每天为国运而祈祷。”为此，宇克孟曾写过不少赞扬中国远征军的社论，反映缅甸人民的心声。然而，“蒋介石为了讨好英帝国主义，对于缅甸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毫未表明态度，更谈不到支援缅甸人民。于是缅甸除先进分子积极支援中国远征军抗日外，一般都抱着观望的态度。而反动党则为日本所利用，甘作缅奸，到处进行破坏活动。同时缅甸人民普遍仇视英军，遇机即杀，造成当时缅战中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12]同时，日军还注意充分利用缅甸人崇信佛教这一基本国情，“交好缅僧，暗中策应，为治安、为扰治安之工具。”[13]比较中日双方在缅甸作战策略，谁优谁劣，不言自明。

需要指出的是，据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国远征军随着当时情况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和三种不同任务，不同作战地区的组织。第一阶段，自1941年12月11日中国军队动员入缅开始，至1942年8月败退。这一阶段，属于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指挥范围。这里所说的远征军入缅作战，是指第一阶段的作战。第二阶段，始于1942年8月，终于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投降。这一阶段，可以概括为准备反攻及打通中印公路（亦称史迪威公路）时期。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后退入印度的那部分远征军改称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简称“驻印军”或“中国驻印军”，由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史迪威兼，副总指挥郑洞国（前为罗卓英）；另一部分远军退至本国境内怒江东岸，连同以后新增加的部队，到1943年春重新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司令长官为陈诚，继任卫立煌，副司令长官黄琪翔。

严格地说，第二阶段远征军作战，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远征军入缅作战了。从1942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出现了转折。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取得中途岛战役胜利后，对日军的反攻不断增强，日本与南洋的海上效能线被切断。而撤退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既陆续获得从国内空运军队的补充，又全部获得美械装备，先后成立了新一军和新六军。1943年春，中美工兵部队自印入缅修筑中印公路。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侵缅日军实行反攻。经过一年多英勇顽强的连续作战，中国驻印军终于赢得了胡康河谷战斗、孟拱河谷战斗以及密支那、八莫等战役的巨大胜利，并乘胜向滇西畹町推进。从缅甸撤至滇西的远征军，经过整顿、补充和训练，于1943年4月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下辖第11、第20两个集团军和直属第8军，并得到了美械装备。1944年5月远征军强渡怒江开始反攻，激战8个月，连克腾冲、松山、龙陵、芒市等重要城市，于1945年1月下句与中国驻印军在畹町会师。历史上亦称之这“滇西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