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良：“我是一个手艺人”

此文是王锡良老先生82岁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节选，从这些质朴的语言中，我们可以了解这位见证了百年巨变的瓷胎巨匠的德艺双馨和高风亮节。

一丶谈回不去的故乡谈母亲

王锡良：我今年82岁，65岁时从部陶研所退休。我是安徽黟县人，但出生于景德镇，老家没什么人，只有两个外甥。我平时很难得回去，只在去年以私人身份去西递看过一次外甥，当天就回来了。所以，从真正意义上来讲，我是景德镇人，对景德镇非常熟悉，也很有感情。我父亲是瓷业工人，在旧社会替人看色(选瓷)，比较清闲，所以就经常赌博，不太顾家，这就苦了我母亲。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她是乐平人，虽然不识字，但很能干。她一共生了14个孩子，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是在不停地生育中耗去的。我13岁时，尽管我在厂前小学读公学(御窑厂附近)，成绩很好，但母亲认为应该去学手艺，以后能有一碗饭吃。

二、谈师傅谈师傅的徒弟李进

王锡良：我很幸运。因为师傅是自己的亲叔叔王大凡，当时一家人住在一起，也不需要有什么拜师仪式。叔父是14岁从安徽黟县过来学徒的，他小时候读书不多，是靠自学成才的。他成名后，用在读书上的时间甚至比画瓷器的时间还多，所以他有很高的修养。叔父因为自己的经历，所以在授艺上也比较开放，一直都是让徒弟自由发挥，并不拘泥地要求要按他的作品学。他是一个好老师。叔父王大凡是“珠山八友”中的一个，专攻人物的，所以我也是以画人物为主。叔父在陶瓷绘画、艺术修养、为人等各方面都相当优秀，我们想要赶上他很难，甚至不太可能。叔父也非常谦虚，他画了一生的瓷画。前面我说了，我们比他差得远，但他在看了我从黄山写生回来的东西后说过这样一句话，“可惜我现在老了，要不然也跟你去学学写生。” 解放后，叔父进了部陶研所，并在这里度过了晚年。叔父一生中收的最好的徒弟应该是李进，李进是他最后的一个徒弟，很有艺术天份，也很谦虚好学，现在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三、谈珠山八友谈王琦

王锡良：我7、8岁的时候，就有了类似于现在美协的陶瓷工业研究社，在莲花塘集中了200多个陶瓷艺人，由王琦任社长。后来又成立了“月圆会”(珠山八友)，叔父是其中之一，他当时就很有名气，有技术功底，为人也很好。那时，我经常到瓷业研究社去玩，看他们作画，受益匪浅，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我学画时的“第一口奶”吃得好。当时画瓷器环境很好，不像现在有这么多名人，那时的名人完全要凭水平，要被社会公认。虽然叔父那批艺人的作品销路不是很大，但他们的瓷器比较值钱，完全可以生存。王琦的作品最值钱，他不但会画人物，还带发明性地会画瓷板人像。他给军阀吴佩孚画过一块瓷板像卖了200大洋。那时候，2块大洋可以买一石米。当时，一个姓梁的在南昌开了家“丽泽轩”瓷器店，专门销售景德镇名家的作品，他当时以500现洋的价钱包销叔父及其他一些名家的作品。这也让我受到鼓舞，手艺学得好，是能有一口饭吃的。

四、谈人生的第一次远行谈下放生涯

王锡良：解放以后，我进了当时的陶瓷工业研究社。1954年陶研所成立后，我就进了陶研所。当时的陶研所很重视我们这些艺人。这里，不仅汇聚了一批老艺人，还有不少美院分来的学生，只要谦虚，就能学到很多东西。有一年，有关部门要准备一批瓷器去欧洲展出，并将任务下到陶研所。当时，北京对外友协派了一批人来指导，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以前只是学传统画的，是从那时开始学写生的，可以说是重新开始学徒。这批瓷器烧成功后，要到北京预展，我很幸运地去了北京，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在此之前，我连乐平都没去过，我记得当时是坐船通过鄱阳湖，然后到南昌再转道北京。预展的场所是北京美协，汇聚了一批美术界名人。他们这些人有实际本事，是从延安走出来的画家，理论还不够，所以晚上都在一起学习，我就从前到后跟着。哇!那一下子我就觉得自己大开了眼界，并让我加强了对写生的钻研。文化大革命期间，陶研所被解散了，我被分到文化局下属的展览馆，在那里没有瓷器画，平时只画画纸画。但因一位领导对我这种专心从事艺术的作风不太欣赏，说我“只管埋头拉磨，不抬头看路”，所以将我调到市新华书店去了，在那里卖了一段时间的书。直到陶研所恢复。我在陶研所画了很多作品，我要感谢陶研所，他不仅让我这样一个学徒工有了正式工作，而且为我提供了最好的创作条件。

五、谈成名作谈井冈山写生

王锡良：1959年，人民大会堂的江西厅建成，需要一批画来装饰，所以有关部门就选调了全省的画家来做这件事。我很幸运地被选到南昌。没想到，我的画稿《井冈山》被文化厅的领导看中，但画稿很小，要放大画到瓷板上还有难度，我就提出要去井冈山写生充实画面，并得到了允许。那时候非常艰苦，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井冈山没有车，十多天全靠步行。当时山上有很多野兽，另外还有一些在山上靠吃野果为生的流浪汉，所以非常害怕，但任务在身又没办法。后来，高1.2米、宽3米的《井冈山》大型瓷板屏风挂在了人民大会堂，我也因此有了点名气了。我经常投些稿，发表了可以得些稿费，而且很高。我曾经画过一幅年画，领了200多元钱的稿费。

六丶谈养生谈谈健步走

王锡良：虽然当时陶研所有车接送我们上下班。因为我跟叔父学徒时养成了一个习惯，白天做事晚上看书，所以年轻时就身体不好。一次我在莲花塘遇到一位在景德镇很有名气的医生，是信天主教的。我在帮他画瓷板时谈到：怎样能让身体好转，他告诉我最好的办法就是“打青”，胜过任何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走路去上班，改变了原来晚上看书的习惯，并一直坚持到现在。我在锻炼时还学打太极拳，能打好几套太极拳。我走路上班时，每天要走近2个小时，这对我作用很大，在路上我可以思考构思，我有很多作品都是那时在路上想的。

七、谈金钱对艺术的影响感慨回不到从前

王锡良：景德镇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绘画创作条件太好了。因为陶瓷本身就是一种器物，再绘上画就与艺术有效结合在一起。即便是二、三流的艺人也能讨到生活了，就算你的画工不好，器物本身还是有用的。而在外地，绘画材质可能只有纸，这样对绘画就无形地提高了一种要求。只有一流的画家才能靠此生活。我一辈子都是靠工资吃饭，退休工资有1000多元。我在所里画的作品卖掉后，也有奖金。还可以说是靠手艺吃饭。记得我曾创作过一块尺六瓷板，在石家庄卖了32万元。这件作品当时是为了去日本展出特意画的，烧出来后我当时就感到比较满意，所以提出留下来，后来卖出了这个价钱。这个价我从来没想过，我说过，我的收入己经不错了。但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一切，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慕名来买我的作品。我觉得，金钱对艺术是有损害的，因为创作应该有个性，有自己的思想、灵性。而现在，不得不大多数时间要以顾客为中心。在这种迎合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自己的个性。可以这样说，买我瓷器的人不见得懂我的艺术，我也不能这样要求别人。他们要圆的就圆的，方的就方的。这也是我一般不接人家预订的原因，这样很容易失去自我。即便这样，对我的创作还是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不可能再回到从前。

八、谈大师谈手艺人

王锡良：虽然我是第一批全国工艺美术大师，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做手艺的人，大家尊重我，是因为我年纪大，并不是我的绘画艺术好。我觉得艺术是没有止境的，在艺术的长河中，我们太渺小了，要学的也实在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