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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就像一条河，不由分说向前奔腾而去。褚时健历经80多年岁月沧桑，世事流转，他依旧像一个勇士般直面生活和事业带给自己的各种问题……” 重读这本书，老人家已去世四年，算是给他波澜壮阔的人生划上了一个休止符。然而，从这样一个经历了幼年丧父、青年丧母、老年丧子的老人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生命的力量，他让我们觉知到，一个人在时代命运的洪流面前，如何能够逆流而上，讴歌一曲伟大而壮美的赞歌。 在讲书的内容之前，我想先聊聊“滇商”这个群体，不管是先秦时期“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将西南经济沟通中原的五尺道商人，还是清代富可敌国，三代一品封典的王炽，亦或是清末被称作“在野户部，大清国库”的李耀庭，他们都以区区西南边陲的闭塞之地，发展出了威震中华的商业帝国，正如本书的主角褚时健，他把玉溪卷烟厂，一个收不孚支的大锅饭似的国企，经营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烟草行业龙头，如果说他们身上没有一种地域性的人文情怀，这是说不过去的。 然而云南人本身有一个特点，我不妨把它说成是落后、边远山区人的通病：“家乡宝”。我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又翻了一遍《李家花园》这本小说，这本书只言片语介绍了李耀庭及其子女一生的大致，然而书里多处提到一句：“我们昭通人”，“我们云南人”。这当然是作者的个人习惯反应在书里的写照，但细想想，我们今天所被感染的习性，未尝不是前人以及后来者将会受影响的。 在褚老身上，完全看不到这种特点。虽然五十岁以前他一直辗转于楚雄、玉溪，但他能够张驰有度的和任何人做生意，与广东人串换烟草过滤嘴和高级烟丝，向意大利人进口烟草加工车床，从美国人那里学习烟草的规范化种植技术，和新加坡人联合打入国际市场，这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眼界、心量和格局，将会对他的人生产生何种巨大的影响。 现在网上有这样一种风气，谈“资本”色变。仿佛资本家就化身成为大工业时代机器后面挥着鞭子指挥劳工的吸血鬼，亦或是帝国主义时代大发战争财的奴隶贩子和军火商。但是细想想，我们的衣食用度，哪一样不是现代市场经济形式下，通过资本带来规模化、集群化生产，从而带动供、需关系的发展和改进，从而促使行业的革新、技术的进步以及最终使得商品降价。 这固然是中国传统文化里一个流毒甚远思想的后继，即重本抑末，安土重迁，重农抑商的延续，统治阶级为了限制人民自由流动，将大量自耕农束缚在土地上，以满足地主这个贵族群体权利得以保障，但另一方面讲，我们把任何帽子都扣在“资本”上，这未尝不是以偏概全。 褚老是这样一个资本家（企业家），50岁时他将自己从美国学习回来的烟草种植规范普及到通海，把现代农业的标准化生产普及到传统靠天吃饭的田间地头，把一户户刀耕火种的乡民训练成为“第一车间”的职业工人，80岁时，他又回到哀牢深山里的不毛之地，用十三年的世间在那里训练出一批批精通于剪枝控梢、追肥补料的果园农户，那些实际创造的收入，拉动的就业，以及带来的技术进步，是我们现今，逢进必考，学历至上，考公考研考教资上岸的大多数人们值得深思的。 褚老的成功，离不开他悲壮的人生经历。15岁时，父亲被日本人对滇越铁路的蒙自、个旧段进行的轰炸中不幸炸伤而去世，21岁时共同参加解放云南的“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的两个堂哥先后阵亡，23岁时胞弟因参加征粮工作牺牲，同年母亲去世，72岁时爱女惨死狱中，这些冰冷的数字在我们常人心目中算不得什么，但要知道这个老人历经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文革、国有企业改革，而他和他的家人在每一次社会变革的时候都成为变革的代价时……我肃然起敬。 作为企业家，褚老有显著的优点值得学习， 首先是精确的量本利分析，从小时候煮酒卖，到后来嘎洒糖厂，再到玉溪卷烟厂，乃至后来的金泰水果，褚老的心中都有一个账本，他能够清楚的意识到一个产生，从生产出来，只有盈利才能创造它的价值，每当做一行，他总要精细入微的去考量产量是多少，利润是多少，能挣多少钱，“有没有谱气”，这句云南方言是老人常挂在嘴边的，只有有了“八分谱气”，老人才会去做。 其次是对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生产的推崇。小时候煮酒，一个简单的“温度控制”让酿造酒的产量、质量剧增让褚老的内心深处对技术对生产的改进产生深刻印象，此后嘎洒糖厂压榨甘蔗机的改造，玉溪卷烟厂烟丝膨胀设备、高速卷烟设备、自动物流系统的引进……无不看出这一点。 再次是还利于民，让利于市的宽广胸怀，褚老不喜欢流连于阿谀奉承的名利场中，他喜欢坐在田间地头与农户聊天，或是在小杂货店里和老板谈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来的时候不是搜刮民脂民膏铺砌上升路，去的时候带去产业、项目、产品还利于民，这样一句口号式的话真正能够做到知行合一的，屈指可数。 最后是在人生重大变故之后的处变不惊，泰然自若。在危机来临时，褚老永远在做一件事：不辩解、不回望、朝前走。他的人生里每一次大起大落放到我这样一个自怨自艾的人身上恐怕早就是灭顶之灾，我会轻而易举的被击垮，并一次次地哀叹、后悔、自弃。但褚老没有，他会像常人一样悲愤，但悲愤过后继之而起的是如凤凰涅槃般的重生与升华，我很难想象这是一种何其强大的意志。 然而他也并非完人。一方面，他本能的厌恶政治，缺乏一个老练政治家的全局意识，如在玉溪卷烟厂主政几十年，他没有主观地去培养、扶植起属于自己那一派系的后备资源，也没有与更高更大的势力集团结成同盟，这也为他后面的锒铛入狱埋下伏笔；另一方面，他埋头工作疏于家庭，一儿一女都先后离婚，女儿死于狱中不可不说与他过盛的事业心有所联系。 俗话说盖棺定论，如今斯人已逝，我站在上帝视角瞻仰着老人波澜壮阔的一生，对他所创造的商业神话除了艳羡而外，更有想心向往之的冲动。他是1927年生的，我的二爷爷同样是这一年，然而褚时健活成了传记作者笔下的丰碑，以及新时代企业家的楷模，而我的二爷爷，却是奶奶、表叔伯、堂叔伯们口里的笑柄。 1949年，当褚老已经投身解放事业的时候，我的二爷爷却手持扁担，与国民党抓壮丁的军官们斗智斗勇，把农活丢给十多岁的爷爷，自己去东游西逛；1959年，当褚老被扣上右派帽子，跌入生活的断层的时候，我的二爷爷却把田间地头的活路丢给我的老曾祖母，自顾自的游田埂，逛昭通城；如今，褚老已仙逝，我的二爷爷却仍健在，据说还能吃一大碗饭，只是腿脚不便。 我作这样的对比自然有些不恰当，但我要表达的是，同样都是自幼丧父，同样都是命途多舛，同样都是九十六年的人生，褚老把这一生活出了颜色，而我的二爷爷，乃至于我，以及大多数的人们，徒增的只是寿数，耗费的却是青春。 我想在这两人漫长的一生对比里，下一个结论：“知识就是力量，眼界决定心界”。褚老即使在暮年的时候，枕边、床上仍然摆放着80年代农科所分发的果树栽培指南、农业常识科普读物，而我们当今的大多数人，偌大的家私、奢华的宅邸，竟找不到一本书的落脚地。常有人问我，读那么多书，有用吗？有意义吗？能挣钱吗？ 我常常嗤之以鼻，付之一笑然后沉默着离开。知识并不能带来财富，知识什么也带不来，它是死的、僵化的、固定的、成文的，我们假如只是机械的摄入、模仿，以应付考试，或是在无效社交里卖弄斯文，那么知识无非是在我们的身上添些酸臭的书生气。但是知识却有这样的功效，能让一个锒铛入狱的耄耋老人，靠着几本落后的农科所书籍，耕耘起3800亩的橙园，创造出一个时代的商业神话，那么再回过来看“读书有什么用”，就十分清晰了。 “一个人生来并不是要被打败的，你纵使能够消灭他，却不能打败他。”武夫学剑，仅敌一人，穷者读书，遂宰天下！所以，希望读到此处的您，能够顽强的同命运抗争，我们所处的时代，乃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哪里有什么神话？你我就是在世的神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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