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古为新 书文并进
—高善鸿书法评略
◎王 峰
与高善鸿先生的相识缘于自己一位业师的介绍。高善鸿先生早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于大学就读期间曾得著名书法家曹宝麟教授四年指导，从而走上了苦心研习古人书法的道路。而自己本科阶段于暨南大学求学时亦有幸受教于曹宝麟教授，因此，高善鸿先生可以说是我的师兄。高善鸿先生主修中文，丰厚的文史修养使得高善鸿先生的书作中蕴含着浓厚的书卷气息，清和平稳，气韵雅致。
高善鸿先生在书法取法方面，显示出其对于书法取法“专”与“泛”这一经典论题的理解与践行。关于书法取法的“专”与“泛”，古人多有讨论，如明·赵宦光《寒山帚谈》中云：“不专攻一家，不能入作者阃奥；不泛滥诸帖，不能辨自己妍媸。”又云：“不专一家，不得其髓；不博众妙，熟取其腴。”明·项穆《书法雅言》中记：“始也专宗一家，次则博研众体，融天机于自得，会群妙于一心。”清·王澍《论书剩语》中亦提出：“习古人书，必先专精一家，至于信笔触笔，无所不似，然后可兼收并蓄，淹贯众有。”可见古人多认为书法取法应坚持“专攻一家”与“泛滥诸帖”并行之路径，且于次序上当以“专攻一家”为先，在“专攻一家”的基础上博涉多家，兼收并蓄，方可融众妙于一心。观高善鸿先生书作可知，其对于书法的取法亦与古人观点相合。高善鸿先生在书法创作上主要以行书为主，整体风格取法于宋人，尤以米芾作为其专研对象，在创作中充分吸收了米芾的形神气韵，并贯行集古传统，无论是字形还是内在精神，皆显示出饱受米襄阳书法之浸润。高善鸿先生专攻米芾一家的同时，亦博涉诸帖，从其书作中亦可得见明末清初一众书家的书风意蕴。在宋代典雅清韵的整体气息中融入几分晚明的激昂与浪漫，不仅使其书法创作的面貌更为多样与立体，在集古中出新意，同时亦通过创作实践阐释了对于书法取法“专”、“泛”问题的理解与思考。
由高善鸿先生的书作可见，其书法风格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为朴茂的大字榜书；其二为宗法米芾的行书；其三为融汇诸家的行书。高善鸿先生的大字榜书类作品主要见于少量题字，如其所作《耕云种月》
乃作于六尺整纸之上，字形上效以六朝碑版，多以藏锋圆势，运以篆隶之法，用墨渴而不燥，线条刚劲有力，朴拙雄浑。高善鸿先生对于米芾书法用力尤深，从其大量以米芾行书为主体风格的创作作品中即可得见。此类作品无论在字形的结构还是字势的俯仰等方面皆效米书，如《王夫之诗选句》《白居易诗扇》等，用笔精细，墨色温润，将米芾书法的风韵极力展现，观书时犹见《砚山》与《蜀素》，足见对于米书的专攻与下力。在高善鸿先生的书作中亦有一类风格较为抢眼，即在创作中融入多家书风的行书作品。此类作品虽在部分字形上以米书为基础，但在用笔、用墨以及章法布局等方面却融合了明末清初如黄道周、王铎等人的书风意蕴，如所作《秦观词一首》（图3）《张问陶诗一首》《崔国辅诗一首》等等，用笔上不计工拙，墨色变化丰富，自然天真，潇洒奇崛。
高善鸿先生的书作形制多样，类型丰富，并且在不同形制作品的创作中亦采用不同的章法布局、墨法运研与笔法风格。高善鸿先生的书作主要见于中堂、条屏、横幅、对联、扇面等几类。其中对联与扇面类作品更是尤为出众，面貌多样。所书对联如《颐和园诗联》《曾子诗联》等恬静空灵，颇有遁隐书斋，远离尘嚣烟火之境；《老子诗联》及《乾隆诗联》则或古拙凝重，或放纵潇洒。扇面作品如《辛弃疾词一首》《乔吉词一首》《白居易诗一首》等笔墨雅致，颇具宋人遗韵；《白朴诗一首》《秦观词一首》等则笔墨恣性，偏向明清格调。对于不同形制书作的自由创作，以及相似形制书作不同面貌的书写，亦可见高善鸿先生的书法创作功力。
区别于当下书坛中大量仅涉技法之书者，高善鸿先生亦可称得上是一位学者型书家，其不仅精善于技法创作，同时又长于理论研究，曾公开发表书学论文多篇。在书学研究上涉及审美批评及史学评述，如《略说当今书法之怪现象》一文即从美学视角对当代书法中猎奇书法、名人书法、时髦书法的流行进行了评析；《清初遗民书家略论》则将清初遗民书家群像还原至历史背景下，不仅是对这一动荡时期书家史料的钩沉辑佚，亦结合历史剖析了遗民书家的书风特质；另如《张弼草书浅说》一文则立足张弼书法本体，通过辨析各家品评还原了张弼草书的真实面貌及书史地位。得益于文学功底的滋养，加之对于技法的精熟，使得高善鸿先生对于书学理论的研究不仅文字精炼、文献详实、言之有据且颇具思辨性。
艺术的发展与突破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的学习与探索，高善鸿先生对于书法之研习可谓数十年如一日，多年笔耕不辍。截止至拙稿动笔之前，亦收到高善鸿先生的午间新作。故而可以预见，高善鸿先生在书法上所取得的心得与成就尚不止步于当下，在未来将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者系文学博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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