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诗歌中"行动要素"分析陈辉

澳大文化论丛 2023-03-16 发布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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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三代诗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群体性的运动性质。

“第三代”诗人在文本内具有游戏化写作的倾向，在文本之外则热衷于发表宣言、炮制各种主义、创建流派或文学组织、创办民刊等群体运动，社会性运动成为影响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运动（行动），研究行动要素介入诗歌发展的历史契机和“第三代”诗人采取的具体行动类型，有助于探索出第三代诗歌崛起的内部逻辑。行动要素主要指诗人为了促进诗歌艺术的发展，而采用的社会行为层面的作用方式。它们可以是群体性的诗歌运动，也可以是个体性的炒作和先锋行为。

关键词：第三代诗歌；行动要素；诗歌运动

一部分“第三代”诗人与学者认为，第三代诗歌的发生是新诗史上一次重大的转变。它的出现意味着一次重大的语言革新，传统文化语义的清除与口语的大范围使用；意味着诗歌艺术上的新进展，从现代主义跨向后现代主义；意味着写作视角与写作意识的更替，由外部的社会性思考转向内部的精神性自省。并且，随着第三代诗歌与朦胧诗、90年代

i陈辉 > 四川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个人写作诗歌作为当代诗歌的三大诗学源头并行发展，在未来，第三代诗歌将彰显出更为多元的意义，由此“意味着……”将无限排列下去。

但更为重要的是，第三代诗歌是一起自发式的群体运动，是一场由边缘到中心的诗歌革命。“第三代”诗人借助类流派的群体运动，走上了诗歌的历史前台，既参与到世俗精神复苏的行动中，又接替过先锋诗歌新一轮的接力棒。“第三代”诗人以多样化的运动方式进行着自己的诗歌活动。大规模的大学生串联，雨后春笋般的民刊，名目繁多的诗歌团体，惊世骇俗的诗人姿态都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惹人注目的文化图景。立足于群体运动特性来讨论第三代诗歌兴起发展的前因后果显得尤为必要，并以此引入一种新的影响因子一一“行动要素”，来讨论第三代诗歌以来诗歌发展的一种新形式。

一、“行动”发生的历史性因素

“第三代”诗人对文本之外因素一一运动的借用是出于后辈诗人急于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夙愿。80年代的西方文学界已彻底完成了现代主义在诗歌世界的占领，并开始行驶着诗歌之船朝向后现代主义的大海。而我国则刚刚恢复现代主义在诗歌中的发声，“第三代”诗人出于诗歌艺术落后于人的现实境地，及能够与伟大的诗歌先行者并肩而行的功利目的，他们借用运动这一手段来扩大诗歌联合文化的社会效应。一种成熟文化是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的构建才可能完成的，它的起始、发展、成熟是多方努力的结果。诗歌的文化属性使诗歌在现实社会中是无效的，使诗歌成为一种身后事业。但建构起来的诗歌文化效应是巨大的，其强势的姿态足以屏息新起的诗歌。诗歌的现实无效性及诗歌的文化属性共同导致先锋诗歌的弱势地位。因而，第三代诗歌联合文化产生社会效应的方式主要是群体运动，不是另一种美学意识的崛起。他们呼啸而起，借助诗歌文化带来的社会效应，对先辈进行反叛，对当代诗歌进行占领。这种急迫的心态迫使“第三代”诗人，使用街头式的、广场式的、露天式的社会手段来推行自己的诗歌政策、诗歌主张。

对此，需要先厘清诗歌艺术史与诗歌发展史的关系。通常所谓的诗歌史，即诗歌在历史中的进程、演变、更新，可分为诗歌艺术史和诗歌发展史。诗歌发展史随线性时间向前均匀地恒常地推进，不受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影响，其唯一的相关因素只有时间，由前置后、由近覆远的，诗歌发展史梳理历史上出现的诗歌流派、代表诗人、代表性诗歌作品，他们随时间轴顺次展开。诗歌艺术史指诗歌形式由简略至精致，诗歌技法由低级到高超，它大致随时间但通常不均匀地向前推动，有时是以激进的方式前进一一在同一时代出现多位大诗人，灿若星河的杰作；有时是以迟缓到停滞的方式推进一一几百年的时间内可能只出现几位大诗人及其代表诗作；有时甚至是以倒退的方式处于逆行的状态一 —诗歌领域彻底的复古派或误入歧途者。诗歌艺术史总体上是在艰难地曲折地向上发展的，如北岛在《缺席与出发》中所言：“汉语诗歌走在现代转型的路上，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尽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诗歌艺术史与时间的相关系数要小许多，时间并不是推动诗歌艺术的主导因素。诗歌艺术史更受社会、文化、哲学、政治的影响，思想激变的历史时期总能在诗歌艺术发展上引起联动反应。因此，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诗歌艺术可能处于不同水平，由此引起艺术水平落后地区的诗人们时间上的焦虑。就两者的关系而言，诗歌发展史与诗歌艺术史在大部分历史时期是不一致的。当诗歌艺术史快于诗歌发展史时，便带来诗歌的大繁荣；当诗歌艺术史慢于诗歌发展史时，便带来诗界的萧败甚至是危机和诗人们急迫的焦虑感。而诗歌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诗歌艺术的精进，但诗歌艺术的精进必源于诗歌发展史的推进。

诗歌的文化属性所引起的古今不对等及诗歌发展史与诗歌艺术史的不一致进程都促使社会手段的介入，以取得诗歌艺术水平与诗歌发展进程的均衡。同时，“第三代”诗人将运动用于诗歌发展有出于自己的目的。“第三代”诗人尽管在语言上尽量与朦胧诗做的不同，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文本内的解构措施来达到消解朦胧诗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的目的。但实际上，其在现实中的效果是有限的，在“竞选”经典诗歌文本中的效果也并不显著。朦胧诗借助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在短期内就确定了其流派代表文本的经典地位，并在一定时期内晋升为诗歌范式，因此其他诗歌样式要在共时性的空间内产生巨大的作用，就必须要借助其他的手段。易言之，第三代诗歌需要一种与朦胧诗所不同的经营策略来确定自己的地位。这种急迫性是由多方因素构成的，既有“第三代”诗人自身一代人的特征，所具有的“运动情结”的因素，又有诗歌艺术世界中经典化的焦虑等因素。

既是说要进一步谈论行动要素介入现象的来由，可能会牵涉到新诗史上由来已久的问题，诗歌文本经典化问题。其要害处在于与诗歌在文学中的显赫地位相匹配的经典文本过于稀少，这种“稀缺论”在百年之间愈演愈烈，并在与古典诗歌别有用心的对立中，直接威胁到新诗存在的合法性。客观地说，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诗人或多或少都存在诗歌文本经典化的焦虑。相对于以往的诗歌佳作，它们穿过历史的尘埃又重新在当代复活，诗人们可能会人为地与前辈诗人形成一种虚构的竞争关系，竞争的焦点是对有限的经典文本名额的争夺。的确，文史学家每过一个时期都会淘汰掉一部分优质文本，留下的文本才拥有步入文学史神圣殿堂的权利。身心精力的高投入与经典加冕的低概率，使写作时刻处于一种艰难的境地。同时，对于诗人来说，面对写作的困境并不意味着只是一种坏事。一方面这出于诗人对艺术的高标准严要求，有利于他们探索诗歌艺术的新高度；另一方面又会使诗歌创作变得急功近利，缺乏打磨艺术的耐心与恒心。经典诗歌的生成需要普通文本高质量地完成各项指标，除了自身素质在艺术上过硬以外，还要经受历史与未来的考验。

但自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诗人过早地陷入文本经典化的焦虑之中。一则是由于西方诗歌艺术的领先带来的巨大落差感，迫使诗人们产生了奋起直追的冲动，但自身能力的不足及主流诗歌样式的确定，又使他们陷入举步维艰进退两难的境地，文本之路是艰难而又漫长的。他们调动社会手段，展现“诗外功夫”。二则是文学史代际划分的加快，让他们对成名的渴望加快，追求诗歌文本经典化的脚步也加快。这种严重的经典化的焦虑感，使他们在诗歌写作不成熟，文本存量不多的情况下，忙于出位。因此，在1983至1986年期间，“第三代”诗人都醉心于树立诗歌旗帜，醉心于四处串联，联合结盟。而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样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 “第三代”诗人的精力和创作天赋。他们更像是一群野心家、谋权者、割据家，当诗歌的精英文化形象跌落后，他们也各自分流，以至于许多声名鹊起的诗人们在90年代就销声匿迹了。同时，这种争夺还发生在另一领域，相比于西方诗歌大师的灿若星河，而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众望所归的诗歌大师的虚位，致使诗人们都产生了一种争当大师的冲动。非非主义第一诗人之争，全国第一诗人之争，甚至后来的“诗坛英雄排行榜”《化学元素与诗人之对照》等都属名分之争，经典化焦虑在作怪。这种争斗一开始是由于文本之内某种标准化的确定，而到了后期则与诗学争论无关了。

而历史上对诗歌职能认识的简单化与道德化又从世俗层面增添了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此处无需辩驳诗歌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或讨论诗歌承担社会责任的有效性问题，而重中之重是诗歌首先应当承担表现生命存在的职责。诗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被社会化了，干扰诗歌发展的非诗因素太多，新诗肇起以来，推动新诗发展的历史主体时常有借助社会手段、行政力量扩大诗歌文化的社会效应，来推动自己的诗歌革新的例子。诗教、乐教一直是中国统治者进行文化教育的重要手段。对诗歌职能认识逐步意识形态化，政治自觉高于文本自觉，认识上的偏移，本体上的模糊，使诗外因素具有更自主的活动空间与可乘之机。50 年代起始，文化文学领域推行“新民歌运动”，促进新诗“无产阶级化” “民族化”……这些先例都为第三代诗歌以运动的方式发起、展开提供了可能性和可参考的依据，诗歌的运动化呈现，诗歌的事件化进行，成为了一种有历史渊源的行为方式。由此，诗歌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逐步由文本转向为文本之外的运动、事件。这也迫使读者开始由单纯的文本接受转变为事件接受。到最后，在读者的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诗歌文本，而是诗歌运动、诗歌事件。80年代中后期以来，诗歌精神的放空，诗歌的精英姿态的下沉，使世俗手段有了可以介入诗歌的可能。一方面，诗人们以运动的方式使诗歌与大众拥有了发生亲密接触的机会；另一方面，大众对诗歌运动、诗歌事件的关注又促进了行动要素介入诗歌的程度。

第三代诗歌以来，行动介入诗歌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行动也成为影响文本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一头连接着文本，一头连接着诗人，在主客之间起到了纽带作用。行动的内外连接功能，一方面起到了传播诗歌文本，传播新诗歌美学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使诗歌以文本为中心的固有结构发生了松动，并逐渐偏向以行动为中心。

二、“行动要素”的出现

常见的诗歌史通常指本文中诗歌发展史的概念，而在论述中它又常与诗歌艺术的前进混为一谈,的确具有模糊的部分。在诗歌发展史与诗歌艺术史合一的诗歌史这一概念上 > 推动诗歌史向前的历史主体,可能是文化、政府、社会思潮等这类抽象概念，可能是文学组织、诗歌流派等这类文学团体，也可能是政治家、强力诗人等个人。区分历史主体的必要性在于，不同的历史主体，其进入历史视野的方式不同，推动诗歌发展的方法亦不同，现就对这不同的作用方式加以定义。

不论是出于主观意愿还是客观目的，历史主体由于对诗歌艺术史的焦虑，从而借助并扩大诗歌文化所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以期提升诗歌艺术水平的社会行为层面的作用方式，本文叫做“行动要素”，或者叫第二文本，泛文本。行动要素的表现主要是诗歌发展的运动化、事件化，诗歌以运动的方式发展，以事件的方式进行。由于历史主体不同，诗歌运动可能以不同的面目呈现，历史主体的主要身份属性决定了运动的开展形式。从新诗史上来看，主要有文化运动、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流派运动等形式。

就第三代诗歌的实际情况而言，由于朦胧诗的占位和西方诗歌的领先的焦虑，“第三代”诗人们结群组织发展诗歌运动，以期推动诗歌史的发展。崇尚群体运动的“第三代”诗人开始借助行动要素的呈现形式之流派运动来推行诗歌文化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从而“推翻”朦胧诗，确立自己。“第三代”诗人开始诗歌运动时，大多是20岁左右，还属于学生的人生阶段。他们精力过盛，胆识过人，在力比多的贯注下，所表现出来的激情与狂热，使他们不畏艰难，能以挑战者的姿态扬首刖进。

在姜红伟主编的大学生诗歌运动实录《诗歌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及成名的“第三代”诗人回忆性自传《灿烂》（杨黎）、《左边一一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柏桦）中，读者能深切地感受到20世纪80年代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第三代”诗人们从 77级一直跨至81级，作为新时期恢复高考以来最早的一批大学生，彷佛是一夜之间，他们成为了天之骄子，成为了全社会的焦点，他们年轻，拥有无限的青春活力。在朦胧诗的文学启蒙下，他们将过剩的荷尔蒙投向学习、阅读、写作；也投向文学实践一一组建民间诗歌团体，自印诗歌刊物；更多的是投向学习、诗歌之外的行动一一逃学、睡觉、聚会、喝茶、狂欢、打架、吉他、唱歌、找女人、考试作弊、变买衣服、借钱远游……他们年轻，没有顾忌，没有约束，在百无聊赖之余写诗，想闹出点动静。

第三代诗歌就是由一群群充满激情、充满野心的诗歌团伙一同鼓造出来的诗歌运动现象，其中混杂着无序、混乱、炽热，但仍不失为一场引人注目的诗歌运动，且得以或称赞或呵斥的虚名，跻身于当代诗歌史。毫无疑问，“第三代”诗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激烈的团伙，也是最后的团伙” 。从迅速崛起到瞬间消失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失败的；但从以诗歌运动的方式留名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成功的。的确，行动要素在他们的诗歌革命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第三代诗歌在面对读者接受层面的惨淡以及评论家们“行动大于文本”的指责时，都显示出这是一场众说纷纭、毁誉参半的运动。行动要素介入诗歌是有一定限度的，限度以内既利于诗歌的发展也利于诗人的成名；没有限制的介入，长时间的浸染，会导致当代诗歌出现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情况。

行动要素显现出双刃剑的特点：一方面有利于将一种艺术观点在诗歌群体甚至社会大范围内推广，另一方面却又影响诗歌文本及其所体现出来的艺术观点的自然发展。朦胧诗派借助社会启蒙、社会反思思潮很快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第三代诗歌又以串联联盟、建立流派的社会运动方式打倒前辈诗人，来确立自己的独特性。而后来者在大规模群体运动结束之后，又以个人行为的方式，创建民刊，先锋姿态，延续了行动要素介入诗歌、推动诗歌，确定自身的操作模式。

虽然诗人是诗歌作品的生产者，且他们也以诗歌作品推动着诗歌艺术的发展，但推动诗歌发展的历史主体则不一定是诗人。在一些时期内，推动诗歌发展的可能是文化运动、社会思潮、政治手段等外部因素，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推动着诗歌发展史向前。在顺应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诗歌艺术史随同着或相互促进着诗歌发展史前进，诗人们顺势探索出新的艺术手段，挖掘出新的美学特征。而历史主体若忽视了、违背了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便会导致诗歌艺术史的放缓甚至是停滞，诗人们可能无故地走上许多弯路，甚至误入歧途，从而浪费了自身的诗歌天赋，阻碍了后起的先锋诗人走上诗歌历史的舞台。

理想的情况是，推动诗歌发展的历史主体与诗人合一，诗人便可凭藉文本革新的力量来促进诗歌史的发展。同时，也会出现历史主体并不是只含有诗歌身份的情况，这时的历史主体无法以文本之内的力量顺应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达到自己的诗歌目的。因此，历史主体不得不借助文本之外的方式，行动要素也是在此时介入诗歌的。由于不同时期推动诗歌发展的历史主体不同，他们借助诗歌所采取的类型也会随之不同，而行动类型的选取取决于时代主流及历史主体掌握诗歌话语权的方式。相对于诗人主要以文本的方式，知识分子会以文化的方式，启蒙者会以传递启蒙话语的方式，文化官员会以主流媒体、行政手段的方式……而历史主体的身份属性变得多元，其基本属性是诗人的，同时还可能包含其他身份属性，他可能是教授、官员、军人、学生、工人等。他一边担任着历史主体，一边串联着诗歌，一方面是诗歌文本的生产者，一方面又是推行诗歌发展的执行者。这两种身份属性，有时可能是相辅相成，有时也可能是相背相离。诚然，现实的社会环境需要诗人拥有多重身份属性，本质的诗人毕竟是少数，多元身份的诗人也是一种存在的事实。并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多元身份的诗人具有健全的人格，有更高层次的生命责任感，更利于创作出题材多样、立意高远的诗歌作品，更利于推广诗歌，推动诗歌的发展。

新诗诞生以来，诗歌就与不同的行动要素结合，从而进行诗歌的革新。1917年起，诗歌就作为白话文运动中白话文的第一块实验田，参与到新文化的推行之中，诗歌从而实现了诗歌语言的革新及诗歌创作的革新。这时的历史主体是教授、知识分子，他们借助文化运动实现了诗歌的良性发展，使中国诗歌走向了新的历史阶段。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诗又作为左翼文学的先遣队，参与了左翼文学的构造与推广，历史主体逐步让位于提倡左翼文学的诗人们，随着无产阶级逐步取得全国政权，早期的左翼文学诗人们开始增添了政治人物、文化官员的身份属性，他们借助行政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无产阶级诗歌。建国之后，成功地使30年代以来探索现代主义的“现代派”新诗转变为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的无产阶级诗歌。而到了 1957年，政府基层官员也随着工农业的大跃进开始执行诗歌大跃进的政治方针，全国范围内出现了 “新民歌运动”。而这种强力的极端的诗歌政策的确是影响了诗歌的正常发展，毛泽东针对周扬、郭沫若主编的新民歌集《红旗歌谣》，就提出了 “水分太多，选得不精”的问题。历史主体的诗人身份严重褪去使他们放弃了诗歌精神，过度依赖于行政手段来推行他们心目中的诗歌样式。7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随着社会思潮而逐渐兴起，朦胧诗就是其代表。朦胧诗人借助社会思潮成功地续接上了 30、40年代以来的现代主义探索，使诗歌发展步入到正常的轨道之中。推动诗歌发展的历史主体与诗人身份得到了合一，同时诗人的身上也扮演着时代英雄与启蒙者的身份。而到了第三代诗歌的时代，文学自觉意识的苏醒，历史主体开始回归于文学团体，他们掀起一场场流派运动来推进诗歌艺术的发展。而流派领袖又强化了诗人的身份，使得诗歌又进一步地走上自身发展的轨道。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崛起，导致社会对诗歌的“弃用”，诗歌本身再难掀起如以前一样的惊涛骇浪。这时的历史主体逐步转化为个人，他们很难再凭藉群体性的行动方式来推动诗歌的历史性发展，开始逐步转向个人写作，崇尚文本力量。而诗歌从群体性文本转换为个人文本，其中巨大的落差感让一些诗人产生了对诗人身份的怀疑，他们开始期望以各种惊世骇俗的个人行为，来造成文化事件，博得大众对诗歌的再次关注，从而推动诗歌史的发展。这种身份落差和自我认同危机，或是90年代以来此起彼伏的诗歌事件，诗歌污名化的个人行为，致使作品的文本中心产生了崩塌，诗歌发展史逐步被“诗外热闹”“诗外事件”所占领。

行动要素介入诗歌文本是多种方式的，从以上对新诗百年的简单梳理，初步可归纳出如下表3.1所示的五种情况。行动要素介入诗歌文本的多样化，主要取决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及历史主体获取诗歌话语权的方式。而随着新的时代的到来，行动要素介入诗歌文本的方式将变得更加多元，具体将是什么样的方式出现，还有待于后期观察。

三、第三代诗歌中行动要素类型分析

在“第三代”诗人成为推动诗歌发展的历史主体时，他们既注重文本之内的革新及新的美学建设，又注重于以行动要素推动诗歌发展、诗歌传播。“第三代”诗人们在短期确立自己，更多是依赖于文本外的暴动。文学从与意识形态互动关系中回归到艺术本位，使第三代诗歌得以文学团体的形式进行文本外的行动。相对于以前的诗歌运动，第三代诗歌运动更富有青春的激情，形式更加多样，姿态更加先锋。诗人们在80 年代的日常生活和诗歌写作，都一同构成了第三代诗歌运动，既在行动中完成了诗歌写作及诗意人生的行走，又在行动中完成了对朦胧诗的反叛。

首先是全国范围内的大串连与多种样式的文本传播。80年代的大学生诗人们热衷于各高校之间的友好串联，在串联中结识同道好友，相互切磋诗歌艺术，讨论诗歌发展。第三代诗歌中的许多流派都是在串联中完成了命名和策划创办，他们许多的诗歌主张都是在相互交流之中产生的，他们的许多诗歌作品也是在茶余饭后在灵感的碰撞后写出来的。胡冬、万夏、赵野、廖希们就是在几次诗歌串联之后，整合了四川青年诗人，举起了 “第三代人”的旗帜；周伦佑也是在全国范围内的漫游和演讲中，宣传自己的诗歌理念。

文革时期的特殊政治环境致使公共发表的管道减少，“官刊”对不同风格的文本包容度较低，使民间诗人很难通过公共管道发表。更多的是依靠地下传播的形式，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手抄本、写信、创办民间刊物，并在这种文本互动中进行交流。到了 80年代，大批老杂志得以复刊，文化部门又创办一批新刊物，但大部分主流刊物热衷于刊发归来者诗人及新兴的朦胧诗人的作品，刊发青年诗人作品的刊物实属少数。鉴于主流刊物暂时对他们的不接受，“第三代”诗人们更热衷于其他多样式的传播方式。一是当众朗诵，“第三代”诗人们都会选择在聚会的饭馆、学生宿舍、酒吧、草地等场景当众朗诵，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播诗歌文本。这种传播方式被学者称为“非言语传播”，“首先，他传递标志性信息，也就是关于发言者及其基本状况的信息……其次，是互动管理功能。传播代码可用于管理编码者与他人的关系。” 易言之，在朗诵的过程当中，诗人们可以通过动作、声调、语速来渲染诗歌文本，打动诗歌读者，让静止的文本有了“动起来”的可能。往往经历过朗诵现场的人都能感受到诗歌现场的审美氛围，并能在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据何小竹回忆，尚仲敏每次在诗歌朗诵会上都会读他自己的《致卡夫卡》以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并且“每当读完最后一句，便要抬手打碎悬空的一只灯泡。” 这样的场景已经成为80年代朗诵会上的经典画面。

二是手抄本，作为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产物。在那个出版业严格，传播媒介匮乏的时代，手抄本是重要的诗歌传播方式。诗人们会将自己的诗歌作品手抄成册在同行之间传阅。其中一些优秀的诗歌作品也会被传阅过程中的其他诗人、读者所誊抄，并在这种反复的誊抄过程中达到了更为广泛传播的作用。相对于朗诵这种形式，手抄本更能加入到文本经典化的进程之中，具有保存收藏价值。“第三代”诗人的手中都有多本其他诗人的手抄本，这既是那个时代文本传播的见证,也是他们个人友谊的见证。在不少热心读者那里，也有许多他们喜爱的诗歌手抄本，这共同构成了 80年代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

三是写信，“第三代”诗人通过这种古老而传统的方式，将自己的诗歌作品和诗歌观点抄写在信纸上，寄给同行诗人。相互点评诗艺，相互探讨诗歌看法，或得到认可和共鸣，或得到修改的意见。写信是80年代大学生们最常见的联络方式，莽汉主义诗人之间、非非主义诗人之间以及各个流派之间都有广泛的信件来往。在信件之中，进行诗歌创作的交流，针对一起公共诗歌热点发表看法。相对于书面宣言、正史记录，写信是一种很好的史料性补充。诗歌读者有时也会给喜爱的诗人们写信并进行良好的诗歌交流。

创办民刊也是“第三代”诗人在社会层面传播诗歌文本的方式之一。其创办的民刊数量众多，种类繁杂，是80年代诗歌大繁荣的一大表现。具有影响力的民刊有《非非》《他们》《倾向》《诗参考》《大学生诗报》《现代诗交流资料》《汉诗》《海上》《中国当代实验诗歌》

《北回归线》《东北亚》等。民刊的前身是60年代“文革”时期出现的与公开刊物相对应的地下刊物，在60、70年代，地下刊物与公共刊物、主流意识形态处于对抗的隐秘状态。到了 80年代，这种对抗消失了，地下刊物逐步更名为比较中性的“民刊”。

“第三代”诗人就是从朦胧诗人那里继承了民刊的传统，沿袭了《今天》的运行模式。几个诗歌同仁，共同凑钱，编印一本期刊，发表自己的诗歌作品，也发表自己的艺术主张。向诗歌兄弟们约稿，逐渐扩大影响力。众多同仁性小圈子化的民刊也客观上造成了朦胧诗主导下诗歌江湖的割据局面，他们各自为阵，又互为倚角，形成了诗歌狂热的形势。通过一份民刊，将几个诗歌好友连接起来，一同坚守着艺术上的探索先锋质量，保持着独立自由的诗歌精神。陈东东曾谈到：“80年代中期，诗人们的运动方式和存在形态，是一连串的联络、串通、聚会，是假想和实际的诗歌江湖，是一些小恩怨和几次小狂欢，是相互交换着读来读去的诗歌，还有，就是那些自编自印的诗歌’地下’杂志，它们在青年诗人间也颇为流行。”

全国各地的诗歌精英都愿意创办一份期刊，借此成为全国先锋诗潮的领军人物——并通过在期刊上发表自己的代表作品，以促出位，成功出道。《非非》的周伦佑、杨黎、蓝马、何小竹等，《他们》的韩东、于坚、丁当等，《现代诗内部交流数据》的李亚伟、万夏、胡冬等，《汉诗》的石光华、宋渠、宋泽等都是通过民刊走向全国的，他们及其他“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作品也是通过民刊传播出来的，后才渐渐被读者们所熟知，被主流诗坛所接纳。其次，是公开刊物对新潮的第三代诗歌的不认同。这种不认同主要源于官方刊物与他们之间的美学差异及政治文化、主流意识形态上的禁忌，公开刊物“严明的编辑、选拔，严明的单一发表标准，大诗人小诗人名诗人关系诗人一一什么中央省市地县刊物等级云云杂杂，把艺术平等竞争的圣殿搞得森森有秩、固若金汤”。这种发表抉择上的诗人等级制度使“第三代”诗人处于弱势状态，由此他们产生了 “对公开刊物的不信任”。最后，强烈的自立门户的愿望促使了他们这一行动。创办民刊，既可展现“第三代”诗人与公开刊物、主流诗坛的疏离状态，对诗歌艺术的自由追求,又能通过立门立派实现自己成名成家的愿望。“中国的经济改革刚刚开始，在工、商行业自己撑一’摊子’或弄一’门脸’是人们愿意的并且是被认为可以的，中国先锋诗歌的萌发之裂缝亦是如此。”可见，撑一 “摊子”、创办一份民刊是当时青年诗人的共同选择，张罗自己的“诗歌顾客”，“售卖”自己的美学主张和“诗歌产品”。

同时，民刊创办者又能通过民刊聚集诗歌同仁，形成一个诗歌圈子。他们认同于这份民刊，认同于民刊呈现出来的诗歌审美及艺术主张。一群诗人基于相近的地理位置一一便于相互活动，基于相同或相近的美学趣味一一便于提出统一的流派主张，基于彼此之间诗作风格、艺术主张的认同一一便于团体出位，便形成了一个个诗歌团体。相对于朦胧诗在70年代末的一枝独秀，80年代的诗歌流派呈现井喷式的爆发，数量上完胜于新诗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南方，特别是四川开风气之先，热衷于创建流派，有流派想法的、有流派雏形的、中途破产的、准流派的、真正形成流派的诗歌团体不计其数。当然，具有独特风格且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流派却是少数。周伦佑曾指出一个真正的诗歌流派应具备以下五个条件：相互认同且较为稳定的流派成员、自觉的自圆其说的诗学主张、拥有发表流派成员作品的刊物、持续进行写作及艺术探索的持续性、一定限度的流派自密性与排他性。在这一定义上来说，第三代诗歌流派具有多种存在形式，有真正意义的诗歌流派，如非非主义，提出自己的诗学纲领及艺术宣言，有相对固定的诗歌成员，有鲜明的加入、退出意识，有共同的诗歌行动；有准流派性质的团体，如大学生诗派，也有自己的艺术主张，但组织性不强，多是围绕着一些核心人物或一份民刊，形成关系较近的美学观念相似的团体；还有非流派性质的诗歌组织，如他们文学社，既没有统一的理论宣言，也没有共同的创作风格，内部组成较为松散，没有较强的团体概念；也有空有诗歌壳子的几个人或个人的诗歌组织，如四川五君子、贵州的四方盒子，单纯是几个人的组织命名参与到“两报大展”中。

“第三代”诗人的先锋姿态，创造性地将个人行为融入诗歌当中，将日常生活与诗歌写作合二为一。在生活之中，彰显诗歌的日常美学；又在诗歌之中，体现行走、流浪、聚会、喝酒。因而第三代诗歌比朦胧诗更加粗扩，更加豪爽。第三代诗歌是流浪之诗、行动之诗，“第三代”诗人是永远在路上的人。“第三代”诗人年纪轻轻，更富有年轻人的姿态。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们的生活没有了上一代的严肃性与庄重性，更多是戏谑式的玩世不恭。在行为上刻意彰显自己与众不同的态度，蓄长发、穿牛仔裤、弹吉他、抽烟、喝酒；在精神状态上渴求成名，崇尚自由，价值虚妄，浮躁不安；在观念上前卫先锋，特立独行，不拘一格。与上一代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及自我放纵、自卑、孤独、空虚、多变的心理结构'迫使他们选择标新立异的行为方式。他们有无从释放且发泄不尽的精力和激情，使他们刻意冒犯主流诗歌，冒犯官方诗坛。以其决裂一切、反叛一切的姿态和先锋行为，诠释着“诗歌是知识、拯救、权力、抛弃。诗歌活动能够改变世界；它天生就是革命的，是精神操练，是内心解放的一种方式。诗歌展示这个世界，创造另一个世界。是精英们的面包，是捣蛋鬼的食粮。是孤立，是团结。是旅行的邀请，故土的回归。是灵感、呼吸、肌肉的运动。”他们将青春的躁动用于诗歌的反叛之中，使先锋行为成为了反叛行动的方式之一。

这种行走与流浪是莽汉主义诗人标志性的先锋行为。他们行走流浪中与烈酒、女人、朗诵相伴，在生活中迸发出诗篇。莽汉主义的诗歌不是启蒙的、文化的、理想的、悲情的、优美的，而是粗糙的、世俗的、豪歌的、纵乐的、感性的，他们的流浪一方面源于他们在校或刚毕业时的无所事事.对外界具有强烈的探求欲望，对平庸生活的不屑，对游侠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80年代物质相对匮乏，都崇尚精神的漫游，充满对诗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热情。如李亚伟的《闯荡江湖：一九八六》，诗人是在1986年一次流浪中写出此诗的。诗人在生活中遇见的一切场景、一切事物都可写入诗中，且以长句为主，像是在宣泄青春的焦虑与苦闷。莽汉主义的诗歌果真不全是诗歌，更多是一种行为，一种姿态，诗评家朱大可很形象地以“流氓诗” 冠之。

在杨黎《灿烂》一书中经常穿插着这样的场景，诗人杨黎和他的诗歌同伴们穿梭在女人与酒的世界中，在聚会之余，在与女人鬼混之后，散落一些诗歌的片段，像释放着过剩的青春精力。像盲流一样在全国各地乱串，或偶然地敲开某个女诗人的房门，睡在朋友宿舍的下铺，住出租屋里进行钱色交易。留着长发，穿着牛仔裤穿梭在大街小巷，热衷于泡酒吧与朋友聚会，隔三差五的火锅、夜总会。在杨黎的书中还谈到， 80年代万夏曾给何小竹写情书，并写下“好多挑逗的文字” ，万夏与何小竹在之前并未谋面，在这个具有女性气质的名字的挑逗之下，他开始幻想与这位素未谋面的女诗人发生一些浪漫的故事。而当万夏准备走出文字，真正认识一下这位来往多封信件的女诗人时，才发现何小竹竟然是一位男诗人。这样有趣的事情在“第三代”之中比比皆是。

尽管这些姿态和先锋行为有一定刻意为之的表演性质，但它们却起到了良好的社会作用。既彰显了 “第三代”诗人的集体特性，又无形中给静止的第三代诗歌文本作了行为上的注释，充分地表现出第三代诗歌的美学特征°它们与串联、当众朗诵、创办民刊、创建流派的行动方式一同，扩大了第三代诗歌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从而有助于取得对朦胧诗反叛的胜利。

四、评价：行动要素介入文本的作用

诗歌文本作为一种静态的文本，在共时的空间范围内极少有产生重大影响的例子。而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它经常以经典文本的形式在文学史上、文化史上产生重大意义。易言之，诗歌不能或很少能产生现实的某种作用，它的意义在于穿越现实与历史，传递永恒的力量。行动要素介入诗歌可以使诗歌运动化、诗歌事件化，以此产生社会效应。由此可见，行动要素介入诗歌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尽管行动要素介入文本已成为一种事实，但仍需分析行动要素介入文本所产生的作用。

通过行动要素介入诗歌，历史主体可以借助诗歌的文化作用达到期望的社会效应。从1978年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启蒙思潮与以朦胧诗为主的启蒙反思文学的三角联盟，到1984年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大众世俗文化与以第三代诗歌为主的先锋文学的三者共谋，再到无产阶级政府通过各级文化单位领导组织左翼文学的文化实践，实现了中国诗歌由现代派诗歌向无产阶级诗歌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文学界的会师与统一工作。在此过程中，历史主体有意或无意地推动了诗歌的发展，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任务、文化目标、转变引领社会思潮的时代使命。在这种强有力的社会手段下，诗歌也发生了一次次翻天覆地的革新，尽管在此过程中，诗歌发展史与诗歌艺术史的进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差。

后起的文学青年可以借助行动要素尽快地确立自己的诗人身份，并走入诗歌舞台。如“第三代”诗人就以诗歌运动的方式，实现了对朦胧诗的反叛，并确立了第三代诗歌的文学史地位。这种行动要素介入诗歌助力于诗人确立自身的方式也被后来诗人所借鉴。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及大众文化对诗歌的“弃用”，诗人们想掀起如80年代一样声势浩大的群体性诗歌运动已是不可能。90年代以后的诗人更多是以个人行为的方式介入诗歌文本的，并且他们已经承认行动要素本身对确立自身的作用。正如朵渔谈道：“如果能够让人们谈论，这件事已经做成了一半，我是相信’功夫在诗外’的。” 当然，通过借助行动要素确立自身诗人身份的努力，也并非都能达到如第三代诗歌一样的成功。策略性的失误，行动要素类型选择的不合时宜，都可能导致诗歌突围的失败。正如罗振亚谈到70后诗歌时说，“就目前的70后诗歌平庸的现状来看，只能说它是一场’失败的运动’。70后诗歌只是承继了中国现当代思想史、心态史上的’弑父情结’与’革命后遗症’，以颠覆、打倒的潜台词为诱惑，煽动文学青年对固有的文学秩序进行决裂造反的情绪……”

同时，行动要素介入诗歌也可使诗歌避免陷入“纯诗” “圣词”

“大词”的艰难境地。诗人通过运用行动手段，可使诗歌与现实社会进行充分的接触，避免了罗兰·巴特式的不及物写作，使诗歌写作陷入意识形态、宏大叙事或过于纯粹的牧歌境地。行动介入的诗歌具有了连接现实、穿越历史的可能性，从而提高、拓宽了诗歌介入现实的能力。朦胧诗中便催生出如《相信未来》《回答》《结局或开始》《一代人》等关联时代、反映时代、具有社会意义的优秀文本。第三代诗歌中也产生了如《罗家生》《尚义街六号》《山民》《中文系》等深刻写照现实生活、反映平凡人日常生活的优秀文本。

最后，行动要素既能起到在社会层面推动诗歌传播，又能有助于诗歌“去边缘化”的进程。1989年以来，市场经济全面崛起，消费主义盛行，诗歌读者大量流失，诗歌在社会格局中日益边缘化。到了 21世纪，其存在的必要性也连连遭受质疑。行动要素以其运动、聚会、公众朗诵的形式无形中起到了传播诗歌文本、博得大众关注的作用，同时行动要素可以使诗歌事件连同其关联的诗人博以出位，确立自己的诗人身份。

行动要素对诗歌具有一定的主导作用，诗歌本身可能会“沦陷”在行动中而丧失掉其本来的面目，并且被行动要素限制，甚至影响了其发展的轨迹，遮蔽了其真正的艺术质量，使得诗歌完全沦为行动所支配的 “傀儡”。特别是行动要素背后支撑它的政治手段、文化力量，可能使诗歌及其产生的社会效应完全转变为政治事件、文化事件，诗学的争论转变为权威之争、文化之争，从而使诗歌生态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因为行动要素其侧重点是社会效应，其执行手段完全遵循于社会事件的发生逻辑。1983年以来的诗歌运动、诗歌事件大多都是经由组织者精心谋划，展现在社会面前的。如李亚伟所言，“’莽汉诗歌’不仅仅是瞎掺和或一群胡涂先锋的猛打猛冲。它的出现还是一次预谋，几个人商量、策划，如同现今商议着办一个什么公司或承包什么部门。不多久，这样的谋划因为快速出现的’产品’之极端新奇和美妙，无意识地触及了诗歌的新矿脉-挖掘了汉语的矿藏，造成了一场既成事实。” 策划行动要素介入诗歌的历史主体都以造成社会事件的方式，塑造诗人形象，写作诗歌文本-诗歌的社会效应被无限放大，处于重中之重的位置，而文本意义可能就被悬空，搁置起来。这样的诗歌运动、诗歌事件可获得大众的关注，一开始人们更可能透过诗歌运动、诗歌事件审视诗歌文本，但久而久之，大众的关注点、兴奋点逐渐从文本之内挪向文本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