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以刘备视角看蜀国

01

历来我们看三国故事，都是有角度、有倾向的。

其中尤其喜欢代入刘备视角，或者说代入蜀汉视角。北宋的苏东坡就记载过当时人们的普遍倾向: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等到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尤其是再经过毛宗岗父子修订之后，这种“尊刘贬曹”的立场和倾向就更加一边倒。

这也使得我们现在看三国故事，很容易不自觉地就默认代入刘备视角，几乎同样也是“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

倘若我们能够试着切换其他视角，再来看刘备及其相关人物，或许就能发现新的细节，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那些将刘备与曹操、孙权，甚至是与袁术、吕布等人来作对比的已经太多了。

在这里我们说一个很少被提到，但和刘备、乃至和刘禅的对比感都是相当鲜明又强烈的人物，这个人是益州牧刘璋。刘备父子赖以称帝的益州，就是从他手上拿走的。

就种对比感的体现，就比如对于214年主动投降刘备的同宗兄弟刘璋，大家尚且不无溢美之辞。

而等到263年差不多刚好半个世纪后，刘备的后人刘禅同样选择投降时，则完全是一边倒的讥讽痛骂。

如此言论风向，简直呈现出的两个极端。这就很难不令人对此深思。

如果说整个三国故事就像一场巨大的舞台剧，而聚光灯始终只打在“主角”刘备一个人的身上，那么将形成一个巨大的光环。将会无限的放大刘备的艰辛、仁义和胜利，比如刘备攻定军山、拿汉中，就会让我们像读爽文一样兴奋和痛快。

同时呢，这种光环又会将刘备的部分过错和弱点最大限度的遮蔽。哪怕是刘备最终兵败夷陵，乃至白帝城托孤，引起的也只是我们的无限唏嘘、感慨和同情。

现在且让我们把这束巨大的光柱的光亮，抽出几缕，也让这几缕亮光也投射到其他人物的身上，看看他们的命运和选择。

02

第一缕光，就先给到刘璋。我们且先从刘璋的视角出发。

刘璋请刘备入蜀的时候，往最难听的方向说，大概也不无“借刀杀人”之意，是想让刘备对付北方的张鲁、乃至北方更为强大曹操，成为自己的一道防火墙。

说到底，刘璋就是妄想着和刘备当兄弟，想让这位自己信得过的同宗兄弟，替自己守住地盘。大概就像过去的陶谦、刘表一样，他们不都把刘备当做“防火墙”使用过吗，而刘备之前的表现也确实都不错。

可事实上，除了张松、法正等少数想投刘备的积极分子之外，刘璋的其他好些部下都看出这个办法并不可取。说得最透彻明白的是主簿黄权，黄权表示：“刘备有枭名，今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以宾客待之，则一国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

总之，刘备这样的枭雄，肯定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请刘备就不是个自保的好办法。

劝谏得最刚烈、也最夸张的则是另外一位王累，“自倒悬于州门以谏”，但刘璋“一无所纳”，通通不听。

等到刘备真正到来时，刘璋对刘备可以说那也是实实在在的好，比当初在荆州将刘备一度虚置的刘表还要耿直得多。

“璋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以资送刘备”，养得刘备是“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不难看出刘璋真是很迫切地希望刘备能早日率军北上，替己分忧。

另一边的刘备呢？其实早在刘璋请他入蜀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打刘璋和益州的注意。

比如早在诸葛亮作隆中对时，就曾为刘备强势分析了一波，为刘备指明了方向：“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另外一位军师庞统在和刘备分析，也同样是：“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今可权借以定大事。”

总之，想要做大事，成霸业，益州是必须得拿下的。

但刘备也有自己的顾虑，并且表现得比较理想主义，他对庞统说出了自己顾虑：“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吾所不取也。”

可见刘备自己内心其实也很清楚，这样抢夺同宗的益州，是不义的。如果这样搞，他多年树立的“宽、仁、忠”等美好人设恐怕要崩。

但庞统是现实主义者，便进一步对刘备开门见山地说：“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就算我们不拿下，也迟早要被别人拿下。于是认清并接受现实的刘备“遂行”。

所以刘璋自以为的借刀杀人、互为唇齿，实际上反倒是引狼入室、引火自焚。

等到刘备接受完刘璋的资助，便开始举大军反戈一击，并且很快就拿下涪县时，比较好玩的一幕出现了。此前的理想主义者刘备此刻变得非常现实，开始大办庆功会，表示“今日之会，可谓乐矣”，完全是一副接着奏乐接着舞的派头。

反倒是之前表现得很实际的庞统，此刻又来唱反调，表现得比较“理想”，他是这样劝谏的：“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表示我们抢别人的地盘还这样欢乐，怕不是仁义之师。气得刘备当即大骂：“卿言不当，宜速起出!”

尽管刘备前期兵势一度迅猛如此，但真等到刘备围困成都时，刘璋其实也并不是全然没有抵抗能力。

比如益州从事郑度知道刘备举兵来，就为刘璋提出了很好的应对之策：

“左将军悬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军无辎重，野谷是资，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此必禽耳。”

也就说，只要我方能够狠心选择坚壁清野，牺牲一下成都以外的百姓及物资，刘备必败。这招釜底抽薪确实是狠招，以至于刘备本人都一度感到“恶之”，非常棘手，不知道该怎么办。

再看成都城内，据《三国志·蜀书》记载是“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可以说刘璋非但是有一战之力，甚至还很有可能是可以打胜的。

刘璋此刻是兵比刘备多、粮也比刘备广，同时士气也很高，所谓“吏民咸欲死战”。而且这还是刘璋主场作战，可以说是很有优势的。

但即便如此，刘璋还是决定投了。刘璋自己表示：“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于是刘璋城出降，而“群下莫不流涕”。

我们不难看出从“吏民咸欲死战”到“群下莫不流涕”的表现，再从诸葛亮的“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到庞统的“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的评价，总体来讲在刘璋的治理下，成都的官员和百姓的幸福值比较高的，对刘璋的认同感也是比较强的。

有意思的是，这样占优势而投降刘备的刘璋，大家往往下意识就认为刘璋就该投降刘备、就该让贤给刘备。过去陶谦、刘表都让得刘备，你刘璋让不得？现在你刘璋能够让位给刘备，倒也算是识时务、顺民心。

比如《三国演义》里，写到这一段便是借谯周的口吻来说：“若要吃新饭，须待先主来。此乃预兆，不可逆天道”。

后来袁行霈先生在《国学研究》一书里，讲到“谶谣在《三国演义》中的作用”时，就解说道：“蜀郡谶谣，一定程度上代表蜀地民意；只有先主来蜀地，百姓才能吃好饭。“先主”即先主刘备，只有刘备主政才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因此，刘璋投降刘备是顺应天意，是正确的选择。”

所以有骂刘璋懦弱、愚弱、暗弱，很是弱鸡的，但却没有骂“扶不起的刘璋的”，也就更没有感叹当初父辈刘焉创业艰难不易，你一个浓眉大眼的刘璋怎么就能直接投了呢？

03

接着我们再从蜀地百姓的视角出发。

看看刘备治理的蜀地百姓，是不是就像《三国演义》里的谶谣唱的，先主刘备来了，大家跟着有饭吃、有好日子过呢？

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自刘备入主成都之后，蜀中百姓的日子其实相当不好过，甚至可以说远不如刘璋时期。

《三国志·刘巴传》就记载说：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

也就说刘备和刘璋，此时的立场有所不同，对蜀地百姓的态度也同样截然不同。

刘璋是可以为了蜀中百姓，放弃自己的利益，主动投降。那么刘备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哪怕牺牲一下蜀中百姓，也在所不辞。

如果说在攻下成都之前，刘备为了能攻克成都，以劫掠成都来提升鼓舞士气，尚且属于无可厚非。毕竟比起同时代的曹操、孙策的对敌对势力的屠城行为来讲，刘备的纵兵劫掠相对算是轻微，算是仁德的了。

关于这一点，就是等到刘备正式初为成都之主时，他也同样是相对克制的：

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

也就是说，刘备如约将蜀中的金银财宝分赐给跟着自己入城的将士们，但也将谷物、布帛等物资还给了原蜀中百姓。尽管抢了蜀中财物，还是给蜀中百姓留了最起码的生存余地。

但刘备之所以能够这样克制，一部分原因当然是为了维持统治，同时呢其实也是为了日后攫取更丰厚的利益。

就在建安十九年（214年），入蜀的刘备虽然对蜀中百姓“还其谷帛”，但很快就又面临一个“军用不足”的重大的现实问题。

对此，感到特别忧虑的刘备采用的是狠人刘巴的办法，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

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就是铸造一种叫“直百钱”的新货币。这一枚新币，就相当于一百枚蜀地过去的五铢钱。同时，市场交易、物价高低都由官府接管和指定。

事实证明，刘巴这招挺狠，效果也很显著。刘备听从执行之后，不过“数月之间”，便“府库充实”。

据谌旭彬老师的《秦制两千年》里考察，当初刘璋父子在蜀地所铸的五铢钱重量在2—3.7克左右，刘备的“直百五铢钱”的重量则在8—9克。也就是说，刘备的所铸的新钱重量只是过去刘璋旧钱的3—4倍，但其法定面值却是过去的整整100倍，刘备则迅速从蜀中百姓手中汲取了30倍左右的财物。

对于刘备的这一操作，后来还被刘禹锡写诗夸赞说：“业复五铢钱。”想来刘禹锡大概也没深入了解过“直百五铢钱”对百姓的伤害何其之大，而只看到刘备建立功业的一面。

其实，对于如何治国治蜀和如何对待蜀地百姓这件大事上，刘备从一开始就没想着走“宽容仁厚”的路线。刘备和诸葛亮有对话是这样的：“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也就是说，像刘表、刘璋父子对待臣民百姓动不动大赦一番，对治理国家是没有好处的。刘备本人是相当不认同这一套的。

其实这一点，不仅是刘备，可以整个曹操及谋士也都是认同，比如郭嘉就曾分析说曹操和袁绍的胜败，其中一条便是：“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慑，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

也就是说，谁的手段越狠，谁榨取的资源越多，谁就越可能取胜。这一点在三国时期，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刘备的治国路线也同样如此。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在刘备授意之下，诸葛亮等人制定的“蜀科”。

虽然蜀科的具体内容我们现在看不到了，但当时《三国志》却有记载说：“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也就是说诸葛亮等人制定出来的法律实在太过严苛，不论是益州的世家大族，还是寒门百姓，大家都顶不住这般高压状态。

关于这一点，就连蜀汉政权内部都还有过争议。法正就曾提意见说应该“原缓刑弛禁以慰其望”，还是应该走宽厚的怀柔路线。

但诸葛亮表示：“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吾今有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也就是说过去刘璋父子已经对蜀中有过太多恩惠了，我们即便施恩也没法做到刘璋父子那般程度。所以我们直接用严刑重法来治理国家，树立威信，他们反倒会老实听话。刘备当然喜欢听诸葛亮这一套。

实际上，刘备和诸葛亮两人的治蜀的理念本就非常相似。从这两人一开始打益州的主意时，就是因为这里本身就是一块肥肉，存有难以估量的挖掘潜力，所谓“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同时刘璋又“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

也就是说，明明有这么好的地方，刘璋这么多年以来却让利于世家大族和寒族百姓，不知道收归国有，“此殆天所以资将军”，这不是等着我们来收割吗？

事实也确实证明，蜀中多年以来积蓄各项财力物力确实非同小可，前面刘备花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不就使得“府库充实”了吗？

所以等到刘备入蜀以后，开始各种攫取蜀中人力、物力、财力也就并不奇怪。这也并不是刘备变得不仁德了，而是刘备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用仁德来治蜀，所谓“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在这种乱世，以仁德治蜀的刘璋父子，反而是刘备的反面教材。

但尽管蜀中此前再怎么富裕繁华，再怎么有潜力和底蕴，但其人力、物力、财力也都是有限度的。可以说，在这般高强度的攫取之下，整个蜀中是肉眼可见的变瘪变衰，很快就从刘璋时期所谓的“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到了诸葛亮、刘禅时期的“益州疲弊”。

至于在这样的情况下，蜀汉政权为什么没在短时间内崩盘，一方面当然是政策的高压，另一方面也离不开诸葛亮自身的清廉。

比如诸葛亮自己家也不过就“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整个社会不仅仅是百姓苦，官员同样也苦。既然大家都苦，百姓们也就都能跟着忍一忍，撑一撑，毕竟不患寡而患不均嘛。所以《三国志》里就又记载：（诸葛亮）刑政虽峻而无怨者。

等到蜀汉百姓再进入诸葛亮去世刘禅自己主政时，刘禅破坏这一原则，开始大兴土木享乐，“池苑之观，或有仍出”之际，普通民众的生活便更加苦不堪言，以至于吴国使者薛翊来蜀地看到的都是“经其野民皆菜色”。

也就是说，在刘备、刘禅的蜀汉政权期间，益州百姓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完整的从“民殷国富”到“民皆有菜色”的痛苦历程。

只不过往往我们很容易迷失在刘备的光环里，更看重的是刘备的功业，从而对这些百姓们的遭遇视而不见。或者说，我们已经默认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昂贵代价。

要知道刘备的计划很大，是为了“霸业可成，汉室可兴”。那么为了这个宏伟的远大目标，让百姓们再忍一下、再牺牲一下、再多付出一点代价，似乎也都是值得的。

不过当时的蜀中百姓，他们大概会很怀念当初刘璋为益州牧时，那段“暗弱”的静好岁月。

04

最后我们切换到刘禅视角。

刘禅和刘璋其实是很相似的，都是二代，也都是投降者。但两人的主流历史评价，却截然不同。

前面我们说过，关于刘璋降刘备，大家都认为这是天命所归，刘璋识时务、做得对。没人会说刘璋就该负隅顽抗，就该死磕到底，凭啥要让位给刘备？

但刘禅降曹魏，历来都是骂声一片，无数人痛心疾首的责问，你凭啥要降曹魏？像我们民间一提到刘禅，都得先大骂一声“扶不起的阿斗”。连三国杀的游戏的人物台词都在骂“臣等皆欲死战，陛下何故先降”等等。以至于刘禅一度成为弱智低能的代名词。

民间如此似乎便也罢了，在历史上也同样如此。

比如李特就曾痛心疾首地表示：“刘禅有如此江山而降于人，岂非庸才？”

又或是罗隐的诗“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唐彦谦的诗“昭烈遗黎死尚羞，挥刀斫石恨谯周”，都表现得尤为愤怒，更是一并连劝降的谯周都恨上了。

但当初刘璋投降，有没有人感叹“两朝冠剑恨法正”、又或者“挥刀斫石恨张松”呢？显然没有。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得是刘禹锡的诗。一提到刘备便是“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提到刘禅呢，则是“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

为什么会这样？说到底，其实还是因为我们一直站在“刘备立场”，受“刘备光环”的影响。

因为自动代入刘备是主角，所以作为刘备的敌人刘璋就应该明智投降，而作为刘备的后人刘禅则应该殊死抵抗。从而形成一种很极端的“双标”，并且这种双标还很不容易自我察觉。

这就使得尽管同样是二代投降，刘璋在历史上就显得不声不响，而刘禅则是被众人骂上了天，口碑简直是低到尘埃里去。

但如果刘璋的投降不应当为后人所责骂的话，那么刘禅的投降不说什么也有多么高尚，但至少，我们也不必过分去苛责刘禅。

何况事实上，刘璋其实本比刘禅更不应当投降，而刘禅还真是不得不投降。刘璋投降时，尚且还是“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臣民们基本上还是不愿投降刘备。

而刘禅投降之际呢，整个蜀中人民实在已不堪重负，在数年以来的以小攻大、以弱击强般的北伐战争无果后，已然使得整个蜀中“百姓凋瘁”、“民皆有菜色”，可以说吏民们早就盼望解脱了。

要知道刘禅投降时，蜀国有二十八万户，人民九十四万，军队有十万两千，官吏有四万。据易中天老师的算法，平均九个人就要养一个士兵，每七户就要供一个官吏。试问负担如此沉重的百姓，是希望跟着蜀汉政权“死战”呢，还是想跟着魏国吃饱饭呢？

非但蜀中百姓如此，其实就是蜀国官员像谯周、杜琼等人也早就认为应该降魏，天命在魏。比如“当涂高者魏也”、“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可复”的言论就很有市场。更何况魏国早已实施了九品中正制，由本地的世家大族垄断当地的官场和职务，可以说这也正是蜀中的世家大族们所希望的。也就是说，其实整个蜀汉政权治下的本地蜀中的官员和百姓，都早已人心向魏。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禅最终没有选择北地王刘谌的“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而是选择了听从谯周之策，选择了投降。站在刘备、甚至刘谌，站在老刘家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可以说刘禅此举没有骨气，不够血性，丢了老刘家的脸，败坏了老刘家来之不易的基业。

但站在蜀中臣民的角度上，我们完全也可以说，选择投降的刘禅跟刘璋一样，也算是识时务、顺潮流的。刘禅此举，也算是解放了已疲敝多年的蜀中百姓。

当然，刘禅尽管说不上是什么弱智，但也绝对谈不上是什么明君。比如任用宦官、亲近小人、识人不明等等，的确是他实实在在的过失和缺点。但整个蜀汉政权的崩塌和溃败，却也不能怪到刘禅一人身上。就好像一艘已经千疮百孔、注定沉沦的大船，而刘禅只不过恰好是最好一任船长。即便换一个更加“高明”的船长，大概也只能延缓沉沦的时间而已。

至于投降之后，表现出“乐不思蜀”模样的刘禅则更加不必苛责，这时候即便嘴硬如孙皓又有什么用处呢？反倒是相较于在国内“专于杀戮”的吴主孙皓，刘禅这位蜀主相对还算是“宽仁”。当然，这也全靠同行衬托。

有时候，我们往往会陷在极为宏大的主题，比如江山、功业、霸业之类，从而很容易忽略掉具体而细微的百姓和生命，容易只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漠视为一串串冰冷的数字。

我们看在这三国时期，连向来以“仁德”、“忠义”著称的刘备所建立的蜀汉政权下的百姓生活尚且如此，其他百姓的生活也就可想而知。

想来想去，还是有两句元曲说得好。一句是：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另一句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主要参考资料：

1、陈寿：《三国志》

2、裴松之：《三国志注》

3、司马彪：《九州春秋》

3、司马光：《资治通鉴》

4、罗贯中：《三国演义》

5、易中天：《品三国》

6、谌旭彬：《秦制两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