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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胜利后，毛泽东主席曾深情地赞誉：“好的二局。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刘伯承曾形象地说：“有了二局，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叶剑英于1975年回忆长征时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指挥英明，机动灵活，多谋善断，把蒋介石的军队调来调去，就像放在手中把玩。四渡赤水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60华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来回穿插，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点，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收集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 
 从叶剑英元帅的回忆中 我们不难看出“二局” 是一个专门从事 情报收集的机构 而且在毛主席心目中 地位如此之高 作用如此之大 那么这个神秘的二局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机构？ 由哪些人组成 他的职能和作用又是什么呢？ 今天我就和大家 一起探讨和解读 毛主席是在长征胜利后说了“二局”的那段生动形象的话，我想我们今天就以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为时间接点来探索解读神奇的“二局”，本文分三个部分，即长征前、长征中和长征后，尽可能将这一学术性比较强的问题讲清楚。  长征前有两个“二局” 向上滑动阅览 我们先说说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第二局，这个机构的设立和发展过程中与“半部电台”和“半张电文”有着密切的联系。 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中，取得龙冈战斗的胜利，缴获国民党18师张辉瓒电台一部，其中发报部分被毁，收报部分完整，史称“半部电台”。这是红一方面军首次拥有电台。接着，王诤和刘寅在江西宁都县小布镇创建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随后，侦察台划归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侦察科领导，曾希圣任侦察科科长。1932年5月，侦察科建立第二个侦察台。 1932年8月20日，红军攻占江西宜黄，在搜集敌情资料时发现一份国民党孙连仲致吉鸿昌的密码电报，其中20余组密码附有译文。这就是“半张译文”的由来。“半张译文”对红军初创时期的破译工作有着极大的启示。在此基础上，曾希圣和曹祥仁专门收抄吉鸿昌所发的密报，反复钻研，于11月16日终于首次解开了国民党军队使用的密码。1932年红一方面军在福建建宁成立司令部二局，这是红军建立的第一个执行无线电技术侦察任务的职能机构，开始由总司令部参谋处长郭化若兼负领导责任，不久任命曾希圣为二局局长，二局下设破校译和侦收两个科。 我们要说的第二个“二局”是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简称中革军委二局），1933年5月成立于江西瑞金乌石垅，局长曾希圣（兼），副局长钱壮飞、谭震林。它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叶坪建立的侦察台，每日将侦获的敌情整理成书面材料，报送临时中央副主席项英参阅。当时，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二局为前方二局，中革军委二局为后方二局，前方二局由局长曾希圣负责，后方二局由副局长钱壮飞负责。钱壮飞是大家熟悉的上海“龙潭三杰”之一，在上海完成了惊人举动后回到苏区任“二局”副局长。 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对外称中央红军，这就是“中央红军”提法的由来。实际上可理解为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红一方面军，并随军行动。为此，史书上常把中央红军和红一方面军相提并论，其实中央红军的提法时间段仅是1934年1月至1935年6月，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即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在对外称中央红军时期，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二局与中革军委第二局合并，统称中革军委第二局，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下设破译、侦收、校译三科，电台七部。
长征中也有两个“二局”
向上滑动阅览 那么，蔡威的“二局”是怎样由来的呢？原来是1932年2月，来自上海的无线电技术骨干宋侃夫、蔡威、王子纲在鄂豫皖苏区创建了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同年8月发展为两部电台，一台（称后方台）台长宋侃夫，二台（称前方台）台长蔡威。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设电务处，下辖3个台，一台（通信）台长王子纲，二台（侦收兼破译）台长蔡威，三台（通信兼侦收）由电务处长宋侃夫兼台长。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6月与中央红军会师；8月为加强红军总司令部工作，调整了内设机构。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7人联名签署命令，任命蔡威为红军总部二局局长。 来自上海党中央特科无线电培训班学员，有着红四方面军“情报三杰”之称的蔡威、宋侃夫、王子纲，他们三人联手于1933年3月解开了四川军阀的密码一一“通密”。与红一方面军“半张译文”启发破译密码不同的是他们白手起家，全靠猜译出来的，时间比红一方面军晚了4个月。蔡威他们先是破译了国民党地方军阀密码，接着破译了国民党嫡系部队胡宗南等密码，最后他们连偏僻的马家军和甘肃鲁大昌军阀密码都尽数破译。同时在电台功率侦收范围内的敌方电台密码也逐一告破。蔡威领导的二局为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和配合红军长征都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由于蔡威在无线电技侦战线上屡建奇功，红四方面军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张国焘誉蔡威为军中“千里眼”；徐向前总指挥称蔡威是“无名英雄”，具有“独特建树”；陈昌浩政委说蔡威是军中“活菩萨”。在一支军队中，前三号领导人都给出如此之高的赞誉，这在党史和军史上是少之又少的，甚至可以说是仅有的。 无疑，曾希圣和蔡威是神秘“二局”的两位领军人物，巧合的是长征中的两位“二局”局长还有过一段会晤，同仁相见，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时任中革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通信学校政委曾三与时任红四方面军二局局长的蔡威，同是周恩来在上海培训的无线电通信干部，老相识，便约（中革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在曾三陪同下主动拜会蔡威。他和王诤介绍了中央红军无线电侦察和通信的建立发展情况，长征以来对敌无线电侦察的体会，特别是遵义会议党中央纠正军事上“左”倾错误的情况。蔡威也介绍了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和侦察部门的建立与发展情况，并且介绍了四川军阀各派和甘肃军阀鲁大昌的密码编制和使用情况，对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无线电侦察的体会。两个部门（中革军委二局和红四方面军二局）建立了联系后又常常往来。曾希圣听说蔡威二局没有汽油，特地将在泸定城搞到的汽油送了两桶给蔡威，以解燃眉之急。蔡威听说曾希圣二局充电机时常出故障，把所部仅有的一台充电机借给他们应急。曾希圣与蔡威来往多了，同行加战友，有了深厚的感情，无话不谈。
向上滑动阅览 关于这次会晤，现能查找到的有陈福初将军的回忆。陈福初在蔡威领导的红军总部二局任译电科长，解放后任总参某部政委。陈福初回忆到：“1935年7月下旬的一天，我们红四方面军的二局来了三位客人，是从一方面军来的，他们是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三局局长王诤和曾三同志。曾三同志与蔡威局长像是老相识，见面后就道离别之情，并由他介绍其他两位，大家都很高兴。蔡威吩咐我和刘忠生（现名刘昆）烧水泡茶，告诉司务长弄饭。曾三同志听到弄饭，带开玩笑地说：“老蔡，做点好吃的啊，我们真饿坏了。”蔡威抿嘴微笑说：“管你吃饱。”他们四个人边喝茶边谈心，有说有笑，很是融洽。司务长听说是从一方面军来的客人，他把从江油带来的腊肉，中坝带来的银耳，都拿出来了，还搞了一大盆牛肉和大米饭。他们边吃边说：“好久没吃上这么一顿啦，太好了！没想到在这里能吃上这么好的饭，谢谢！”的确，在毛儿盖能吃到大米饭是不容易的。吃完饭，他们继续交谈。蔡威介绍了四川军阀的密码编制和使用情况，对胡宗南密码的破译情况，还谈了甘肃鲁大昌的密码等。他们听得很仔细，直至5时左右客人才走。”“第二天，他（们）三人又来了。曾三同志走进门就说：“我们来打牙祭，再弄点好吃的吧！”蔡威笑一笑说：“有你吃的。”这天仍是蔡威介绍情况，主要是红四方面军通信、电台和原川陕根据地情况。王诤、曾希圣讲了遵义会议和长征途中的情况。在这之后，他们几乎每天都来，每次来都谈情况。……他们来的次数多了，大家熟悉了，也就比较随便了，联系也更加密切了。军委二局和四方面军二局在工作上互通有无，有了困难互相帮助。” 刘昆是蔡威的勤务员，后任宣化通讯学校负责人，50年后对这次会晤印象仍然深刻：“他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一连畅谈了三天三夜……他们无所不谈，然而更多的还是交流各自侦察破译敌军电台密码的工作，谈得很兴奋，很热烈。我一直守在他们身边，为他们打水做饭。” 这是中央军委二局局长和红四方面军二局局长的会晤，从曾希圣、陈福初、刘昆三位当事人的回忆中，我们得出这样的分析，一是会面次数多，时间长。从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以来，“常常往来”，“几乎每天都来”，“一连畅谈了三天三夜”。二是互通情况，交流经验。曾希圣通报了中央（遵义会议）和红一方面军无线电侦察和通信建立、发展情况；蔡威则介绍了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和侦察部门的建立与发展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彼此交流经验，三位当事人中曾希圣和陈福初都具体地提到，蔡威介绍了四川军阀各派和甘肃军阀鲁大昌的密码编制和使用情况，对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无线电侦察的体会。这里，让我们自然联想到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直在追剿中央红军，蔡威研究并破译了胡宗南的密码。四川军阀众多包括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邓锡侯、田颂尧、刘湘等，蔡威对他们密码了如指掌，这些军阀中有一部分参加了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正是蔡威研究并破译密码的甘肃军阀鲁大昌管辖的地盘。蔡威在两军会师前已将破译的情报发给中央红军共享，现又当面交流破译心得，让中央红军更好地掌握这些密码破译要领，为红军长征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长征胜利后，毛主席在延安曾对宋侃夫说：“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啊！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四渡赤水前后，是你们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三是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在这之前就有过情报交流和共享，此次会晤更多的是对密码内在编排规律的交底。从曾希圣、王诤他们多次登门拜会情况分析，除了蔡威二局伙食好，可以打打牙祭外，是否对蔡威精深的破译才华感兴趣呢？这次会晤后同行建立了很深的感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曾希圣在回忆中写道：“可惜的是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前一个月，红四方面军二局（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局长蔡威病故了。……为战友蔡威的故去而万分痛惜。” 会晤之后，两军建立了更加密切的情报共享机制。 长征后建立了统一的“二局”
向上滑动阅览 统一后的“二局”，包括了红二方面军无线电技侦机构。红二方面军的技侦工作是任弼时创建的，在1933年的下半年破译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部密码，破译密码的时间比红四方面军晚了几个月。1933年6月将无线电队改为无线电中队，辖两部电台，两部电台兼做无线电侦察工作。1935年1月，红二、六军团成立无线电大队，下设一个专门侦察台（对外称小电台），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无线电大队小电台改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机要科小电台。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统一后的“二局”下设机构与蔡威任红军总部二局局长的机构设置几乎一样，破译、侦收、管理三科均相同，只不过由原来的译电科改名校译科而已，其实译电科是把阿拉伯数字译成汉字，让人们看懂内容，而一组组数字译成汉字是很仔细的活，需要校对，必须准确无误，如果出差错了，那内容就会离题万里，密码破译史上有过这种译电出错的案例，因此校对环节显得尤其重要，所以在设置科室机构中突显了校对工作，改为校译科。这种几近相同机构设置是巧合吗？原来情况是这样的：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当时中央红军是2万左右兵力，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兵力。会师后，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军主要领导人做了调整，朱德为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随后充实健全总司令部机关，成立了五个局，蔡威被任命为二局局长，当时对二局下属科机构设置的考虑是蔡威局长根据密码侦听、破译、校对、译电这几个必要的环节来设制，由于电台多、技术人员多，增设了管理科做好后勤保障，所以这个“二局”机构的下属科室设制是专业的，合理严谨的。1936年9月22日，蔡威局长病逝。这之后二局领导人经过了如下变动，10月中旬，朱总司令调新闻台的罗若遐到总司令部二局任局长。11月，经朱总司令同意，罗若遐调回新闻台，任命罗舜初为总司令部二局代理局长，并从三局调伍云甫任二局政委。 至此，我想应该把神秘的“二局”机构由来说清楚了吧。其实，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密码破译部门整合成统一的“二局”，就是如今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研究密码破译部队的源头，我们称这支部队为隐形方面军。三大红军的“二局”代表人物分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曾希圣、钱壮飞，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红四方面军的蔡威。令人痛惜的是钱壮飞和蔡威先后牺牲在红军长征路上，他们就像蜡烛一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漫漫长征路，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知道，为什么“四渡赤水”毛主席会出奇兵，为什么长征能走完二万五千里……这就是“二局”这个神秘机构的神奇作用，而伟人毛主席把“二局”喻为照亮红军漫漫征途的“灯笼”，是对红军这支隐形方面军的全体技侦情报人员的至高褒奖。  精彩奉上！敬请期待！ 《无名英雄背后的故事 ——三十余载亲历记》 之《武汉俄式别墅》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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