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尔 | “批判的时代”

选自《启蒙哲学》

E·卡西尔著，

顾伟铭等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

       “批判的时代”      

18世纪很喜欢自称为“哲学的世纪”，也一样喜欢自称为“批判的世纪”。这两种说法不过是对同一情况的不同表述而已；其目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刻划出那渗透了启蒙时代并造就了伟大的启蒙思潮的基本精神力量的特征。这个世纪的杰出思想家都兼通哲学、文学和美学批评，这绝非出于偶然，而始终是由于这两个思想领域的问题具有深刻的、内在的必然联系的结果。系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文学批评的基本问题之间一向是有密切关系的。自“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自认是科学艺术的再生）出现了哲学精神的更新之后，这两门学问之间发生了直接的、重大的相互关系。而启蒙时代更跨前一步，它对文学批评与哲学的相互关系作了更严格的解释，也就是说，这种相互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而具有原始的重大的意义。启蒙运动认为，这两类知识是互相依存的，它们的间接结果又是契合的。启蒙运动断定这两门学问的本性是统一的，并寻求这种统一。系统美学便是从这种认为哲学与文学批评是相互依存和统一的看法中脱颖而出的。这种看法包含两种在不同的方向上起作用的倾向。该世纪第一基本倾向是要求明确而可靠地排列细节，第二个倾向是要求形式的统一和严格的逻辑集中。18世纪思想认为，几个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和美学沉思吐出的千丝万缕，应该被集中起来织成一块织物。大量的诗学、修辞学和美术理论的素材，现在应当以统一的观点去加以整理和安排。但这种对逻辑的明确和逻辑秩序的要求仅属起步。而从逻辑形式的问题又引出第二个有关知识内容的深入的问题。人们探索着哲学和艺术在内容上的相互关系，并且主张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虽然这种密切关系初看时似觉太朦胧，难以用清晰和明确的概念去表述。文艺批评的主要任务似乎就是要克服这个障碍。文艺批评试图用自己的光辉照亮感觉和鉴赏力，它以明暗对照法绘成画图，并试图用纯知识照耀感觉和鉴赏力，同时又不改变它们的本性。尽管人们承认纯知识这一概念有局限性，并假定和承认其中存在着非理性的因素，但18世纪依然希望获得具有这种局限性的明确而健全的知识。正如该世纪末一位最深刻的思想家指出的：这个要求是一般哲学的最基本的特点。他认为，哲学的理性本身，不外是一种用以确定界限的原始的、基本的官能。当两个类不仅在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这种差异达到截然对立的程度的知识发生冲突时，人们就最清楚地看到确定界限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意识到两者的对立，才出现了理智的综合，而这种综合又为18世纪的系统美学提供了基础。但是，在无法实现这种综合之前，在这种综合还未在康德的著作中以一定的形式表示出来之前，可以说，哲学思想不得不经历一系列的预备阶段和练习，它通过这些预备阶段和练习，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和观点去表达这种或然性的对立统一的特征。18世纪美学就各种基本概念的定义和相对的顺序所展开的论战，从各个方面反映出了这个普遍倾向。不管是理性与想象力之争，还是天才与规则的冲突；不管人们认为美感的基础在情感，还是认为它属某种知识；在所有这些综合之中都一再发生同一个基本问题，仿佛逻辑学和美学、纯知识和艺术直觉在未找到自身的内在标准，并按这些标准理解自身之前，不得不彼此检验一番似的。

18世纪为建立美学体系而作的各种努力，尽管互有分歧，但这个过程却是清晰可辨的，它构成这些努力的潜在中心和思想焦点。参加这场运动的个别思想家并没有一开始就认识到他们所走向的这个目标；在各种倾向的冲突中，还无从找到一条真正一致的推理路线，一种力图解决一个已被明确设想出来的基本问题的意识。美学问题还在不断地变化；其具体表现是：由于人们的出发点不同，也由于人们的侧重点不同——有人出于心理学和逻辑学的兴趣，还有人则出于伦理学的兴趣，故人们对于那些支配着新生的美学的基本的概念的意义的认识也各有不同。但是，一种新的形式终于从所有这些不同和明显矛盾的思潮中变得具体化了。逻辑哲学和道德哲学，自然科学和心理学，都遇到了一系列新问题，这些问题尚未被明确地与这些科学区别开来。的确，仍然有千丝万缕把这些问题同各门旧知识联系起来；虽然哲学思想还不愿意割断这些联系，但还是开始渐渐放松了这些联系，直到最后把这种如果说不是物质的起码也是逻辑上的纽带消解了。新型的哲学美学便是这种消解和思想解放过程的产物。进而言之，所有那些就其本身来考察也许类似于18世纪美学分枝的思潮都对这种新型美学的出现、成型及其最终成果作出了间接的贡献。美学史家决不可忽视或低估这些未完成的、动摇不定的和昙花一现的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为它们的不完善或许恰恰最清楚、最直接地表明了艺术的哲学意识的发展，显示出支配这种意识的发展的规律。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奥的奇迹标志着系统美学的初期历史。人们不仅按严格的逻辑方法构想出和掌握了一门新的哲学学科，而且到运动的后期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艺术创造，康德哲学和歌德的诗歌成了这场运动预言性地号召人们要达到的思想目标。只有在这种历史联系之中和通过这种历史联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18世纪这两项登峰造极的成就之间的内在关系。人们总是认为，这种“前定和谐”在德国思想史上之所以可能，是出于一种绝妙的巧合。文德尔班在谈到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时说，它仿佛先验地构成了歌德诗歌的概念。他还指出，歌德诗歌的成就以及他的诗歌创作活动源于《判断力批判》，且是为它所要求的，是出于哲学思想的纯粹必然性。在18世纪德国思想史上，这种要求和行动的统一，艺术形式和反省的沉思的统一，并不是人们刻意寻求的，也不是人为地归纳出来的，而是它的种种基本形成力量之间能动的相互作用的直接产物。这些力量产生出一种崭新的哲学，还产生出艺术创作过程的一种新方式、新的“维”，它们都是这些形成力量之必然的和内在的结果。这一标志着18世纪文化的终结和顶点的综合，同时也是这个世纪认真的、艰苦的思想劳动的产物。启蒙时代完成了这项任务，并以几乎前所未有的完满程度把批判的功能和生产的功能结合得天衣无缝，并使两者直接地互相转化，这就是启蒙时代不朽的功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