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遭遇小偷 
那个时代的火车客运列车都是“绿皮”车厢，三等小站从列车的头、尾部均可顺着铁轨进入车站
第二天，也即1968年元月5日，我从老家坐汽车，中午时分才到了位于东陇海线的一个三等小站，准备在那里坐火车去河南。当我走到火车站小广场一侧的售票窗口，准备掏钱买票的时候，只见买票队伍排的长长的，如果排在队列的后面，要买到票就要等一段时间。可是，看了一下列车时刻表，火车就要到站了，怎么办，怎么办？
我忽然发现，排在队列前头的是一个解放军同志，如果请他代买一张票，不就解决问题了嘛，那时（当然今天也是）解放军同志是非常乐于帮助人的。我掀动黄色罩衣，从左侧下方的棉衣口袋里，掏出钱包，拿出钱，请那位同志帮忙买票。那个解放军看我一个毛头小伙，还没有成年的模样，也没有多说话，只是问我去哪里？然后接过钱替我买了票。我们默默地坐到了候车的椅子上，等待火车到站。那时，人家帮我买了票，我也不知道、也没有向人家说句感谢的话，真是太傻了。
不一会，火车到站开始检票，人们鱼贯而入从检票口进入站台。
天哪，只见长长的一列客车，就象一条绿色长龙停在铁轨上，而每个车门口，都挤满了人。前一层、后一层，左一层、右一层，扛着行李的，背着背包的，提着袋子的，抱着孩子的，都争先恐后的向车上挤去。
这时，我才发现，更多的人从列车两头（不是检票口）向车站涌来。他们肯定没有买票，因为那时这种三等车站，两头没有封闭围墙，就有不少老百姓揩“铁老大”的油，不买票坐火车。一节车厢只配备一个乘务员，她也管不了这么多人。即使火车开动了，列车长带队查票，发现不买票的，你也不能把人家推下火车，只能到了下一站，再撵他下车。但是，一节车厢两个门，一个乘务员只能守一个门，而且到了下一站，又是那么多人涌上来，无票客换了一个门再挤上车，又能开始他的“旅行”了。当然，这种旅客大多是短途的，是熟悉沿线车站环境的“老客”。
我急出一头冷汗，这么多人，上不了车，今天就走不成了，有票也白搭。
还好，帮我买票的那个解放军，穿着内有羊毛的黄大衣（后来我判断他起码是连排干部），从这个车门跑到那个车门，寻找“突破口”。而我呢，就紧跟“黄大衣”，他跑到哪，我就跟到哪。
在挤车的时候，我左肩膀还扛着大半袋子大米，左手攥着袋口。这样左侧下方装有钱包的棉衣口袋，就失控暴露在“敌人”（小偷）的“火力”范围之中了。看帖的朋友要问了，那你为什么不把钱包装在上衣口袋里？我上面已经说了呀，因为我身上装的二百元“巨款”，在罩衣里面的棉袄左上方小袋子装有每张10元共80元，右边小袋子里也是80元，头天晚上已被缝好。右边下方的大口袋里，在《毛主席语录》扉页的夹层里还有40元，合计正好二百元（那时没有百元票）。
我左手攥着大米口袋，右手放在右侧罩衣下方口袋中，以保“巨款”万无一失。如果是走路，这种动作还算自然，如果是挤车，就不太合理了。还好，我紧跟“黄大衣”，后面和左右两侧的人们硬是把我一同挤上了车。
上车以后，也没有座位，我把大米袋子放在列车走道中，让那位解放军坐在上面，这才有空检查左下方的棉衣口袋，发现钱包早已不翼而飞。幸好，“巨款”未丢，而丢掉的钱包里仅有买票余下的4、5元钱和几斤粮票而已。当那个解放军同志得知我丢了钱包，很是同情，拿着苹果让我吃，又给我买了盒饭。
提起小偷，不免多说几句。无事网上闲逛，看到有的网友说“那时代”没有小偷，有的网友说那时候人穷，没有东西可偷。实际上，“小偷”这行当，据我的估计，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从个人拥有私有财产以后，从没有断绝过。只是，“那时代”管理的手段十分了得，虽然每个大队、甚至几万人的公社，从没有驻过“公安”，仅有的是每个大队（即现时的村）和公社各配有一名治保主任。公社一级的拿工资，大队的治保主任，以至支部书记、大队长，和公社社员一样，“亨受”的是“工分”。全公社专门管“治安保卫”的就是一个人，各大队一、两千人也是那么一个“治保”，但是就能把“社会”管的井然有序，靠的是什么“法宝”？那就是无孔不入的“思想”教育。人们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就是只能做“好人好事”，不能干“坏事”。什么是“坏事”呢，就是那些“损人利己”的行为，比如贪污腐化、偷窃扒拿等等。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仍然有小偷“出没”，但绝对是少数。我老伴是农村人，她说她那个大队也就是董大D会偷人东西。至于穷的没有东西可偷，那是瞎话，你看我“三老表”，不是一下子就拿出二百元吗，虽然不多，也相当于现在的二万多呢，更何况，他的兄弟姊妹八个，都是在一起生活的，只有结了婚以后，才会分家另起炉灶。
闲话少说，列车到了徐州，全体旅客均要下车。“黄大衣”在徐州转车北上，我也在此转车继续西行。
至今，每想起此事，我都要默默的向那位解放军同志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