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这样评价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他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像的世界，并在这个想像的世界中将生命和神话凝聚在一起，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惑和不安”。我以为这句评语用于英国诗人威廉·布莱（1757—1827）也非常恰当，布莱克在长诗（也称预言诗）里创造了一个将生命和神话凝聚在一起的想像世界。评委会还提及大江健三郎“深受以但丁、巴尔扎克、艾略特和萨特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里，布莱克是缺席的。
大江先生堪称布莱克专家。布莱克的短诗清新自然，毫无18世纪诗歌的雕琢之气，这是不必多说的。但是在19世纪，他的成就却没有得到认可，主要因为他的长诗如同迷宫，读来浩浩荡荡，内容却不易理解。一直到20世纪中期，布莱克在英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才不可动摇，这或许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派诗歌有某种联系。在十八、十九世纪，著名诗人一般拥有广大读者群，难解的诗歌自然被淘汰。到了现代派兴起的时候，诗人不再以读者众多为荣，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布莱克被“重新发现”。《读书人》里提到的大卫·厄尔德曼、诺斯罗普·弗莱和凯瑟琳·雷恩就是在这个时期复兴布莱克的关键人物。大江健三郎被布莱克的预言诗所吸引，这在一般英语文学爱好者中间是不常见的。所以他略带自嘲地说，日本的英国文学学者碰到布莱克长诗的爱好者，“好像看到某种奇怪生物似的”，甚至居高临下，“皮笑肉不笑”。梅津济美先生把布莱克全部作品译成日文，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中国还没有预言诗的译文（除了一些片段），虽然布莱克的短诗已 经有了像郭沫若和卞之琳那样的诗人译者。
大江邂逅布莱克的情形非常有趣。①那是在1950年代中期。当时布莱克的天才已经为人认识（弗莱的《可怕的对称》），甚至出现了布莱克热，奥尔德斯·赫胥黎的《感觉之门》和《天堂和地狱》等书也为布莱克的流行推波助澜。从首次在图书馆“偷看”长诗《伐拉，或四天神》，到后来（约5年后）在丸善书店买到杰弗里·凯恩斯编辑的《布莱克全诗集》平装本，再到收集各种研究布莱克的著作，大江对这位英国浪漫主义先行者的兴趣经久不衰。
大江最初有意识地阅读布莱克所有作品的时候，是在孩子光带着残疾出生之后不久。“那时，儿子的病情确实经常恶化，在婴儿床上哭泣，却由于生理上的病变，孩子哭泣时流不出眼泪来。……于是，只要我坐在旁边读着书，思绪便飞向布莱克诗歌中表现人之悲伤的词语。”下面是布莱克小诗《别人的悲伤》的头四行：
Can I see another’s woe（看到别人的痛苦）
And not be in sorrow too？（我能不悲伤吗？）
Can I see another’s grief（看到别人悲叹）
And not seek for kind relief？（我能不加解救吗？）
大江在写《新人啊，觉醒吧！》的时候，用了汉字“悲叹”，他特意用片假名标注，使之与英语“grief”一词发音相近，与布莱克遥相呼应。②他说：“通过这个转换，我紧紧把握住孩子的悲叹，希望使其成为更具普遍性的东西。”这一细节是1983年写的，但也告诉读者20年前他阅读布莱克时非常个人化的感受。
然而大江又把个人的痛苦放到更加宽广的历史背景下。光出生那年（1963）夏天，他去广岛调查原子弹给日本人民造成的长期伤害，更坚定地加入了反战、反核武器的行列。关心残疾人成了大江一生的信条，他的作品一再呈现残疾人的边缘经验。布莱克生前结交激进知识分子，欢呼美洲和法国革命，他是反体制、反帝国的英雄;在他看来，伦敦是巨大的武库、战争机器的核心。与此相联系的是布莱克蔑视权威、社会习俗和成见，歌颂自然生发的力量，歌颂人的肉体和欲望。我相信，大江无形中也继承了布莱克这方面的遗产。
大江健三郎与儿子光
光是上苍赐予大江的礼物，他的出生成就了小说家大江健三郎，也使家里充满温暖和爱，他是“一个坚固的世界”的核心。我以为，大江对布莱克执着的爱是与光的生命相联系的，阅读布莱克的长诗，也是他试图理解、进入光的世界的一部分。光14岁的时候有了反抗意识，往往处于孤身一人的状态。大江去了夏威夷，回家后，光向他那边瞥了一眼，“就在那一瞥之间，我看到了悲哀和拒绝交流”。这当然带来震惊与痛苦，于是大江不断重读布莱克，并且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支撑。布莱克的长诗玄奥晦涩，有时如同迷宫一样，“这像是借助昏暗的油灯行进在布莱克的黑暗中一般，我就是用这种方法进行阅读的，并以在此过程中得到的理解为线索，想要写出与自己的孩子共同生活的情景，进而开始了这种写作”。正是这一点使得布莱克对大江的意义有别于任何其他作家。
《个人的体验》（1964）是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主人公鸟面临难题：脑残疾婴儿来到了世上，是逃避责任，还是为病儿施行手术以拯救其生命并同他一起生活？这件事本身是不幸的，但是通过生死抉择，主人公也在救赎自己。不难想像，布莱克的小诗《迷失了的小男孩》和《找到的小男孩》会给鸟以及他的创造者大江健三郎留下多深的印象。
也许我们可以说，布莱克与光有着相同之处，因为他的思维也不同于常人。甚至有人说，他神经有违常态，也存在交流障碍。在基尔克莱斯特（Alexander Gilchrist）的《威廉·布莱克传》（1863）里，我们可以读到很多这方面的记载。他经常告诉朋友他如何接待弥尔顿的造访、驳斥他的观点，而弥尔顿已经在100多年之前（1674）去世了。在有些社交场合，他会讲到自己某日亲眼看到的一景；旁人追问，他就指着自己的前额说都发生在这里。他的思想也都是他心灵的眼睛所见。可以说，他是个有着“灵视”（vision）的艺术家、诗人，但是他的灵视也往往被人误解为幻觉。布莱克逝世的时候，华兹华斯觉得他可能是“疯”了，但是他的疯狂比拜伦、司各特的正常更令人感兴趣。作为诗人，布莱克是不是也有“拒绝交流”的倾向呢？但是只要付出工夫，布莱克独特的神话世界并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正如只要有同情与体贴就能与光沟通一样。
沉浸在纯粹想像世界构建自己的体系，也有一些代价。那就是为什么布莱克晚期的预言诗缺少读者的原因。他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体系，在那个世界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天神尤力生（Urizen），他象征了理性和法律。宇宙本是浩瀚无垠的虚空，尤力生创造了物质的世界。这名字的来源可能是希腊文，意指“限制”。布莱克在自制的版画中把尤力生画成一位长者，白发飘飘，手持一把巨大的圆规，从太阳上俯身，创造、规划世界。理性的代表、物质定律的发现者牛顿也是手持圆规在海底测量、计算物理世界，与尤力生的形象相像。他们的对立面则是洛斯（Los）、奥克（Orc）等符号性的人物，他们象征了不羁的反叛精神。布莱克的神话系统丰富复杂，很难用我们现成的概念来描述和界定。普通读者有时感到要理清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而且他们所代表的品质有时也比较暧昧，不一定首尾一致，不能完全由逻辑来认识。布莱克也有比较极端的一面。他批判皇家艺术学院院长雷诺兹和诗人华兹华斯，认为他们太写实，太相信自己的肉眼所见了;物理世界对布莱克意味着死亡，而想像才是生命。
值得庆幸的是大江并没有完全听由布莱克的指引。他有幽默感，时时与自己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关心社会，参与社会，拒绝躲进自己的神话体系自成一统。对布莱克预言诗中的神秘主义成分，他敬而远之。布莱克得不到的来自社会与读者的巨大支持，他得到了。大江对自己十分警觉。他在1995年左右公开表示不再写小说:“当时，我之所以考虑不再写小说，是因为自己的小说逐渐背离历史和现实，可以说，是钻进了自我风格的神秘主义之中，我觉得这样未免有点懒散，以致渐渐难以忍受。为批评陷于那种状态的自我，我将《文化与帝国主义》作为恰当的批评平台。”③也就是说，阅读萨义德，是为了把文学作品置于更宽广的社会历史脉络之中。布莱克后期游离于社会与历史之外，“钻进了自我风格的神秘主义之中”。④布莱克有句名言:“我必须创造一个体系，不然就被别人的体系所奴役。”布莱克的伟大是以失去约翰逊博士所说的“普通读者”为代价的。
由此我联想到大江十分敬佩的艾略特对布莱克的评价。艾略特说，布莱克身上有一种独特的诚实，“在一个被吓得不敢诚实的世界，它变得特别可怕”。对布莱克那套自制的哲学思想，艾略特并不以为然。他失望地写道，布莱克本可以从西方文学传统中汲取更多的养料，然而他没有，变得古怪。⑤我以为这并不完全是布莱克本人之过。20世纪40年代初期，剑桥大学批评家弗·雷·利维斯就用布莱克的生活经历说明诗人或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布莱克在他的晚期作品中只看到他自己所看到的、感受他自己所感受的，并以此为全部。他失去了英语所代表的社会合作和支援，有的作品更像是写给自己看的，因为他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读者，不再发表诗歌了。⑥假如他能够感觉到一个心智的共同体不断地对他的作品产生积极反应，那么他身上的某些潜能才能自由充分地发展，而他在构筑自己的天神体系时就不会那么粗心大意。利维斯说，在17世纪，连一个小镇上的匠人（班扬）都能分享丰富的传统文化，读者和作者绝无鸿沟。布莱克则不然，他在反抗社会的同时也变得与社会脱节了，他在纯粹属于自己的想像世界里驰骋。一个天才作家或诗人必须有一个理想的读者群，这既是他的最大的收获，也是真正的文化繁荣的保证。
但是在利维斯的晚期，布莱克对他的意义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英国文化界对“两种文化”⑦争论的反应令他大为失望，他转而对布莱克在长诗中强调的生命创造力深表赞赏。利维斯从剑桥退休后到约克大学任教，他在1972年出版的演讲集《我的剑也不会》的书名取自预言诗《弥尔顿》（1804）序言里所引用的小诗。诗人问道:难道耶路撒冷就建造在“黑暗的魔鬼作坊”中间吗？当然不是。于是他要进行一场“心灵之战”。⑧这时的利维斯意识到，他和布莱克一样，成了反体制的斗士，他所反对的是技术至上的功利主义社会以及它的一整套价值，他将坚持他的“心灵之战”。
从1960年代初期一直至今，大江健三郎未曾片刻停止他的“心灵之战”。他不会固守单一的作战形式。我们欣喜地注意到，诗歌成了他的新武器。2006年，为纪念莫扎特诞辰250周年，东京举行了《安魂曲》演奏会，大江为这一盛会创作了长诗，用于现场朗诵。现在，他还在继续从事诗歌创作，并将以《追思之歌》作为这本诗集的题目。我希望早日见到这本诗集，早日认识作为诗人的大江健三郎。
原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注释
①大江健三郎在大学图书馆用功，邻座在阅读布莱克的长诗，趁着那人离席的片刻，他偷看了打开的书页，并且在慌张中记下了出自《伐拉，或四天神》的两行诗（《第八夜》，第574、575行）。他后来在《新人啊，觉醒吧！》中的第二个短篇《冰凉的婴儿从愤怒的大气中站起》使用了这些诗句。
②《新人啊，觉醒吧！》（1983）里面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的结尾处有这些文字:“即便如此，在儿子那实在寂寥的目光里，显露出极度悲叹的纠结，我为自己身为父亲竟然没能看出这一点而感到不可思议。不过，随着我们全家与儿子实现和解，终于理解了那种悲叹之所在，我觉得这是因为布莱克的诗歌居中斡旋的缘故。”《新人啊，觉醒吧！》的书名来自布莱克的长诗《耶路撒冷》第一章“Awake！awake O sleeper of the land of shadows，wake！expand！”。该书英译本是：Rouse Up O Young Men of the New Age！
③《读书人》，许金龙译，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202页。
④这句评语是大江先生的自我批评，用于布莱克可能更加贴切。
⑤“我们尊重布莱克的哲学，……就像我们尊重一件精巧的自制家具一样:我们钦佩那个用房前屋后零星杂物制作它的人。英国已经产生了许多这样的机智的罗宾逊·克鲁梭了;但是，我们并不是真的那样远离大陆或是自己的过去，以致我们在需要文化的各种便利时，却被剥夺了使用它们的权利。”布莱克的哲学其实也就是他的神话体系:“至于布莱克的超自然领域，……我们不禁要指出文化上的某种贫瘠。它们显现出古怪的性质，他的天才所需要的，也是不幸所匮乏的，是一整套业已被接受的传统观念。如果他具有这些观念，它们一定会防止他过分沉溺于他自己的哲学里，并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诗人分内的种种问题上。”
⑥布莱克生前不是一位成功的诗人、艺术家，他的诗歌都是私下印制的。他唯一一次由出版商出书是在1791年。这一年约瑟夫·约翰逊出版了他的《法国革命》（第一章）。布莱克早就放弃了为公众写作的奢望。
⑦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发生在小说家兼科学家斯诺和利维斯之间的一场争论。
⑧Bring me my Bow of burning gold:（给我闪亮的金弓:）
Bring me my Arrows of desire:（给我欲望的剑:）
Bring me my Spear: O clouds unfold！（给我矛:啊！让云铺开！）
Bring me my Chariot of fire．（给我火焰的战车。）
I will not cease from Mental Fight，（我将不停这心灵之战，）
Nor shall my Sword sleep in my hand，（我的剑也不会在我手中酣睡，）
Till we have built Jerusalem（直到我们把耶路撒冷）
In England’s green＆pleasant Land．（建在英格兰欢快的绿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