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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1期P29—P30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22年4期，李潇潇摘 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存在一个重心由西到东的变迁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早期传播，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历史篇章。众所周知，俄国是一个介乎东西方之间的国家，如果不严格区分，可以大致将之归为东方。因此，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早期传播，主要是以俄国和中国为例。由于社会环境、文化传统、革命形势等方面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在东西方的传播又表现出差异性。这种共通性和差异性的特殊结合，表现了东方国家社会的历史脉搏，使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早期传播呈现出一些重要的辩证特性、独特的历史逻辑。 满足理论需要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情况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的传播状况，一般总是要反映这个国家的理论需要，符合理论规律。作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指南，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表现、工人阶级利益的理论代表，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社会矛盾突出、工人运动蓬勃开展的西欧国家传播开来。自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先后取得对青年黑格尔派、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杜林主义的斗争胜利，不断扩大自己在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的社会影响。到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已经绝对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走出西欧，不断扩大国际传播和世界影响。”19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不断地被译介到俄国。 相比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而言，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更为落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十月革命前，中国就有一些知识分子谈论社会主义与社会革命，但观点相左。当时的一些论争，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进步潮流，回应了十月革命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进步潮流。而正是在这两种进步潮流的历史交汇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在古老的中国大地迅速传播并深深扎根。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中国的早期传播，满足了当时两个国家的理论需要，也映现出经济落后而革命领先的“奇怪”历史背景。社会革命的根源无疑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在于经济发展对于上层建筑变革的要求，正所谓：“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忽视这些条件的作用，就会犯俄国民粹派“落后优势论”的错误。但是，如果将经济状况的因素绝对化、片面化，就陷入某些第二国际理论家“经济决定论”的窠臼。在20世纪初期，俄国、中国先后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运用和发展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心由西方到东方的历史转移。 经历斗争传播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扩大传播的，即具有斗争传播律。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早期传播，是在东方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背景之下、在与其他西方思潮交织碰撞的历史过程中展开的。 在俄国、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思潮存在着同路人、竞争者、敌对者等复杂的历史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复杂的情形，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对本国社会发展前路的主张存在争议性。相比于欧美先发现代化国家而言，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居于落后地位。无论是在19世纪60年代左右的俄国，还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都意识到必须要改变社会现状并向西方学习，因而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潮涌入，并曾经同路；但在如何改变的问题上出现不同看法，因而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思潮逐渐出现分歧乃至敌对的情况。其二，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反映具有多样性。西方社会思潮在不同时期的主张、特点都有所不同，萌芽时期的文艺复兴思想、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伴随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主义等，都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反映，但是在基本态度上相去甚远。即便同为社会主义理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性质上也有根本区别。作为反对东方封建专制的理论武器，这些西方社会思潮曾经同路。其后，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问题上，它们之间的理论分野渐显，竞争乃至敌对情况渐增。其三，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复杂性。无论哪一种西方社会思潮，只要是在东方传播，都会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上被东方化。在当时的俄国社会和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小农意识浓厚、前资本主义特色突出。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在俄国和中国的传播、兴起和演进，必然受到这些方面的浸染，从而表现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群体、解构与重构等重大关系，并演绎出各种“恩怨情仇”。 契合实践指向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归是改变世界，最终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它的传播要体现实践指向律。从国家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归根到底取决于两国人民寻求社会发展出路的实践需要。从个人层面来看，这一传播表现出译介者、革命者身份的特殊叠合，表现出传播者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联系。这种特殊叠合、紧密联系，从根本上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译介西方社会理论的过程中对于文本的选择、译法的偏好、译文的考虑，大多会带着自己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马克思主义在东方早期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翻译家与革命家的特殊叠合，彰显了东方国家先进知识分子的革命追求，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品质。陈独秀在1922年就公开指出：“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可以说，俄国和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究，而是把它当作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这也契合了马克思主义“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指向。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抉择来说，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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