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北海街头多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这句话像我小学时写作文中的“天边露出了鱼肚白”，既泛滥又贴切。 这道“风景线”就是当时一夜之间出现的“差佬”（警察），香港人叫“阿蛇”。 他们的“服式半中半西”，黑色制服，戴着盖帽，挂着肩章，扎着腰带，裤脚捆紧，手持木棍，每天“无所事事”地在街头走动。 北海海关的“税务司”专员詹姆士·艾奇逊生动地描绘了他见到的情景：“穿着统一制服的人，没有特别目的地巡游于街头，这对居民来说是一种新奇的景象。” 警察的出现，给了晚清时期的北海人强烈的新鲜感。 北海这支新问世的警队规模倒是不小，当然并非是一步到位。它的人数一度达到了120名，其中60名驻扎北海，30名驻扎现在离北海市中心只有数公里的高德镇，还有10名驻扎在涠洲。 虽然在街道上随处可以见到穿着制服的警察，但警察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似乎并不很清楚，一切都在蹒跚学步。看到有人偷窃，他们会上前喝止；但遇到斗殴，有时也“与己无关”地看热闹。 艾奇逊先生评价，“即使是极其普通的效能也没有达到”。 “警民合作”是为警察诞生推出的响亮口号。作为一种新的职业，当时的市民显然不是太合作。 从警察收费就能看出这一点。当时维持警队运转的资金，源自征收的房捐、猪捐和花捐。 以花捐为例，色情场所的“失足妇女”接客或陪唱，每次都给警察抽成一块钱，不过出钱的是妓女服务的购买者。他们经常与警察讨价还价，成为另一道不太美丽的风景线，英国人称“很滑稽可笑”。 你可以脑补在妓院门口，身穿制服的警察，与一夜风流的嫖客扯皮的种种情形。
民国警察 可能与加入警队要断文识字的条件有关，有些录用的警察还是学校的学生，年龄太小，缺乏社会经验，明显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北海这支为了维护治安而成立的队伍，在很长的阶段并不稳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警察全部转入了军队，变成了“军警合一”。 对于一个新的城市，警察似乎并非必不可少。北海当时隶属于合浦县，广东省规划成立北海市，民国14年（1925年）先是成立“市政筹备处”，直到民国17年（1928年）11月，“市政筹备处”才裁撤，变身为警察局，次年正式挂出“北海警察局”的牌子。 这时候北海警察的人数，从民国11年（1922年）合浦县统辖时的40人增加到80人，装备倒是齐全。 “北海警察局”接过了“市政筹备处”最重要的活：专设“工程一科”，负责规划“北海市”的街市建筑，修理道路、桥梁、沟渠，以及取缔各种乱搭乱建。 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太平洋警察”，除了缉盗捕匪、守卫公衙、街头巡逻、禁止私娼杂赌——注意是“私娼杂赌”，非“私”非“杂”者是受到保护的，还有调查户籍、处理纠纷冲突，等等。 包括清扫大街也是警察局的职能。 作为“商埠之区”，北海等于当时合浦县下面的一个“特区”。“北海警察局”共有30名清洁工（清道夫），加上一名负责人（夫头），每日巡逻站岗的警察负责检查，对乱扔垃圾、随地大小便的居民进行劝导和处罚，并监督清洁工工作是否到位。 在1929——1930年时任合浦县长宁可风和“北海警察局”宁殿福、庞安民两任局长发布的告示中，现在由民政、卫健、市场监督、城市执法、旅文等“有关部门”负责的众多社会管理事务，都是警察的职责，像停棺不葬，麻疯病患者出入街市，销售病猪肉、注水肉和生冷食品，乱扔垃圾和随地大小便，元宵节偷青，住客在出租屋生小孩，等等。 警察“靠山吃山”，靠向管理对象征收捐费维持运转。向妓女征收花捐还不算太荒唐，到了1929年，合浦县附城乡的警察甚至还征收“齐醮捐”：各村请道公巫婆做祈福法事时，对他们所收费用征捐，以补充警察经费不足。 不过，因为“弊端百出”，这项“生财之道”仅实行数月就宣布取消。 警察这种几乎无所不管、无所不在的权力，颇令一些部门羡慕。 当时的税务机关为了征税，经常不知会当地警察就闯入民宅抓人。“北海警察局”为此发布《取缔捐税机关私擅逮捕》的告示，申明抓人是警察的专权。
湘西“土匪风景” 中国的警察制度是袁世凯的“杰作”，1902年清廷败于八国联军后，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规定“天津二十华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 袁世凯想了一招，模仿西方国家，设立警察机构，派了3000名“警察”进入天津，让八国联军吃了个暗亏。 慈禧太后随后下达谕旨，全国建立作为“新政”之一的警察制度，各地效仿天津纷纷推行。 回眸作为“通商口岸”的北海警察问世时的种种情状，人们能够感受到社会变迁进程的曲折和复杂。 其他北海“讲古”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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