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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读书】 “求真”的误区 文｜田晓菲 ——节选自《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  一 面对手抄本文化留下的庞大而混乱的遗产，初步进入印刷文化时代的北宋编校者相信，他们必须在“一字而数十字不同”的情况下，作出“正确的”选择。但他们往往不止于对现有的异文进行选择， 而是更进一步，径直对文本作出改动，从而以更活跃主动的方式，参与宋前文学的再创造。 蔡居厚说，王安石在编辑杜诗时，但凡遇到他认为“于理若不通”或“与下句语不类”的文字，即“直改”之，“以为本误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常见的编辑方针是选择在上下文中意义最通顺的异文。 但是，“通顺易解”是一个问题重重的标准，因为“意义”是具有历史性的：某一时代的读者一目了然的文本，在另一个时代里可以轻易地失去它的透明度。在陶集异文的选择中，表面上最“通顺”的异文往往排挤掉了那些乍看起来似乎不能和上下文轻易串讲的异文，然而，那些被后代编者排除的解读，对陶渊明的同时代读者来说，却很有可能是熟悉的指称。换句话说，在衡量异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时代的因素。 文学并非高高在上、自给自足的存在，超越了历史、社会和文化。 然而，对于古往今来的很多读者来说，“尚友古人”“直接与古人沟通”的信念，却往往淹没了古今之间的时间距离。古代作者很容易被视为一个永远“在场”的人物，超越了时间和变化，也不受时代风气习俗的制约。这种令人遗憾的倾向，在解读陶渊明时尤甚。 阳休之曾说，陶集中“往往有奇绝异语”；但是，这些“奇绝异语”，经过无数代辗转抄写，再经过宋代编者的删削去取，已经差不多消失殆尽了，只有在从来不被人注意和重视的异文中，经过我们对晋代文学语境的重建，对文字来源与意义的详细考索，才能窥见端倪。 宋人从自己的审美眼光出发，极口称陶渊明“平淡”，而陶渊明的诗文风格也似乎确实符合宋人所谓的“平淡”；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份“平淡”正是宋人自己通过控制陶集文本异文而创造出来的。 二 陶渊明被视为隐士诗人之宗。在现代中国，他更是被视为代表了某种“中国本质”的诗人。换句话说，陶渊明不仅脱离了他的历史背景，而且被限制于一个固定的形象。 虽然学者和评论者们试图把这一形象复杂化，指出陶渊明“也有”不满足的一面，豪放的一面，也曾对弃官归隐的决定感到矛盾，但是，陶渊明作为一个人和一个诗人的基本形象已经定型了：他是高尚的隐士；他“自然”“任真”（人们对那些不够“自然任真”的轶事往往避而不谈），对饮酒情有独锺，不为社会习俗所拘束（虽然当我们通读《世说新语》或《宋书》《晋书》中的“隐逸传”，我们会意识到：陶渊明的“任诞”行为在其时代语境中其实相当传统）；他忠于东晋王朝，或者至少对东晋王朝的颠覆感到痛心；他最终决定远离政治世界，追求个人价值观的实现，在闲适的隐居生活中找到乐趣；他不为物质生活的清苦放弃原则，并写作了很多自然清新的田园诗赞美这种生活方式，等等。 关于陶渊明忠于晋室的说法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直到南宋才被深受道学精神影响的评论者极力彰扬－他们想必在陶渊明的时代背景中，看到了南宋王朝的影子。虽然陶渊明本人在其诗文中从未明白地流露过任何忠晋情绪，从赵宋直到现代，“忠于王室”已经成为陶渊明的人格特征之一，也是对他的作品进行阐释的一个指导思想，有时会导致非常牵强的解释，比如从南宋以降对其《述酒》诗所作的解读。 在现代社会，陶渊明“忠于晋室”的一面已经不再引起读者最强烈的兴趣，但陶渊明传统形象的其他方面仍然延续下来。在二十世纪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很多读者认为陶渊明的作品与人格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本质”。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陶渊明及其作品的历史性与时代性，而“中国文化的本质”乃是现代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想像的建构。 三 既然作者的“原本”已不存在，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知道哪一异文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检视选择某一异文和排除另一异文的历史动机，也检视被这样的选择所压抑和隐藏的“另一个陶渊明”。 上述种种对陶渊明的普遍看法，还有对于维持诗人固有形象的愿望，都对异文的选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哪一异文被当作正文，哪些异文以“一作”和“又作”的形式出现在校记或脚注里，成为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意义重大的编辑决定。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苏轼发起的“望／见”之争（详见本书第一章），但除此之外，我们在陶集中尽可以看到为数众多的异文，这些异文往往可以全然改变我们对一首诗的解读。 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渴望稳定：文本的稳定，知识结构的稳定，历史的稳定。对异文带来的问题，我们最常看到或听到的排斥就是：就算字句“略有改变”，至少一篇作品的“核心”是稳定不变的，所以，我们可以安心地在旧日的路上走下去。对稳定的渴望是人类共有的，但是，“稳定”只是一种幻觉。字句的改变不是无关大局的小节，它可以使一首诗全然改观；变化逐渐积累，就可以改变一个诗人的面貌，进而改变一部文学史的面貌。 我们最终会发现：陶渊明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比他的传统形象更加新异，更富有游戏感。在他的诗作里，陶渊明常常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自觉，而且，虽然人们总是谈到陶渊明对田园的热爱，但实际上，诗人对于大自然的黑暗力量一一它的无情，它的毁灭性——感到很多的焦虑不安。 四 在为数不多的百余篇陶渊明诗文中，异文所占的比例相当大。据袁行霈在《宋元以来陶集校注本之考察》一文中的统计，可以上溯到南宋的汲古阁本有七百四十余处异文，这包括字、词甚至整句的异文，“又作”等不算在内；有1140年跋的苏写本（也称绍兴本），包括大约两百多处异文，其内容不超过汲古阁本范围；十三世纪中叶的汤汉本以诗为主，有一百四十三处异文；到了年代更晚的李公焕本，则不过只有六处异文而已。我们现有的陶集版本不过是宋元流传版本的一小部分而已，但假如我们看看这些统计数字，还是会注意到异文数目有逐渐减少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和陶渊明形象逐渐固定相平行的。 袁行霈在文中讨论了三种影响到文本意义的异文：关系到“修辞”的异文；关系到“正误”的异文；以及关系到陶渊明“生平事迹的考证”的异文。在这三种异文中，第三种影响到陶渊明年谱的修订，在本书中不构成讨论重点。第二种异文，既包括与上下文语义不合者，也包括编校者发现陶渊明引用古代文本有“误”时加以“改正”者。也就是说，如果编校者注意到诗人的引文和现存文献有异，他就会根据现存文献，把“错误”移植到脚注之中（或者索性从文本中排除，而我们将无从得知）。这在传统上被视为对一个版本的“改进”，但是我们也应该考虑这样的可能：陶渊明所见文本和后代编校者所见很可能是不同的，或者根本另有所据。 袁行需谈到的第一类异文对于我们的探讨特别重要，我们可以对之进行更细致的分类。有的选择基于较为纯粹的审美取向，比如袁行需所举的例子：“日月掷／扫人去。”二者意义差近，编者一般选择“掷”而不选择“扫”，想必觉得前者是一个更有力量的动词，音声也较为铿锵。 但是，也有一些选择表面看来是出于审美的考虑，其实掩藏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差异。即以著名的“悠然见／望南山”而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修辞范畴。“见”被视为更自然、更具有偶然性；“望”被认为太自觉，太用力，因此不够“自然”。 既然陶渊明被视为“自然任真之人”，那么只有“见”才能代表“真正的”陶渊明；而对“见”的选择，反过来更“证明”了陶渊明是一个“自然任真”的人。 这样一种阐释怪圈（用心目中的陶渊明形象为基础来选择异文，然后再反过来用选定的异文“证实”心目中的陶渊明形象），值得我们对这一取舍过程进行严肃的反思。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断追问到底应该作“见”还是作“望”，或者试图为“望”翻案，那么，就是没有能够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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