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

　　宋庆龄,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举世公认的20世纪伟大女性。她在临终前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接收为中共正式党员，虽只有15天党龄，但她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 

　　1914年9月起，宋庆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做了大量积极而切实有效的工作。她起草处理了孙中山与列宁之间的来往函件，为此专门学习俄文；她也参与了孙中山和早期中共党员李大钊、林伯渠等人的交往，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宋庆龄起初并不理解，询问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正式登上政治舞台。面对破坏国共合作的“西山会议”派，宋庆龄在国民党二大上号召“诸位团结坚固”，并与共产党人和其他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等决议，捍卫三大政策，维护国共合作。

　　随着北伐的推进，羽翼日渐丰满的蒋介石谋取篡权，试图破坏迁都武汉的决定，在南昌另立中央。国民党左派联合共产党粉碎了蒋介石迁都的阴谋后，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扩大联席会议决定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在上海出席并主持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图为当年8月18日宋庆龄无视当局的禁令，亲临码头迎接前来参会的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伐扬.古久里

　　并肩战斗，维护国共合作

　　二届三中全会何时召开，本身就是一场斗争。蒋介石从中百般阻挠，先是坚持在南昌开会，后又以东南战事为由拖延会期。3月7日预备会当天，谭延闿又按蒋介石的要求提出延期至12日开会。这一提议遭到与会共产党人吴玉章、恽代英、于树德及国民党左派彭泽民、徐谦等的反对。他们指出“不必专候一、二人来，方始开会”。7日下午，预备会如期召开。

　　预备会上，宋庆龄与谭延闿、徐谦、孙科、顾孟余一起被选为全会的五人主席团。正式大会于3月10日在汉口南洋大楼开幕。到会委员33人，其中共产党人有吴玉章、于树德、林伯渠、毛泽东、恽代英、董必武等十多人，国民党左派也有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陈友仁等近十人，占据会议的优势。蒋介石、张静江、朱培德没有到会。12日为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日，休会一天，17日全会结束，宋庆龄参加了除16日外所有的会议。

　　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会议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等20项决议案和《对全体党员的训令》及《对全国民众宣言》等文件，重申三大政策和坚持国共合作的革命原则，强调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防止党内投机腐化与个人独裁军事专政的倾向。宋庆龄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深得与会者的信任和尊敬，她再次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合作，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素以“国民党左倾之最高表现”著称。

　　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曾写信给宋庆龄：“庆龄先生左右：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从中可见，1927年共产党人与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在武汉的携手合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高潮时刻，也是转折点。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就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

　　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初步形成

　　“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国民党推行不抵抗政策，反而残暴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因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失望而愤怒，宋庆龄宣布“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将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身上。

　　这一时期，宋庆龄积极参加世界反帝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展开密切合作，于1933年9月30日，在上海秘密召开了远东反战会议。会议筹备一波三折。1933 年2月6日，宋庆龄授意伊罗生任职的《大美晚报》初次对外公开表态，支持举办反战会议。但会议的召开遇到了来自多方面的阻挠：外国代表来华参会受到本国的重重阻力甚至被逮捕，公开租用会场受阻，会议组织者被国民党当局抓捕，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遇害，宋庆龄的安全受到威胁。尽管如此，宋庆龄不顾国民党的禁令，亲自到码头迎接国际代表，她的宣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被印成传单现场散发。

　　“只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才可以建立使中国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础。”宋庆龄在远东反战会议做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在白色恐怖威胁下，原计划公开举行的会议，只能转到地下。为作掩护，地下党员们组成临时家庭，实施会议的后勤和安保工作。参会代表由原计划的800人，复选为五六十人。9月30日，远东反战会议秘密召开，由工人、农民、学生、苏区和红军代表、知识分子、国民党军士兵等，以及马莱、古久里、马尔度等国际代表组成的会议代表，分批进入临时租用的一幢民居。代表们席地而坐，在低声耳语中进行报告和讨论。会议推选出由国际代表和宋庆龄，以及东北几省代表、义勇军代表、苏区代表、平绥铁路工人代表组成的9人主席团，及毛泽东、朱德、片山潜、鲁迅等组成的大会名誉主席。

　　这次大会是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胜利完成的一次国际反帝反法西斯会议，是实行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初步尝试。她在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完全一致，也是她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

1949年6月30日，宋庆龄由邓颖超（右）、廖梦醒（左）等陪同，出席上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

　　保卫中国同盟 支援中共抗战

　　华北事变后，宋庆龄在国共高层间穿针引线，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积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宋庆龄撤离上海去香港。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向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国外人士和海外侨胞进行募捐，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

　　保卫中国同盟的成立，离不开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的协同工作。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访问延安和晋东南后，在武汉拜访了周恩来，共同讨论了八路军伤员问题。周恩来请贝特兰把前线缺医少药的情况写一个详细报告，交给在香港的宋庆龄。此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正与其姊廖梦醒、表妹夫邓文钊筹划成立“支援白求恩医疗队小组”，于是，共同的目标催生出一个新的宏大支援计划。

　　1938年4月初，商筹保卫中国同盟的会议在邓文钊家中召开，宋庆龄虽未出席，但她是会议的幕后支持者。会议由廖承志主持，贝特兰应邀参会。经过讨论，拟在“支援白求恩医疗队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更大规模的组织。讨论了很久之后，廖承志才表示，“他是代表孙夫人举行这次会的，她随时可以出任可能成立的任何援华委员会主席；她的兄弟宋子文将担任会长。”

　　6月，保卫中国同盟正式宣告成立。宋庆龄在成立宣言中委婉地指出，海外得不到远东的真实情况，捐助物资未能按捐献人意愿，未能分配到最危急之处。事实上，“蒋介石名义上联共抗日，但实际上继续反共，经常扣发新四军的军饷和供给，医药器材的供应他一概不管，完全要靠自己募捐。”宋庆龄深知这种政治封锁的不公，“这种封锁在中国划出了一条无形的界限，一边是每一个抗日受伤的战士都可以有资格受到治疗，一边却不然。”她强调，“保卫中国同盟不是中立的，它支持全国各地的斗争”“我们对于中国是有政治立场的，我们的立场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立场。”“伤痛和饥饿并无党派性”，重申救济方针是“帮助需要最迫切的地方”。

　　保卫中国同盟的成立，是宋庆龄更大规模、更全面地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开始。她向海外公开呼吁援助游击队战士，并出版《新闻通讯》，打破新闻封锁，向世界报道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为支援中共抗战作出突出贡献。

1956年9月，宋庆龄应邀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致词

　　致敬中国共产党

　　1948年，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指日可待，中共中央准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筹建新政府。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邀请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宋庆龄复函：“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随着你们的事业。”6月25日，中共中央派邓颖超携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宋庆龄北上的亲笔信，在廖梦醒的陪同下抵达上海。经过几次会面商谈，6月30日，宋庆龄终于答应北上。也是在这一天，她在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下抱病出席了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

　　宋庆龄为大会撰写了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祝词，这是宋庆龄第一次公开欢呼：欢迎我们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开启了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世界和平不息奋斗的新征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她经常离沪赴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会议，围绕党关于国家建设的方针和路线开展工作。她确信，“孙中山以他一生中四十年的时间所为之奋斗的事业，今天在中国已经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是中国各阶层人民在新时代里、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

　　1956年，全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已建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已有确实把握提前完成。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一直将宋庆龄视作亲密战友，邀请她参加了此次大会。

　　“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党取得胜利依靠的是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她满怀希望地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于会成为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到那时，无疑地，无阶级、无剥削的社会就更要普遍，人类也就要进入真正的大同世界。因此我想这种社会制度，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也一定会实现。”

　　宋庆龄表示，“像我这样一个非共产党员，能列席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这是我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这是宋庆龄一生中唯一一次列席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是她和中国共产党互动的“高光时刻”。

　　永远和党在一起

　　宋庆龄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在抗战胜利后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机构面临工作任务和发展方向的调整。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成立，人民救济工作的格局发生根本变化。新形势下，宋庆龄经过与周恩来商议，决定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确定宗旨是为中国人民之需要，在福利方面从事实验性、示范性的工作。工作范围是儿童妇女福利工作、儿童文化工作和国际宣传工作。1958年，中国福利会成立20周年，召开了隆重而热烈的庆祝大会。

　　6月14日，大会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举行，1000余人出席大会。宋庆龄发表了题为《永远和党在一起》的讲话，回顾了自己领导的事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她指出，“中国福利会当初成立并为之奋斗的目的：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由人民治理的国家的理想，已经实现了。”她将事业的成功归结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她强调“中国福利会从创立的那天起，就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将来也是这样。”她深信，“能把中国福利会的工作推向新的高峰”。

　　“永远和党在一起”是宋庆龄对其所领导事业的要求。20年后，中国福利会的事业历经波折又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她发表文章《为人民服务四十年》，强调“我们的组织一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总是以毛泽东主席统一战线政策为指导，广泛团结国内外朋友。几十年来，它的工作一直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支持和亲切关怀。”

　　“永远和党在一起”也是宋庆龄对自己的要求，她一生对共产主义理想孜孜以求。早在1957年4月，她曾向刘少奇、王光美夫妇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经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后，刘少奇和周恩来回复她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同志点头表示理解，她心情很不平静，眼中含着泪花。

　　宋庆龄病重期间，在邓颖超、王光美等同志的关心下，1981年5月15日，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接收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决议。邓小平评价：“这是宋庆龄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宋庆龄从一名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最终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她以一生卓越的革命实践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诠释了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最本真和最高远的涵义。

　　赵 波 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 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