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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的名气太大了，流传的故事很多，他的名称也比其他的历史人物多，比如，他亦被称为太公望、师尚父、太公、吕尚、吕望、姜尚、姜太公、姜子牙等，撇开神话故事中所渲染的神一般的人物不说，姜太公被公认是古代谋略的鼻祖，他的谋略思想对于后世有重要影响，同时，他也是早期比较系统兵学理论的阐述者，有人称他为“兵家之父”，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说过：“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齐太公世家》）司马迁还说，周朝灭纣前，天下三分，其二归于周朝，“太公之计谋居多”（同上）。姜太公钓鱼的故事家喻户晓，姜太公年轻时在殷商朝廷做过官，他屡谏帝纣而不被采纳，遭纣王忌恨，便离朝躲在东海之滨，在乱世中一直在寻找明主，直到于尚湖垂钓，遇到了明君周文王，七十多岁时的姜太公才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政治军事生涯。 姜太公是中国古代政治军事谋略早期的典型代表，流传中的故事表明姜太公遇到了文王便表现出非凡的谋略。 据传，周文王见姜太公在钓鱼，便问：“老先生乐于钓鱼吗？”姜太公回答：“臣闻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今我垂竿而钓，与此十分相似，并非乐于钓鱼。”文王又问：“钓鱼与志趣有什么相似之处？”姜太公答道：“钓有三权：禄等以权，死等以权，官等以权。夫钓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观大矣。”（《六韬*文师》）这就是说，钓竿在手，有三种权力可以选择，要么以厚禄来激励和掌控人才；要么以威胁的办法来约束和掌控人才；要么以高官显位来降服能人才。 文王谦虚地恭听着，姜太公见他在聆听，便继续说：“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参看《六韬·文韬·文师》）这就是说，用鱼饵来钓鱼，鱼便可以捕杀来烹食；用爵禄来网罗人才，便可以让人才竭尽全力；以家为根基取国，国可夺取；以国为根基取天下，天下会被征服。这便是《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记载的故事。《史记》称：“吕尚……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  姜太公钓鱼传说认为，正是姜太公的话打动了文王，让文王了解了很多治政谋略，文王与姜尚经过促膝谈心之后，都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于是，姜太公开始辅佐文王，为明君奉献韬略，同时也施展其宏大的抱负。 其实，姜太公在兵学方面的贡献，与他在政治谋略方面的贡献相比，一点也不逊色。中国古代兵书的许多重要的理论原则大都可以在姜太公的兵学中找到理论萌芽，后世的军事家们，都很注重对姜太公军事理论的继承和发挥。比如，被传是记录了姜太公兵学思想的《六韬》，是历代军事家们所积极借鉴的兵学著作。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如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和吸收过《六韬》的思想精华。 《六韬》记载着姜太公的主要军事理论应该是真实的，《隋书·经籍志》在记载《六韬》时，题为“周文王师姜望撰”。1972年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武帝初年的墓葬发掘出了《六韬》残简，有专家学者将其与存世的各种《六韬》版本进行校勘，这基本上能否定《六韬》的伪作之说，因为在汉武帝以前，《六韬》便已流行，该书中所记录的应该是姜太公的军事理论。 可以说，由姜太公所开创的齐国兵学理论传统，是孕育后来中国博大精深的兵学理论和学说的早起文化土壤，太公兵法开启了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兵家学说，使古代兵学成了中华民族非常靓丽的文化智慧。 首先，姜太公留下了深刻的军事思想，历来传播着，《六韬》《阴符经》《太公兵法》《太公金匮》等便是体现姜太公军事思想的著作，这些军事著作不仅讲兵法，而且还把兵法与政治谋略、国家政策和外交问题等联系起来进行阐述。  姜太公画像姜太公的兵学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仅就军事而论军事，而是从政治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讨论军事问题，这种兵学研究的开阔视野或许影响了孙武对于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探索，孙武曾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这便是吸取了姜太公关于把军事与国家联系在一起阐述的观点。 姜太公的兵学著作历来受军事家们的重视，这表明了他的兵学思想的深刻性和富有启发价值，比如，《六韬》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成了官方颁布的武学教科书之一，成为当时武将们必读的兵书，这足见《六韬》在兵学理论中的分量。 其次，虽然孙武被称为“兵圣”，但他关于军事战略和战术的一些观点，显然是对于姜太公的兵学理论有承继关系的。 比如，在《孙子兵法·计篇》中，孙武论述了将帅军的“五材”问题，认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是孙武论将帅的非常重要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其实在姜太公的《六韬·龙韬·论将》中早有论述，姜太公在《论将》中说：“将有五材十过”，而其中的“五材”即指“勇、智、仁、信、忠也”。不难看出，孙武的观点与姜太公的观点有相近之处。 再如，《孙子兵法·虚实篇》中阐述了“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观点，而姜太公的《六韬·文韬·兵道》早就有类似的论述，姜太公曰：“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这同样是强调“出其不意”，两者的论述是相通的。 还有，上面所举的关于“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一段话，是《孙子兵法》中的重要论述，是关于兵学和兵法的基本理论之一；《孙子兵法》还提出关于“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的观点，而姜太公的《六韬·龙韬·论将》中，读者可以看到过很相似的阐述：“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 此外，《孙子兵法》的《势篇》讲奇正之道，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而《六韬》的《军势》中记载：“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势因敌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听也。兵之用者，其状不定见也。倏而往，忽而来，能独专不制者，兵也。’”显然，两者有相通之处，都讲奇正结合，都强调用兵要出奇制胜，用兵要有灵活性。 若仔细对比，《孙子兵法》的兵学观点中，还有不少与《六韬》有思想渊源的关系的，孙武借鉴过姜太公的兵学理论，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再次，中国古代兵法中有一根本观点是非常有价值的，那就是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柔武”兵略，而这种观点是由姜太公明确提出来而后被后世军事家所继承的。 姜太公认为：“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六韬·军势》）这种“上战无与战”的主张是非常可贵的，强调战争的指挥者要尽量做到兵不血刃而获得全胜。而关于如何才能做到“上战无与战”呢？ 姜太公提出了种种策略，比如，对敌要“亲其所爱，以分其威”，说白了就是要拉拢亲近敌方将帅身边的亲信，以削弱他的权威。再如，对敌要“收其内，间其外”，即收买敌方朝中的大臣，离间敌方在外作战的将帅。又如，要示敌以假象，“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欲其西，袭其东……。”这些策略即便是在现代，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军事观点。 这些属于姜太公所主张的“文伐”的策略，在《文伐》中，姜太公列出了十二中策略，比如投其所好，让敌人产生骄傲情绪；分化拉拢敌人的亲信，让敌方将领失去权威；贿赂敌方将领的左右亲信，让其身在敌营心在外；用珠玉、美人来腐蚀敌人，使其失去战斗意志；挑拨敌方忠臣与君主，制造矛盾；收买敌人的内臣，离间敌人在外的将领；用计使敌人轻视生产，使其没有蓄积；假意与敌人缔结友谊，以此来麻痹敌人；故意尊崇敌人，示之以卑微，促其骄怠等等。这其中的一些策略，成了后来《三十六计》中所阐述的兵家谋略，《六韬》很早就有奇妙的军事韬略了。 还有，在姜太公看来，王者之道是要善于韬光养晦的，他说：“夫王者之道，如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示其形，隐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极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文韬》）所以，为将者当是“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隐而不露才是高明的，“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博，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只有善于隐藏不露，才能让敌人感到神秘莫测，才是妙招。  姜子牙（剧照）后世对姜太公的评价是很高的，甚至渲染得很“神”，很早的玄幻《封神演义》对姜太公的描绘是很神奇的，姜子牙的神话形象家喻户晓，他三次魂游昆仑，总能起死回生；他屡破敌阵，总有妙招；他登台封神，威武无比。 其实，不仅民间对姜子牙赞誉传播得很广，而且，有些朝代的最高统治者也对姜太公推崇有加，赞誉多多。比如，唐太宗即位之后，面对着内患未除，外敌未服的局面，需要有“神人”来助，于是，他极力推崇姜太公，在磻溪大建太公庙，并于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庙，而且，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要专门到太公庙祭祀，出师仪式开始前，文武举人应诏时，都要先去太公庙拜谒。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太宗追谥姜太公为“武成王”，姜太公也成了闻名历史的“武”圣人。 清代封疆大吏和湘军名帅胡林翼曾评价说：传为姜太公所作的《三略》中，阐述了深刻的重用贤才的思想，即“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罗其英雄，则敌国穷”，“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 近代著名将领蔡鄂说：《三略》重视运用奖赏和惩罚两手，强调“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 这些都表明，姜太公的兵学思想在中国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一直对军事家们有重要影响，太公兵法至当代，仍是有可借鉴之处的，值得继续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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