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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图书联盟《当代青年阅读丛书》 刘洋，本名刘玉昌，内蒙古察右中旗人，毕业于内蒙古师大汉语言文学系，中共党员，新闻高级编辑职称，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大后山》(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灰腾梁下》(与人合作，201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长篇纪实小说《后草地》(202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以及散文集《圆，吻别曲线》等著作。 个人成长经历，先后在察右中旗化肥厂、察右中旗旗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察右中旗报》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1993年调入中央直属企业准格尔能源公司，担任《准能报》总编辑，后任新闻中心副主任，2003调入神华集团公司总部从事新闻策划与党务工作，2007年下派神华集团包头煤基制烯烃科技公司任企业高管，2019年在国家能源集团(即神华与国电合并)退休于北京。现致力于本地(以察右中旗为主)文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等工作，目前，正在创作以陶林地区辛亥革命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回望西草地》。 本土作家刘玉昌先生的长篇纪实新作《后草地》，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80章，约50万字，描写了主人公任仲元1950年从绥远省公安干校毕业后，分配到武川县公安局，先后参加大青山剿匪，活捉美蒋特务，'镇反'等当年重大的武装斗争，以及和平年代侦破山城集宁连环爆炸大案等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还有对经济建设中黄金走私案侦破的描写，全书故事性强，读来充满生活气息和大后山风土人情。 此书曾作为讴歌主旋律，充满正能量的红色精品，入围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还被'全国大学生图书联盟'选择为《当代青年阅读丛书》系列，进入各大专院校图书馆，颇具文学性、艺术性与思想性，值得一阅。为增加阅读的现场感，平台转载时将书中描写主人公的言行，改为第一人称'我'来表述，读起来更觉亲切，生动，自然。 值此全党上下全面深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之际，为把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鼓舞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旗文联官方微信公众号从即日起连载此书，每周一期，每期两章，以飨广大读者。谨以此书献给共和国守卫者与建设者们—— 序 言 实话实说，在接触此手稿之前，我对老岳父的家世知之甚少。尔后，正是通过整理和修改该书稿的过程中，才走进这个未知领域，逐渐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原来，他们这门任家也系“走西口”先民之一，只不过在崞县那一带，当地人将这种迫于生计的人口迁徙统称为“出口外”。早在一百多年前，有不少“出口外”的破产农户，选择落脚于后草地。据我考证，不论“走西口”，还是“出口外”，其实，这个“口”就是古长城上的一道关隘——“杀虎口”，它位于晋北右玉县境内。一般的地理概念，即以该“口” 为自然分界线，划分开“口里”与“口外”；进而又将长城以内的民众统称为“口里人”；并把今属内蒙古区域内的当地人称作“口外人”。在近代历史上，这口里口外曾经演绎出多少悲情故事。自古以来，那道雄关巍峨、逶迤起伏的古长城，它既是横亘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民族之间的一道万里屏障，也是草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自然分界线。尤其是“杀虎口”，一直属于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大约在明中期，蒙古鞑靼部与明朝议和，这道关隘遂辟为“通贡”之途。至清朝中叶，仍仅限盐茶布匹贸易，禁止关内边民逾越。一直至清末，朝廷出于“筹边”而施行官垦，才彻底放开这道“边禁”。当时，大批晋陕穷苦边民相继涌入“蒙地”，纷纷募垦拓荒，从而形成大规模移民现象。这种拓垦行为，导致“口外”人口骤增。据史籍记载，这个“杀虎口”，只是众多垦农“出口外”的边关之一。当年，还有“两口（雁门关口和大同外张家口）一路”（从河曲黄河渡口乘坐羊皮筏子，走水路到包头南海子），也是“出口外”的不同途径。其行走方向大致可分为三条线：其中，沿长城向东，为北线，即从张北出塞外，经归绥城到大库伦至恰克图（今蒙古国），此为最长线，一般走晋商驼队（亦有生意人驻地经商）；最为捷径的则是中线“杀虎口”，晋人出口外多是走这条路；而陕西人到口外谋生，绝大多数人走的是西线，那才是名副其实的“走西口”呢！这贫民“出口外”，也是被生计所逼，无可奈何，才寻求活路。正如那首当地民谣所唱：“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守寒窑。”尤其是崞县人，不同于偏关人去蒙地，可以春走秋回。他们却是在遭受天灾后，才千里逃荒变为流民，最终出口外去谋生。包括我岳父的爷爷，也是逃难人群里的一员。结果，他的后代也变成“口外人”了。目前，对于“出口外”的主要路径，尽管众说纷纭，但史学界和民间的说法基本一致。除去商道和水路外，凡晋北穷苦贫民出关，大多经过“杀虎口”，然后一路向西，经过凉城地界，才四处分散开来。这其中有个传说，颇具传奇色彩：一出长城关口外，有个地方叫黄花梁，这是个三岔路口，好多逃荒人不知道该往哪走？于是，就脱下鞋子扔向空中，落下来看鞋尖朝哪个方向，就朝哪个路口走。可无论哪一条，最终都走向“口外”纵深之处。正是由于这种听从天命的随意性，不少流民和边民从三岔口往西走，经过陈家沟岔、梁家塔、大柳塔、阿拉腾席热、达拉特，再由五原、临河、陕坝，进入了大后套。所以，在民间还有句俗语叫“进后套”。可是，不管“出口外”，还是“进后套”，无论“走西口”，还是到“后草地”，这种朝廷明令的拓垦募耕，无形中改变了“口外”地区的社会与经济结构以及民众生活方式。特别是那种富有浓郁色彩的晋陕文化，作为中华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草原游牧文化相融合，产生了独具活力的蒙汉多元文化，且形成地域新特色。可以说，这是“口里人”与“口外人”、汉民族和蒙古民族用辛勤汗水共同浇灌出的文脉结晶。在这种社会大变迁的背景下，与众多晋陕移民一样，任门祖辈的离乡出关史，实质上就是一部在“口外”的艰苦奋斗史。包括我岳父在内，他从十几岁上离开老家，经过一辈子不懈的奋斗，已经使他的后辈儿孙，在“口外”扎下了根， 也融入于当地人的生活中。由此，在给这部手稿定名时，我想以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厚重感，来涵盖本书的全部内容，便给本书起名为《后草地》。只因这“后草地”，它不单单是个地理称谓，还是个比较宽泛的地域概念。早年出“口外”的先民们，从土默特川北越大青山，即进入茫茫后草地。而这片广袤的地域，后几经演变，乃为当今察哈尔右翼中旗和武川县域所辖地。本文主人公长期生活于斯地，工作于斯地，他热爱这片土地，也曾贡献于这片土地，以这片热土作为书名，不只为表现这块承载过他梦想的土地，而且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与他的命运已联系在一起了。这部书稿，老岳父写了好多年，开始动笔时，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和工作经历来叙述。由于长期从事公安工作，他养成了法律条文的书写习惯，大凡陈年往事，其过程和情节描述，尤显冗长，虽翔实却不简练，内容也极为繁杂。在此期间，恰好我父亲的自传体小说《大后山》出版了，给我老丈人送去一本，也许对他有所启发，便比照该书的体例，将其文稿竭力朝纪实方向靠拢。随后，便据此套路写下去，竟然写出来厚厚一大摞手稿。 毫无疑问，这类手书初稿，如若不加整理修改，是无法达到出版要求的。一想到老人家写作的不易，又看到他希望正式出版的那份企盼，尽力将此书面世，就成为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可在我的案头上，当时还压着两部书稿，一部是《大后山》续集，一部是陈文亮先生的《灰腾梁下》。前者尚在续写，后者全力编著，弄得焦头烂额。再加上我还有本职工作，总编辑那摊工作忙碌不已，采编业务也不敢懈怠，故整理修改书稿，只得往后推了。 好在次年仲夏，《大后山》续写到二百五十章时，终于杀青收笔；而《灰腾梁下》也经过几度润色，交付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审。一直到此时，我才腾出手来，对岳父的手稿，先作研读审阅。当看第一遍的时候，我深深为老人家的刻苦精神所打动，那数千页的稿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只作粗略计算，大约四十多万字，全是由蓝色钢笔，一字一句写就。要知道他在七十岁上患过眼疾， 曾经做过白内障切除手术。在其后的写作当中，则需要借助放大镜才可完成。每写毕一页翻过去，他会比正常人付出双倍的努力，甚至更为艰辛。为此，他就用熬时间来征服慢速度，依靠拼毅力来克服各种困难，将情感用笔端表达出来。在看过第二遍之后，我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了。于孤灯长夜里，掩卷沉思，长久遐想，老人家青年时代那英勇战斗的情景，一幕一幕地映入我的眼帘：在大青山剿匪的硝烟里，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公安战士，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冲锋，为革命把生死置之度外；在武川县城和归绥市区，一位果敢无畏的青年警察，在看不见炮火的战线上，与潜伏的美蒋特务斗智斗勇，最终擒获顽敌受到表彰；在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和平年代里，在山城集宁静谧的夜晚，一群肩负社会治安重任的公安干警们，彻夜研究打掉犯罪团伙的突击方案，以保证人民生活的安宁；在农电建设的行列里，在工人淘金的洗选场，到处都有他忙碌的身影……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正值岳父精力充沛、年富力强的青壮年时期。当年，他们那一代无数意志顽强、公而忘私、勇于献身的共产党人，用那种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以及高尚的情操，塑造了一个火红时代，并且用满腔热忱的冲天干劲，参与了共和国的革命和建设。他们把青春岁月贡献给了那个无怨无悔的年代，他们用心血和汗水以及奋进的激情，浇灌了一生为之奋斗的信仰以及所追求的崇高目标。他们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们有着远大的理想和共同的追求，这正是那个年代最为宝贵的财富！ 三 可以说，对该书稿的整理和修改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的过程，因它与以往书稿修改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浓缩精华”。由于文稿中有很大篇幅是在做案例分析，并且用大量笔墨来描述证据和证言的客观性，可好多案件的案情和特点具有相同性。作为一名公安侦察人员，其辖区内各类案件时有发生，而侦破手段及其破获结局相似或相近的案情，全部汇集起来则显雷同。为压缩篇幅和精炼内容，我只得采用合理取舍的方法，从其按序记叙的数起案件中，仅选取最为典型的案例，布局于各章节之中，以凸显精彩部分。在语言表达方面，我最大的修改和编著难度，则源于对手稿文体的“切换” 或表述方式的“转化”。即把那些规范的法律文书句式，转变为文学艺术语言；将那些硬邦邦的专业词汇改变成形象生动的话句。尤其是对那些关键性“证据” 的描述，在不失真实与客观的前提下，全部改成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语言，从而达到内容丰富而不累叠，并有可读性。如此下来，我大量的笔墨艰辛，就是对书稿作“瘦身”处理，且绝大部分是“另起炉灶”。即大多数章节是在不违背作者原意的基础上，由我重新构思写作结构以及表现形式，这实质上就是“二度创作”和“艺术加工”。它肯定会影响到原稿的风格，但也只能如此而为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感受，我打破原作以年代划分单元的格局，采取以故事情节贯穿章节的方法，每章的篇幅一般控制在三千字左右，也就是大约一部短篇小说的字数。这样一来，既可避免阅读疲劳的无聊，又可使每段故事单独立章。虽然在通篇编撰的层次上，仍旧褪不掉年轮的痕迹，但经过这样的分隔处理，不仅使其内涵更具张力，还增强了艺术感染力。而在每章之间安排出适当的跨度，会使人物活动空间更显宽泛，形象思维更加丰满。当代剧作家吴晗先生曾经说过：“历史是枚钉子”。他从某个侧面强调了文学作品的底蕴特征——时代背景。试想这部手稿，从主人公家族衰败写起，一直写到二十世纪末期，时空跨度几代人，洋洋洒洒一百余年。我们很难想象，倘若离开历史背景叙述，它就像没有主线的散珠一般，这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故事，怎么可以“挂”起来呢？一旦有了这枚钉子，全文提纲挈领，犹如一条红丝线，将一颗颗散落的珠子，从头到尾贯穿起来。由此，为了在行文中凸现时代烙印，我就必须依据原稿中历史发展线索， 去寻找“钉子”。从而把当时的某些事态与当地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相对应，令人读起来，真实自然。还有很多时候，为能甄别书中人物活动时间和地点的真实性，我必须查找历史资料，以追求可靠答案和准确结论。比如，关于“七千大军进中旗”的数据考证，我就查阅了最新版《察右中旗志》的权威统计数字。从而体现出全书的纪实性，以突出纪实文学作品的特质。经过三年多的不懈努力，该书五易其稿，先后将原稿的内容删减三分之一，最终使总字数缩简到三十余万，篇幅更显精炼。至于那八十章的小标题，只能是就事论事了。尽管不太切题，甚至有些笨拙，但纪实文学毕竟不是小说，若过分虚拟化，就有失记实风格了。上述所言，说事居多，言语零散，罗列为文。然而，大凡著书立传，讲究引言开篇，吾留此文字，乃为《前言》。只可惜，在此书稿付梓之前，老岳父已经仙逝作古。由此感叹，岁月悠长，人生苦短，唯思想和精神不朽。今作此文，也是我对他老人家的深切怀念！ 刘洋 农历己亥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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