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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乾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刊载，有修改） [摘 要]故宫古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在历史上曾多次遭受火灾。尽管古代工匠积累了丰富的防火智慧，然而也有一些信仰的防火做法。本研究基于史料分析与调查论证相结合的方法，对不同的信仰做法进行了具体分析。结果表明：故宫古建筑的防火信仰做法，主要包括采用螭吻、游龙、海马、行什等异兽来“防”火，采用藻井、水生植物来“镇”火，书写不带勾的“门”字来避讳火灾；利用五行中“北为水”“金生水”“水克火”的古代哲学思想来“克”火等。尽管这些做法没有科学价值，然而它们对研究我国古代消防史及消防文化而言，均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因而从文化遗存和文化信仰而言，它们是积极的，值得包容的。 [关键词]故宫古建筑；防火；木结构；文化信仰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6-2991（2023）01-00-00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宫又名紫禁城，在明清时期为帝王执政及生活场所。故宫含房屋近万间，而这些古建筑以木结构为主，极易遭受火灾。据统计，故宫古建筑群在600多年来，曾遭受火灾近60次。[1]仅以太和殿为例，其在历史上至少遭受过5次火灾。而从故宫古建筑防火角度而言，一方面古代工匠积累了丰富的防火智慧，以减少古建筑的火患；另一方面，基于有限的生产力条件，古人把防火愿望的实现，又主观地寄托于特定事物，形成“信仰”心理。这种“信仰”防火做法，反映了我国古代极具特色的防火文化。[2]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化是主动、有积极意义的（如推进公众对历史的认识、推进社会道德的整体进步等）；且随着社会发展和知识水平的提高，过去的信仰行为，对于当代人而言，则是一种文化体现。[3]179故宫古建筑的防火“信仰”的做法，主要包括异兽、藻井、水草、“错”字、五行相生相克等，以下分别进行解读。 一、异兽 异兽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想象出来的神兽。一方面，异兽谐音“益寿”；另一方面，这种想象中的神兽往往被古人赋予超乎寻常的本领。基于此，古代工匠建造紫禁城时，会在建筑不同部位安放各种异兽造型。部分异兽就被赋予了“镇火”功能，如螭吻、龙、海马、行什等。 （一）螭吻 故宫古建筑正脊（前后屋面坡的交线）的两端，多有龙形兽首，其名称为“螭吻”。螭吻是故宫古建筑用于防火的镇物，其外形是由汉代的“鸱尾”演变成“鸱吻”，再由“鸱吻”演变成“螭吻”的结果。 “螭吻”的雏形是“鸱尾”，而关于“鸱尾”较早的典故可见于西汉时期柏梁殿的火灾。《史记》记载，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十一月乙酉，柏梁灾”[4]1193。《营造法式》记载：“汉记柏梁殿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于屋，以厌火祥。”[5]39也就是说，在柏梁殿火灾后，有越（粤）地巫师说海中有大鱼，虬龙形状，且与“鸱”相似，可激起巨浪，产生降雨，可以灭火，因而将鸱尾形象置于屋顶，可以起到镇火的作用。《魏书》记载，“（刺史李世哲）逼买民宅，广兴屋宇，皆置鸱尾”[6]1160，反映出至少在曹魏时期（220-266）已有屋顶置放鸱尾的做法，且这种做法一般用于较高等级的建筑中。 唐人释道宣撰《续高僧传》记载：“雷电震吼，烟张鸱吻，火烈云中。”[7]1206这是笔者目前发现关于“鸱吻”一词最早的记载。“鸱吻”与“蚩吻”意同。《苏氏演义》记载，“蚩者，海兽也。汉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灾，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鸱字”，“见其吻如鸱鸢，遂呼之为鸱吻”[8]17。这说明汉武帝在建造柏梁殿时，就有大臣建议在屋顶放蚩尾，以用于镇火。“蚩”为海中神兽，可以镇火。由于“蚩”的的嘴部像“鸱鸢”，因而后来其被称为“鸱吻”。“鸱鸢”是指鹞鹰。如唐代诗人韦应物所撰诗《鸢夺巢》就载有“野鹊野鹊巢林梢，鸱鸢恃力夺鹊巢”。 从造型来看，“鸱吻”相比于“鸱尾”而言，其造型在唐代有了明显变化。如重建于唐建中三年（782）南禅寺大殿的鸱尾仅显示出翘起的鱼尾（图1），而梁思成绘制的修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佛光寺东大殿的鸱吻，[9]54不仅有鱼尾，而且明显可见鱼尾前部的龙形神兽，瞪眼张嘴，做吞脊状（图2）。不难发现，在唐代，“鸱”的造型发生了改变：由早期的“鸱尾”变成了中期及后来的“鸱吻”。所谓“鸱吻”，即露出了龙形脸部，咧嘴獠牙，做张口吞脊状，形貌狰狞，用于驱邪镇火。
图1 山西省忻州市南禅寺大殿鸱尾
图2 梁思成先生手绘佛光寺东大殿鸱吻 明清时期，“鸱吻”又被称为“螭吻”。“螭吻”一词目前笔者发现最早出现于宋代文人龙衮所撰的《江南野史》，其卷三记载：“初，台阁殿各有螭吻”[10]61，但此时“螭吻”的叫法还不普遍，明清以后，“螭吻”这一名称才开始普遍出现在各种文献记载中，并且大多与“龙生九子”说法密切相关。如《剡溪漫笔》记载“汉时以宫殿多灾，术者言天上有鱼尾星，宜为其象冠于室以禳之。自唐以来，寺观旧殿宇，尚有为飞鱼形尾指上者，今屋上兽头乃是龙种九子之一，名曰螭吻，性好望”[11]90。这段话说明：螭吻的用途是用来灭火，其主要原因是，汉代的术人认为天上有“鱼尾星”，将其形象置于屋顶，可以镇火，且该神兽属于龙生九子，叫做螭吻。又如明人杨慎撰《升庵集》记载“俗传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二曰螭吻，形似兽，性好望，今屋上兽头是也”[12]808。这段话进一步说明，螭吻是龙生九子之第二子。而清人查慎行撰《人海记》载有“龙生九子……螭吻好吞（火）”[13]27。这段话说明，螭吻作为龙生九子的身份，可以吞火，具有到灭火的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螭”是指没有角的龙。如《说文解字》记载：“螭，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蝼，从虫，离声，或云无角曰螭”[14]1873，即“螭”为龙形兽，无角，色黄。另在古建筑领域，“螭吻”又被称为“正吻”，主要是因为螭吻位于屋顶正脊两端。图3所示的太和殿螭吻由吻口、龙身、脖子、卷尾、中央、前爪、后爪、火焰、剑把、背兽等部分组成，其张牙舞爪，“咬住”正脊，极具震慑感，利于镇火。
图3 故宫太和殿屋顶的正吻 （二）游龙、海马位于文华殿北面的文渊阁，为乾隆皇帝藏四库全书的场所。乾隆皇帝为避免文渊阁失火，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之一即在文渊阁屋檐部位绘制了异兽—游龙、海马。在画面中，两种异兽均驮负书卷，或遨游于云海，或奔跑于浪中。龙是我国古代的神灵，古人认为龙具有上天潜渊、无所不能。龙在我国古代神话中还专管司水布雨，因而可以灭火。如《子夏易传》记载：“时乘六龙，以御天。”[15]1彩画中的海马造型，与陆地上的马几乎相同，但被赋予了在海中奔跑的能力。类似造型的神兽早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如《山海经·海外北经第八》载：“北海内有兽，其状如马，名曰騊駼”[16]167。“騊駼”是传说中善走的神马，因产于“北海”，故称之为“海马”。明人陈耀文撰《天中记》记载“海马骨，水火俱不能毁”[17]827，这说明海马不仅能在水中疾行，而且不惧水火，因而海马驮书，有利于避火。 （三）行什在故宫建筑的屋顶均有数量不等的小兽造型，其主要用途为消灾驱邪。故宫古建筑屋脊上小兽数目，一般均为阳数（单数），且数量不超过9个。然而太和殿屋脊上的小兽数量却为阴数（双数），且数量为10个，故宫内仅此一例。太和殿屋顶上的第10个小兽，排在末尾，名为“行什”（图4）。其造型特点为：头戴环冠，尖嘴獠牙，圆鼻上翘，双目圆鼓，硕耳耸立，上身裸露，乳凸腹鼓；呈站立状，双手十指交叉，置于宝杵顶部；脚趾则为四爪形，立于瓦背面；背后有一对张开的翅膀，似做飞行状。该造型与雷神（又名“雷公”）密切相关。其主要原因在于[18]：古人认为雷神是主管打雷的神；天上打雷造成建筑破坏、人员伤亡，是雷神发怒的表现；进而对其产生恐惧之感，并对之加以膜拜。研究表明[19-20]：太和殿屋顶行什造型就是雷神；而把雷神造型“请”到太和殿屋顶上，是对雷神“膜拜”的一种方式，以祈愿太和殿免遭雷击。而实际上，雷神在我国历史上的造型是多变的。本文认为，太和殿行什的形象与清代雷神造型非常相似。以下进行简要分析。
图4 太和殿行什侧视 汉以前的雷神形象，多为龙身人头，如先秦《山海经》记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16]194此处“雷泽”指今太湖，“鼓其腹”即通过拍打腹部发出雷声。从汉代起，雷神造型逐渐多样化。如东汉《论衡》记载：“又图一人，若力士之容，谓之雷公，使之左手引连鼓，右手推椎，若击之状。”[21]67此处雷神的造型如“力士”，通过击鼓的方式产生雷声。又如东晋《搜神记》记载：“（雷神）唇如丹，目如镜，毛角长三尺，余状似六畜，头似弥猴。”[22]151此处雷神的脸部造型与猕猴相似。初唐时期的莫高窟壁画的雷公形象，有“力士”状身型、“猕猴”状脸型、背带双翅型，与太和殿屋顶的行什造型有着一定的相似性。[23] 元朝起，雷神形象逐渐统一。张北元中都遗址出土的行什造型（图5），为人身猴脸造型。明《封神演义》中的雷震子造型，即为明代雷神形象，亦为。据书中记载：雷震子为周文王姬昌义子，吃了两个红杏后，“不觉左胁下一声响，长出翅来，拖在地下。雷震子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雷震子曰：'不好了!’忙将两手去拿住翅，只管拔。不防右边又冒出一只来。雷震子慌得没主意，吓得痴呆了。原来两边长出翅来不打紧，连脸都变了，鼻子高了，面如蓝靛，发若朱砂，眼睛暴突，牙齿横生”[24]132。随后，其师傅云中子送他一根金棍，并传授他棍术。此处雷震子的双羽、暴眼、金棍与太和殿屋顶行什造型有一定程度相似。而《封神演义》又载：“（云中子）随将雷震子二翅，左边用一风字，右边用一雷字，又将咒语诵了一遍；雷震子飞腾起于半天，脚登天，头望下，二翅招展，空中有风雷之声”[24]132，可反映雷震子具有呼风唤雷之本领。有研究认为[25]77-80：《封神演义》中的雷震子形象，是古人对雷公形象崇拜的体现。到清代，雷神形象进一步接近太和殿行什造型。如清《集说诠真》载：“今俗所塑之雷神，状若力士，裸胸袒腹，背插两翅，额具三目，脸赤如猴，下颏长而锐，足如鹰鹊，而爪更厉。左手执楔，右手执槌，作欲击状。自顶至傍，环悬连鼓五个，左足盘蹑一鼓，称曰雷公江天君”[26]116。不难发现，太和殿屋顶行什造型，与《集说诠真》记载内容高度相似。
图5 元中都遗址中的行什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复建的太和殿，屋脊行什造型为雷神。太和殿在历史上至少有3次因雷击而被焚毁，而太和殿正脊两端的螭吻在历史上亦多次遭受雷击[27]。由上可知，行什造型放在屋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雷。由于雷击是古建筑火灾的重要诱因，因而行什造型为古人防火信仰的重要组成内容。 （四）藻井与水草 藻井是我国古建筑室内顶棚的一种高级装饰形式，位于顶棚上方，其结构变化无穷，层层上升，犹如井状。[28]467宋朝《营造法式》记载了“斗八藻井”和“小斗八藻井”的详细做法。[5]161-164在故宫的部分古建筑内，就有藻井。如太和殿内宝座上方的藻井（图6），全称为：“龙凤角蝉云龙随瓣枋套方八角浑金蟠龙藻井”。从分层构造上来看，太和殿藻井由三层组成：最下层形状为为方形，中间层的形状为八角形，最上层的形状为圆形。其中，有三角形或者菱形的空间部分，称为“角蝉”。从功能上讲，太和殿藻井不仅是象征皇权的装饰艺术品，而且是古人认为的防火神物。太和殿藻井的防火“功能”，主要表现为藻井的造型类似“水井”、名称含有与水密切相关的“藻”“井”，以及装有“克火”的轩辕镜等。
图6 太和殿内藻井 古人认为，藻井可以“克火”。《文选》引汉代《风俗通》记载：“今殿作天井。井者，东井之像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厌火也。” [29]52藻井的造型类似于东井，古人在其上面绘制了水草（水生植物）荷和菱。无论是东井还是水草，古人认为它们均可产生“厌火”的效果，因而其可以起到防火的作用。其中，东井为星官名，即井宿。井宿为南方朱雀七宿之首，有星八颗，形似井。古人认为东井是主水的，《史记》记载：“东井为水事” [5]445，此功能有利于灭火。 东汉辞赋家王延寿作的《鲁灵光殿赋》记载“圆渊方井，反植荷渠”。其中“圆渊方井”即指绘有圆形水池的天花板，而天花板为井形（方形），与“井”字有密切联系，进而与井水有联系，因而古人认为这种造型可以“灭火”。宋人叶廷珪的《海录碎事》载：“屋栋之间为井形，而加水藻之饰，所以厌火灾也”，即建筑之间围成“井”形后，如果在室内用水草装饰，就可以产生灭火的功能。[30]116“反植荷蕖”意即仰视藻井，仿佛荷花从屋顶生根，向下生长一般。《文选》转引了《尔雅》的记载，“圆渊方井，反植荷蕖。反植者，根在上而叶在下。尔雅曰，荷美蕖种之于员渊方井之中，以为光辉”[31]513。认为“反植荷蕖”的主要目的是有利于莲花产生光辉。 水草不仅可见于藻井，亦可见于古建筑室内顶棚天花、大梁位置。如文渊阁的天花为金莲水草的彩画图案，欲达到“厌火”的效果。“金莲水草”为清代中早期天花位置彩画的一种，其特点是以荷花、水草为主题图案，且花头为沥粉贴金做法。《庾子山集》记载：“芰，水草。莲与芰皆水中之物。梁上画以水草，所以厌火。” [32]356《文昌杂录》记载：“建章宫遂设鸱鱼之像于屋脊，又画藻井于梁上，用厌火祥。”[33]11即在梁上绘制藻井图案，用以防火。古人认为之所以这些水生植物能够灭火，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们生长环境与水密切相关，可起到“压制”“诅咒”水患的作用。 此外，太和殿藻井中的轩辕镜，除了寓意皇帝的正统性外，还有克火功能。如《天中记》认为轩辕是“黄龙之体，主雷雨之神”，而龙具有“阴阳交感，雷激为电，和为雨，怒为风，乱为雾，凝为雪，散为露，聚为云气”[17]49等本领。这段话说明，轩辕造型类似于黄龙，具有驾驭雨水的本领，因而可用于来灭火。 三、“门”字不带勾 匾额是解读建筑功能的装饰物，一般悬挂在建筑正中大门的上方。故宫宫殿建筑数量众多，匾额上的名称则是用于区分建筑功能的重要标志。而匾额上的文字一般为楷体，书写字体方正，笔画工整。故宫内诸多的宫门、殿门匾额上的“门”字，按照楷体的常规写法，理应有“先竖后勾”的笔画，然而实际上仅有“竖”笔画，似乎为错字。午门（图7）、太和门、乾清门、神武门等建筑匾额上的“门”字，均为此写法。故宫古建筑匾额上的“门”字不带勾，实际与建筑防火密切相关。
图7 午门匾额 从客观角度而言，“门”字是否带勾与建筑防火毫无关联。然而南宋时期，临安城内的玉牒殿失火事件，使得古人对“门”字带勾写法产生了避讳心理。据《宋史》卷47记载：宋德佑元年（1275）十月，存放皇家族谱的玉牒殿失火，“癸卯，玉牒殿灾”。[34]934清人俞樾《茶香室丛钞》记载：“宋都临安玉牒殿灾，延及殿门。宰臣以门字有勾脚带火笔，故招火厄。遂撤额投火中，乃息。后书门额者多不勾脚”。[35]这段话说明：宋朝的宰臣认为玉牒殿火灾的主要原因，就是殿门匾额的“门”字有勾脚。自此以后，建筑匾额的“门”字笔画均不含“勾”。违反此规定的人员，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杀头。明人马朴撰《谭误》记载：“太祖命中书詹希原，书太学集贤门，门字右直微钩起，上曰：吾方欲招贤，原乃闭门，塞我贤路耶？遂杀之，而以粉涂其钩。” 另清人褚人获撰《坚瓠集》九集卷四记载：“我朝南京宫城门额皆詹孟举所书，北京大明门等额皆朱孔易所书，门字俱无勾脚”。清末学者赵汝珍撰《古董辨疑》载“是'门’字之不钩，不仅避火，且忌其塞路也。今之北京城门，所有额书之'门’字，仍均无勾（钩），盖即宋明之遗义。” [36]209由上可知，“门”字不带勾，是古人防火的文化信仰。 故宫古建筑的火灾史表明：“门”字不带勾，并不能起到防火的效果。发生在明永乐十三年（1415）的午门火灾，是发生在紫禁城内最早的火灾。据《万历获野编》记载：“鳌山灯火，禁中年例，亦清朝乐事，然也有最出意外者。如永乐十三年正月壬子，鳌山火发，焚死多人，都督马旺亦与焉。”[37]735时年正月十三日晚，午门外的鳌山灯会诱发火灾，烧死了很多人，都督马旺在指挥救火过程中也被烧死。《明太宗实录》《明史》进一步对火灾发生的地点和概况进行了记载。尽管当时紫禁城并未整体完工，但午门已经建好，朱棣为体现与民同乐，也亲自登临午门，观看鳌山灯会，与百姓同乐。“鳌”为传说中的大鳖，或称大龟。故宫太和殿前鳌的造型，为龟身龙头状。在古代神话中，女娲砍断鳌的四肢，竖立在大地四方，用于支撑天，[38]因而鳌成为古人期盼国泰民安的吉祥物。“鳌山灯”即用很多灯笼堆叠成“鳌”形的灯山。波斯使臣火者·盖耶速丁撰写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描述了明永乐十九年（1421）元宵节鳌山灯会的场景：“那里挂着十万盏灯，尚有几千用木板制成的俑，其形状、面孔和服装，远看与真人无异。那些灯都用绳连结，绳上穿着火油爆管，当一盏灯点燃后，爆管开始沿着那些绳子滑动，把它接触到的灯都点着，以此在刹那间从山头到山底灯火通明。” [39]127上述描述说明，鳌山灯内含有大量火源。永乐十三年的午门火灾，很可能是对鳌山灯的管理不善导致，而与“门”字是否带勾无关。 而午门以北的太和门，可谓是紫禁城里最“新”的建筑，主要因为其是光绪十四年（1889）年火灾之后重新修缮的。据刑部《审讯贞度门值班官兵供情》记载：十二月十五日夜，护军富山、双奎二人，“年老未派巡更，拨在贞度门门罩内住宿，看守锁封。旧有洋铁油灯一个，挂在东山墙后檐柱上，经年已久，有烤焦情形。向来各处堆拨，夜间均不息灯。是夜伊二人将灯点上，不觉睡熟，四更时，护军德蕣巡更，瞥见贞度门东山墙柱火起，喊嚷伊等扑救，火势逾猛，以致延烧各处。”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在第二天凌晨得知此事，赶到火场。《翁同龢日记》记载：“（十六日晨）由左掖门入，踏雪难行，至则门罩三间已落架，墙柱尚燃”，“余出太和门，观金水桥下水，凿冰一尺，才得数寸水，机筒不得力，遂至朝房小坐。甫一刻则火已透茶库，上太和门檐，趋视则一门四面皆烈焰矣，何其速哉”，“（十七日）入时看昨火处，犹冒烟，砖石红透，水龙（灭火机械）犹灌水也”[40]2245。由上可知，太和门火势凶猛，而当时非常先进的灭火机械，则因内金水河水结冰耽误了取水的宝贵时机；两天后，火灾才被扑灭。光绪朝《上谕档》载：“本月十五日夜间，贞度门不戒于火，延烧太和门及库房等处。所有本日值班之章京护军等，于禁城重地并不小心看守，实堪痛恨，着交刑部严行审讯，按律定拟具奏”，下令严惩失职人员。[41]467而为重修太和门，慈禧下令中断了颐和园的部分大修工程。太和门复建的工程于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十六日开工，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完工。相对于紫禁城内其他建筑而言，复建后的太和门为最“新”的建筑。因此，“门”字不带勾的做法，并不能产生防火功能。 “门”字不带勾的写法，并非见于故宫内所有含“门”字的匾额，也并非所有的明清帝王都避讳“门”字带勾。位于宁寿宫区域（今故宫珍宝馆）的部分宫门匾额，其“门”字就带勾，如锡庆门（图8）、衍祺门、养性门等。需要说明的是，该片区域的建筑群为乾隆帝下令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兴建，是乾隆帝为自己退位之后准备的太上皇宫殿群。上述带勾的“门”字，为乾隆帝亲自书写，可反映乾隆帝并不认可“勾起火灾”的说法。而实际上，有研究表明：紫禁城清代发生火灾的次数不仅远少于明代，而且宁寿宫区域并未发生严重的火件。[1]由此可证明，“门”字带勾与否，与建筑本身是否遭受火灾无关，因而故宫内部分匾额“门”字不带勾的写法，为主观信仰行为，但又是故宫古建筑防火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图8 锡庆门匾额 四、五行相生相克 故宫古建筑的防火文化，还可体现在利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古代哲学思想，具体利用了“五行”之“北为水”、“五行相生”之“金生水”、“五行相克”之“水克火”（黑色克火）等思想来克火，具体解读如下： （一）北为水 故宫的中轴线区域北部有钦安殿，里面供奉的是真武大帝，而真物大帝是道教中的水神，治理火患。末代皇帝溥仪撰有《我的前半生》，其中“太监”一节记载[42]77：御花园钦安殿（位于紫禁城北部）西北侧台阶上，曾经有一块砖下压着似乎是脚印的凹形痕迹。太监们告诉溥仪，乾隆年间有一次乾清宫失火，有人看见真武大帝从钦安殿走出，站在台阶上，朝失火的方向用手一指，火焰顿时熄灭了，此脚印即为真武大帝救火时留下。而溥仪在童年时，对此深信不疑。钦安殿之所以被选择在北部区域，其主要原因与“五行五方”之“北为水”理念密切相关。 所谓“五行”，即古人把对宇宙的认识，通过“金”“木”“水”“火”“土”等五种元素来反映，各元素合称为“五行”。如《尚书·洪范》载：“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古人认为“五行”与方位存在密切联系。其中，“水”意为北方，“火”意为南方，“木”意为东方，“金”意为西方，“土”意为中央。如汉代哲学家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卷11记载：“是故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土居中央，为之天润。”[43]392该观点阐明了“五行”的特点及与“五方”的关系，其中就包括“水”位于北方。此外，“五方”又与“五色”有联系，即东方对应青色，西方对应白色，南方对应红色，北方对应黑色，中央对应黄色。如《礼记正义》卷29记载：“色，谓天龟玄、地龟黄、东青、西白、南赤、北黑。”[44]883古人认为“五行”“五方”“五色”互为对应关系。而从“五行”“五方”角度而言，故宫北部区域对应于五行之“水”，因而应为水神所在位置。 类似的，钦安殿前的天一门，其命名亦与五行之“北为水”密切相关。“天一”一词源于《河洛真数》载“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相应的，东汉儒家学者郑玄在《周易郑注》中解释：“天一生水于北”“地六成水于北”，即“一”“六”均位于北方，与“五行”之中的“水”所处方位对应。先秦古籍《周易》从阴阳角度把数字分为地数和天数两种，其中一、三、五、七、九为天数，寓意阳；二、四、六、八为地数，寓意阴。天数“一”、地数“六”之所以能够“克火”，一方面因为“天一”隐喻了天地、阴阳及阴阳转换，自然可以归结为万物之源，而古人以五行概括宇宙万物，则是以水为本，因而有“天一生水”[45]；另一方面，“地六成之”意为地数为六，承载天上降落的水，因而“地六”亦包括水，能够克火。 （二）金生水 故宫部分宫殿前面有铜缸，铜缸内均存有水。这些宫殿建筑离内金水河、宫井等水源较远，而当它们遭受火患时，铜缸的水则是灭火主要的水源。之所以不用其他材料制成的缸，其主要原因与五行相生之“金生水”理论有关。如《春秋繁露》卷10记载：“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43]379而之所以“金生水”，其主要原因在于，古人认为金属矿物多与水并存。如先秦古籍《山海经》记载：“其首曰招瑶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金属矿石位于西海之滨）[16]1；又如先秦古籍《管子》记载：“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葛卢山、雍狐山之山洪过后，露出金属矿石）。 故宫内另一个“金生水”的建筑布局实例，即为西部区域的武英殿。武英殿从清康熙时期起，成为宫中刻书处，大量刊刻书籍。《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即为乾隆帝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下令从《永乐大典》中摘出珍本138种，在武英殿内排字付印而成。[46]57-58由于纸张怕火，而故宫西部区域在五行中属于“金”。由于“金生水”，水能灭火，因而古人认为位于宫中西部区域的武英殿有利于纸张“克火”。 （三）水克火 故宫文华殿区域的文渊阁，其瓦顶即为黑色。其主要原因在于，古人认为黑色可以防止火灾发生。“黑色克火”的理论基础即“五行”相克之“水克火”。古人认为五行之间存在相克（胜）关系，即二者之间存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五行大义》卷2记载：“尅者，制罚为义，以其力强能制弱，故木尅土，土尅水，水剋火，火尅金，金尅木。”[47]49此处“尅”与“克”意义相同，为“压制”之意。其中，水能“克”火。《古微书》卷22进一步解释了“水克火”的原因：“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众胜寡，故水胜火也。”[48]459由此可知，古人从五行角度，认为“水”之所以能够克“火”，主要原因在于水“多”火“少”，因而以多胜少。在五行中，水对应于黑色，如《逸周书》载“黑位水”。相应地，文渊阁黑色的瓦面寓意“包含”水，因而能够“克”火。 五、结论 故宫的古建筑群以木结构为主，因而防火极其重要。故宫古建筑的防火文化信仰行为，主要表现为：其一，以螭吻、游龙、海马、行什等异兽造型来防火，通过其凶猛的造型或特异的功能来达到“防火”的目的；其二，以与水井造型相似的藻井及水生植物来“镇”火，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均与“水”相关，而水能灭火；其三，大都宫殿大门匾额的“门”不带勾，以避讳火灾发生；其四，运用“五行相生相克”思想来“生水”“克火”。尽管这些方法缺乏科学性，且并不能真正达到防火目的，但它们是明清宫廷消防史料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我国古代消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王铭珍.明清皇宫火灾概述[M]//郑欣淼.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5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923-931. [2] 孙富江.文化的定义、内容与作用[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3(3)：53-58.。 [3] 周乾.紫禁城古建筑营建思想研究[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9. [4] 司马迁.史记[Z].北京：中华书局，1999. [5] 李诫.营造法式[Z].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6. [6] 魏收.魏书[Z].北京：中华书局，2000. [7] 道宣.续高僧传：下册[Z].郭绍林，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 [8] 苏鹗.苏氏演义[Z].北京：中华书局，2012. [9] 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44（1）：13-94. [10] 龙衮.江南野史[Z].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 [11] 孙能传.剡溪漫笔[Z].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 [12] 杨慎.升庵集[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3] 查慎行.人海记[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 [14] 许慎.说文解字[Z].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15] 卜商.子夏易传[Z].北京；中华书局，1991. [16] 佚名.山海经[Z].周明初，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17] 陈耀文.天中记[Z].扬州，广陵书社：2007. [18] 徐传武，胡真.天文气象神怪考论[J].汉籍与汉学，2018，（02）：124-141. [19] 黄希明.太和殿行什相关问题讨论[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02）：141-146. [20] 洪山，吴卫.考窥太和殿上的压尾兽—行什[J].艺海，2013,(01)：165-167. [21] 王充.论衡[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2] 干宝.搜神记[Z].汪绍楹，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23] 刘文荣.文本、图像与音乐：敦煌莫高窟壁画雷公击鼓图的源流、表现与民间文化内蕴[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22（1）：58-72. [24] 许仲琳.封神演义[Z].北京：中华书局，2013. [25]乔世达，王立.《封神演义》雷震子形象考原[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77-80. [26] 邢莉.天神之谜[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 [27] 周乾.紫禁城大殿为何数度重建[N].北京日报，2022-06-30（15）. [28] 王效青.中国古建筑术语辞典[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29]（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一）[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0] 叶廷珪.海录碎事[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31]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2] 庾信.庾子山集注：上册[Z].许逸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 [33] 庞元英.文昌杂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5. [34] 脱脱，等.宋史[Z].北京：中华书局，1977. [35] 俞樾.茶香室丛钞[Z].北京：中华书局，1995：1225. [36] 赵汝珍.古董辨疑[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 [37]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0. [38] 姜秋菊.唐代钓鳌故事及其文化意义[J].文教资料，2010（8）：27-29. [39]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M].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 [40] 陈义杰.翁同龢日记：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上谕档：第14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2]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43] 董仲舒.春秋繁露[Z].凌曙，注.北京：中华书局，1975. [44] 礼记正义[Z]//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5] 王纪潮.《太一生水》中的宇宙论问题与米利都学派[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4）：387-398. [4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7] 萧吉.五行大义[Z].钱杭，点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48] 孙瑴.古微书[Z].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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