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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 钱欢青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世说新语》是一部特别有趣的书，一个个小段子让人领略到魏晋名士的潇洒风度。然而正因为是由一个个“小段子”组成，《世说新语》的碎片化特点也尤其明显。很多人至少会有一个疑问：魏晋是乱世，《世说新语》里的人物为何如此有趣? 文史作家刘勃新著《世说俗谈》，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答案。《世说俗谈》是刘勃解读《世说新语》的历史随笔，书中作者通过重拾《世说新语》里的零碎信息，根据人物来重新叙述，并参照《晋书》等相关史料进行精准考据，将魏晋名士放进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解读、想象，与推理，于是，在他笔下，阮籍、嵇康、王羲之等名士，有了更真实、生动的呈现，魏晋时期的风流与苍凉，变得更意味深长。 《世说新语》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 《世说俗谈》读来令人酣畅淋漓，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作者刘勃在对《世说新语》和相关史料烂熟于心的基础上，能以合理的想象和出色的推理，写出令人信服的人物故事。 比如在该书序言中，作者开宗明义，首先说的就是《世说新语》究竟是本什么样的书。对于《世说新语》，教材上的常见解释是，这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一部志人笔记小说”，但刘勃要说的，是《世说新语》之所以诞生的“历史动机”。刘勃梳理、推导的过程是这样的——作为刘宋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刘义庆少年即颇有英气，且善骑马，颇得刘裕夸赞。但皇帝换成宋文帝刘义隆之后，刘义庆却改了脾性，“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而所谓“世路艰难”，其实是皇帝猜忌亲贵的暗喻。宋文帝身体不好，神经过敏，诛杀了好多大臣。宗室成员自然也会被当作“危险人物”。刘义庆于是辞去握有大权的敏感职务，将兴趣转移到了“文学”上。但研习儒家经典、黄老著作和帝王之术之有关，痴迷法家著作、厚黑权谋更会被怀疑想阴谋夺权，于是刘义庆索性干起了最安全的事——写小说。古代所谓小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也就是民间流行的各种段子，《论语》里说到小说，说其“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可见，做编小说集这种事，等于承认自己没有远大追求，不算君子。 “所以，不论《世说新语》是刘义庆本人创作的，还是他组织门客们编写的，都是在公开表态：我的人生，已经进入了懈怠状态。”特别有意思的是，刘勃继续在此基础上发挥，“庶民懈怠和权贵懈怠，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庶民辛苦劳作创造的财富被权贵拿走，权贵才成其为权贵。所以庶民懈怠，意味着权贵的镰刀无从收割，这是不能容忍的。权贵懈怠，则意味着退出政治资源的争夺，降低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所以值得大力提倡。至于其他挥霍，基本属于小节。所以庶民懈怠叫'躺平’，权贵懈怠叫'高卧’。某种意义上说，《世说新语》就是一部权贵懈怠之书，它写的就是魏晋名士们不正经的那些事。” “懈怠的人生没有意义，但可能很有意思。”刘勃认为，《世说新语》就是一本有意思的书，比如有关谢安看完前线军报，继续淡定地下围棋，只说了一句“小儿辈大破贼”的故事，其淡定优雅的风度，成为千古绝唱。有人说，淝水之战如果东晋败了，对谢安就会是完全不同的评价，战前他自娱自乐，对前线局势显得漠不关心等表现，都会成为罪状。而刘勃认为，正史的写法也许会这样，但《世说新语》不会，“只要谢安被俘或被杀的时候，表现得足够有风度，《世说新语》还是会赞美他的。淡定的死是有'雅量’，《世说新语》里赞美的例证还少吗?” “也许在大多数人看来，有意义远比有意思重要。但有意义没意思的作品，也许慢慢就没了意义，而且永远不会有意思;没意义有意思的作品，很可能一直有意思。”在刘勃看来，《世说新语》因此而“流传千古”。竹林七贤中，为何唯独嵇康被杀? 对于并非非常熟悉历史的读者而言，《世说俗谈》的一大好处，是为《世说新语》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历史背景，在历史的“坐标”之下，《世说新语》里那些流传千古的“段子”，有更为完整的表述。这样的叙述，也更容易让人一窥历史的玄机。 比如，魏晋名士，嗜好清谈，但同样是以清谈著称的名士，为什么有的人结局很惨，有的人却非常成功，司马昭为什么在竹林七贤中只杀了嵇康?仅仅是因为这个人谈得好或坏吗?刘勃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看起来相似的表象之下，背后实际有完全不同的时代处境和人生选择。而这些正是《世说新语》中不曾提到，《世说俗谈》深入探讨的主题。比如刘勃认为，嵇康之所以被处死，不仅和其性格有关，更深的原因，或许可以一直追溯到当时的门阀贵族制度。 和谢安下棋的那个段子一样，“嵇康之死”同在《世说新语》的“雅量”门类：“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刘勃认为，其实嵇康并不认为他卷入其中的这次事件有多么严重，“毕竟，说自己打算发动军事政变，这是一个过于荒诞的指控”，在阐释嵇康的心态，并细致分析了嵇康的家世、人生、性格，以及他人对嵇康的妒忌等等之后，刘勃认为，最终的原因，或许和当时的门阀贵族的政治生态有关，“喜爱嵇康的人，往往愿意相信司马昭杀嵇康，是因为嵇康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引起了司马昭的忌惮。这很可能高估了嵇康。”很多人都说当时统治黑暗，司马氏大肆杀戮名士，但刘勃认为，实际上如何挥舞屠刀，司马氏大有讲究，“如为了对抗司马氏专权，发生了著名的'淮南三叛’，'叛’当然是从司马氏的角度来说的，实际上是淮南地区忠于曹魏的力量三次对司马氏展开军事反击。第一次的领导者王凌，第三次的领导者诸葛诞，后来都恢复了名誉，唯独第二次也就是传说和嵇康有关的那次的领导者毌丘俭，司马氏从来也没有想过为之平反。原因很简单，太原王氏、琅琊诸葛氏都是当时有巨大影响力的世家，即使出了叛臣，也不宜深究。河东的世丘家族却不值一提。害死嵇康后仅仅一年，钟会因为谋反被杀，之后司马昭忙不迭地宣布不会因此牵连到钟氏家族的其他成员，'有官爵者如故’，这就是颍川钟氏作为顶级名门的特殊政治地位。而嵇康的家族，卑微到嵇康的爷爷都不够格在史书上留下名字。嵇康是靠自己的才华和魅力，才在名士圈里享有那么高的声望的。名声足够大，杀你会引起相当大的社会震动;出身足够低，杀你却不至于触动那张复杂的关系网。当需要杀一个人立威的时候，不杀你，杀谁呢?”破解有趣“段子”背后的历史玄机 《世说新语》里有趣的段子很多，刘勃自然不会放过这种“趣味”，《世说俗谈》中《乱世佳人潘岳》一章，专谈美男子潘岳的人生故事，先引的一个《世说新语·容止》中的段子，就很有喜感：“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联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这个段子说的是潘岳的姿态容貌都很美妙，神情尤其迷人。少年时代，他 携着弹弓出现在洛阳道上，女人看见他，都会手拉手围绕着他。另一位著名文人左思，相貌丑陋至极，也学习潘岳的样子。大概这个举动把潘岳的粉丝尤其是妈妈粉激怒了，你也配学我家偶像?于是老太太们冲上去向左思乱吐唾沫，把左思弄得萎靡不振地回家了。《世说新语》的原文加上刘勃生动有趣的“翻译”，一个画面感极强的搞笑场面出现了。当然刘勃并不止步于此，在这个章节中，他细致梳理了潘岳的人生故事，这位绝世美男子的结局是因为卷入宫廷斗争被“夷三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为《世说新语》中的碎片化段子提供“历史坐标”的同时，刘勃对史料也有着犀利的辨析。众所周知，《世说新语》是“小说”，《晋书》是正史，但如果《世说新语》与正史《晋书》产生冲突，你会信哪个?在大部分人也许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正史时，刘勃的答案是：未必。 比如西晋东晋之交，战乱频仍，北方贵族纷纷逃难，曾被举为“灼然二品”的大人物邓攸也带着全家逃亡南方，邓攸带在身边的，有自己的儿子和弟弟的儿子。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保全两个孩子，就抛弃了自己的孩子，带着弟弟的儿子，终于逃过长江。《世说新语》的记录比较简单，但后世流传着更详尽的故事：邓攸觉得弟弟早亡，只有这一个儿子，不能让弟弟绝后，又相信自己将来总能再生儿子的，于是只带弟弟的儿子逃亡。但他的儿子追一天赶了上来。第二天，邓攸把儿子绑在树上，这才离开。刘勃在《世说俗谈》写道，这个细节有点“触目惊心”。古人确实往往把孩子当作父亲的财产看待，但如此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儿子，也实在过分。所以唐代修《晋书》，记录了这个细节，然后又对邓攸大加批判：“弃子存侄，以义断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预加徽纆，绝其奔走者乎!斯岂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绝嗣，宜哉!勿谓天道无知，此乃有知矣。” 刘勃说，后来的学者，对《晋书》这段议论，大都表示支持。不过宋朝刘辰翁说，把儿子捆树上这个情节，是后人讲邓攸保全侄子的故事时，越讲越夸张编出来的，所以他评价此事为'言系者谬，罪系又非’，就是说邓攸捆绑儿子的故事，根本不是事实，批判也就难免是射错了靶子。鲁迅先生也是这个看法：“邓伯道弃子救侄，想来也不过'弃’而已矣，昏妄人也必须说他将儿子捆在树上，使他追不上来才肯歇手。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刘勃认为，鲁迅的这个推测是颇有道理的。因为“毕竟，较早的史书如孙盛《晋阳秋》、王隐《晋书》都讲了邓攸的事迹，却没有这个残忍而浮夸的细节，直到《世说新语》也还是没有。它最早见于略晚于《世说新语》的《晋中兴书》、唐修《晋书》这样的正史而采用这一说法，不过以讹传讹罢了。”当然，“抛开传言，我们也许只需要关注这个点：邓攸这样一个上流社会的成功人士，也要在保全儿子还是侄子这个问题上艰难抉择，则一般黎庶的处境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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