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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癌在2020年全球约有90万例新发病例，这些肝细胞癌主要由慢性肝脏炎症发展而来。其中以乙肝和丙肝为代表的病毒性肝炎，及以酒精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非病毒性肝炎是诱发肝癌的主要原因。 全身治疗是晚期肝细胞癌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法。“T+A”（阿替利珠单抗结合贝伐单抗）的一线全身疗法相比索拉非尼，能显著改善患者的生存预后，该组合于2020年5月获批准作为晚期肝细胞癌患者的初始全身疗法。 近期对肿瘤免疫微环境的研究发现，HCC的病因会影响抗PD1/PD-L1的免疫治疗应答[1]。如果不同的HCC病因会对免疫疗法的效果产生差异，这种异质性将会改变临床试验的设计，也会改变患者接受治疗时选择。之后，Pfster在《Nature》上发表了一篇关于NASH（非病毒性肝炎）在肝癌免疫疗法中的研究，通过结合三个III期免疫治疗试验的患者水平数据，在接受免疫治疗时，NASH和NAFLD（非酒精性脂肪肝）衍生HCC患者比其他病因的患者生存期更短[2,3]。那么在真实世界中，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的疗效是否会受肝癌病因的影响？ 为此一项针对美国地区的回顾性研究分析了病因学对接受阿替利珠单抗和贝伐珠单抗治疗的HCC患者预后的影响[4]。该回顾性队列研究使用了美国电子健康档案(EHR)衍生的识别数据库，识别的数据来自全美大约280个癌症诊所。 初始队列包括8410例患者。在应用纳入和排除标准后，429名合格患者被纳入（216名病毒性HCC，68名酒精性HCC，145名非酒精性HCC）。基线人口统计数据发现，患者年龄、性别、种族、糖尿病史和平均基线ALT的分布均有显著差异。INR值存在明显缺失，影响了Child-Pugh评分的计算。在病毒性HCC患者中，171例（79.2%）被诊断为丙型肝炎，31例（14.3%）有乙型肝炎病史，14例（6.5%）同时患有乙型和丙型肝炎。
所有患者的平均随访时间为5.3个月，共有177名参与者死亡，整个队列的中位总生存期为9.4个月（95% CI为7.1-10.9）。根据病因学，病毒性HCC的中位OS为10.1个月（95% CI为7.2-10.9），酒精性HCC的中位OS为9.8个月（95% CI为6.1-13.9），非酒精性HCC的中位OS为7.5个月（95% CI为5.3-11.0）。不同病因对死亡风险没有明显的差异（log-rank p=0.22）。与病毒性HCC相比，酒精性HCC的未经调整的死亡风险比为1.11（95% CI 0.74–1.68，p=0.62），非酒精性HCC的死亡风险比为1.34（95% CI 0.96–1.86，p=0.08）。
在这项使用阿替利珠单抗和贝伐珠单抗治疗的HCC患者的回顾性队列中，没有发现病因与总生存期或真实世界停止治疗期之间的显著关联。在这个真实世界的队列中，中位总生存期远短于临床试验中的中位总生存期（9.4个月vs19.2个月)。 总之，在对阿替利珠单抗和贝伐珠单抗治疗的HCC患者的真实回顾性队列分析中，未能确定HCC病因与总生存期或停止治疗期之间的显著关联。这表明阿替利珠单抗和贝伐珠单抗在不同肝细胞病因中的疗效可能相似，不支持病因学对进行初始全身治疗的患者的预后有影响。这项研究与Pfster得到的结果相反，作者认为Pfster对病因的初步分析收集了来自不同免疫治疗的多个临床试验包括Checkmate-459（纳武利尤单抗与索拉非尼）、Keynote-240（帕博利珠单抗）和IMBrave150。结合不同治疗方法的临床试验和不同治疗环境中的数据，分析结果可能会受到影响产生偏倚。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前瞻性研究来证实这些发现。 声明：本资料中涉及的信息仅供参考，请遵从医生或其他医疗卫生专业人士的意见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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