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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既得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的保护都是相当敏感和强烈的。你们在别的地方混吃混喝甚至骗吃骗喝，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谁把筷子伸到了我的碗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历史上有很多群体冲突，比如东汉历史上的两次党锢之祸，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某一方的既得利益、核心利益被另一方侵犯了。原本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立马变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关系了。 那么，就东汉那两次党锢之祸来说，究竟是谁侵犯了谁的利益？谁是谁非？来龙去脉是什么？因果逻辑又是什么呢？把这些问题都梳理清楚了，或许能帮助我们真正对汉末那段历史做到了然于胸，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冲突和矛盾有更深的理解。 “党锢之祸”的大背景
作为东汉王朝的开创者，光武帝刘秀对于自己打下的江山是在各方面都下了大功夫的，说他为东汉王朝操碎了心，那也是毫不为过的。权力结构要改造、思想文化要修正、功臣宿将要安置、经济科技要发展、未来趋势要规划……他啥都要考虑周全。 前人多流汗，后人少了流血。刘秀呕心沥血地为他的子孙后代重新塑造了一个堪称完美的统治体系，对功臣、外戚、儒教等权力威胁因素都预设了防火墙。只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他们老刘家不知道为啥突然间跟基因变异了似的，与“正常活着”十分不兼容了，要么未成年夭折掉，要么成年了在人世间过把瘾就死。活到30多岁，那在他们家都算高寿了。 所以，我们老说东汉中后期政局混乱，其实那都是“皇帝短命引发的蝴蝶效应”。因为皇帝短命，所以外戚集团堂而皇之地轮番掌权；因为老皇帝短命，新皇帝根基太浅，原本在皇宫中靠边站的吃瓜宦官有了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了；因为皇帝短命，从东汉开国以来，朝廷对于豪族和儒家的利益承诺就失控了，因为皇帝都自顾无暇了，谁还记得老祖宗的承诺呢？
刘秀当年为了安抚手下那些枪杆子和笔杆子，是专门为他们设计了一个绿色通道的，这个绿色通道其实包含两个内容：地方自治和晋升优先。具体的实现方法就是通过官方培训，把这些人都培养为社会精英，然后名正言顺地在官员选拔和地方治理上对其他人实现降维打击。 在东汉中，六百石以下中低层公务员由地方政府一把手直接选用，对中央只要象征性走个汇报流程就行了。地方政府的一把手受回避制的限制，都是外地人，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他都必须要用当地豪族的人。你其他人还别不服，就算是公开选拔，也是豪族子弟上，人家都是经过官方培训的，其他人怎么比？
而想要获得六百石以上高级官员编制主要有两个途径：“茂才”和“孝廉”。 茂才原来叫作秀才，为避刘秀的名讳而改的名，比后世的秀才值钱多了，是当时最高级别的入仕门槛。茂才，顾名思义，就是才华丰茂之人，但是这种评价一般人给了不顶用，必须是三公、光禄卿、刺史级的国家级领导干部推荐才有用，不同的高官手里每年有不同数目的推荐指标。这种人一旦通过皇帝的面试后，就会直接跑县级岗位去锻炼一下，然后逐步进中央，前途一片光明。 而孝廉则是由郡守级高官从地方选拔推荐的，名额相对比较多，跟我们现在基层公务员中的选拔生一样，每个郡根据人口规模有固定的定额指标的，比如汉和帝时期，一个满20万人的郡每年可以选拔一人。不要觉得这个比例太低了，要知道东汉有100多个郡，而且这是在选省部级高官而不是选什么刀笔小吏。“孝廉”顾名思义，就是基层公务员中品行、口碑比较好的，又孝顺又廉洁的人。 不管是“茂才”还是“孝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要层层推荐，层层面试，最后由皇帝亲自面试并安排工作，而且往往是先安排到事务性岗位锻炼和检验。
大家想一想，在这样的选拔机制中，你没有两把刷子能行吗？皇帝问你一些政策或者文化方面的东西，你答不上来能行吗？安排你起草个文书，你把笔头都咬破了还写不出一个字，能行吗？把去某个治理一个县或者去收一个郡的税，你不懂点政策和方法，能行吗？不要指望某个高官是你家亲戚就敢乱推荐你，你露了马脚，他也跑不了，都特么是欺君之罪。 在这样的体制下，官僚系统是不是一直都被当时的读书人掌握着？而这些读书人读的正是儒学经典，基本上都是儒家弟子，而这些儒家弟子因为入学成本太高，非富即贵，基本上来源于地方豪族和世家大门。所以，为什么说这种体制是专门给儒家弟子和豪族阶级开绿灯？这几乎就是一种吃相相对较好的垄断嘛！ 东汉的官僚系统中，地方那些毛细血管由各地豪族把控着，中央也对这无所谓，只要你们按时交税不造反，爱咋咋地。但是六百石以上的大动脉，皇帝是要亲自过问的，是要保质的，不能有明显的短板，抓住这个核心点就行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东汉的高级官员，很多都是文武全才，比如班超，既然帮他哥修史，又能领兵作战，还能冲锋陷阵，走到哪里，国际外交都玩得相当溜，讲政策、讲文化、讲战术都信手拈来，就是东汉这种官员选拔机制决定的。
东汉这种官员选拔方面的“察举制”虽然对平民阶级不太友好，但总体上还比较接地气的，选出来的官员在质量上都比较有保障。 但是，大家发现这种体制有什么问题了没有，是不是对皇帝本人的要求特别高？只有皇帝的水平摆在那里，下面的人才不敢瞎忽悠、瞎推荐。若你皇帝啥也不懂，啥也不是，人家摸清了你的底线，不照样是牛鬼蛇神都往朝廷送。 这种体制的设计初衷就是，你要想出人头地，不但得有关系，还得有本事。但皇帝这个最后把关者如果失守了，那就慢慢变成了“完全靠关系吃饭”的混乱局面了。 东汉从汉和帝开始，由于皇帝的寿命都比较短，登基年龄都比较小，根本没办法执行这一部分权力，也没有能力去把好这道关，所以官僚系统就被慢慢到处开口子了。我手握大权，安排几个亲戚、老乡又怎么啦？有本事让皇帝来给他们面试呀！而求仕的人心态也变了，不再以朝廷的意愿为导向了，好好学习没用了，抱的大腿粗才管用，所以谁说了算，咱就去抱谁的大腿……
别说什么人心不古，立场不定，其实大多数人在骨子里都是有奶便是娘的。比如汉和帝刚继位时，窦宪权倾朝野，“宪府贵重，掾属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人家手里有这么大的人事权，那些士族不去抱他的大腿抱谁的大腿？ 汉和帝算是东汉最后一个明白皇帝了，通过政变夺回了权力，并恢复了东汉的官场秩序。但架不住在他之后，又是各种小皇帝登基、短命，所以权力长时间在外戚集团手里攥着。等到皇帝要借助宦官扳倒外戚时，权力又流失到了宦官手里。
当然，也有一些世家大族提前“脱贫”了，所以不太受这种局势的影响，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出圈了。比如后世的袁绍汝南袁家就因为他们的老祖宗跟窦宪不对付，被汉和帝逐步提拔为司徒，所以在权力顶端站稳脚跟；还有后面被外戚梁冀整死的太尉李固，他爹李郃也是在汉和帝时代入仕当上了尚书令，后官至司徒，他才顺利出圈的。 总而言之，在东汉的皇帝不给力的情况下，国家大权实际上被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士族集团给瓜分了。 这些小山头立起来之后，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在各个地方安插自己人，从而使得彼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但在外戚专权的时候，整个国家的矛盾还没有那么剧烈，因为很多外戚本身也是士族出身，再说这些外戚多少有点素质，会注意点吃相，所以士族集团基本上抱着忍一忍就过去了的态度。况且，外戚家族的人也根本不可能填满整个高级公务员编制，士族集团多少还能吃到点肉。
可是，到了宦官专权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你宦官不是文化人、不是我们圈内人，咱本就看不起你，没必要让着你、忍着你。另外宦官的出身比较低，做事没有什么底线，只要他们想，啥岗位、啥人的地盘他都敢随便往里面插，插进去的还是一些上不得档次的人。另外宦官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家人、亲戚地位也不会太高，俗称乡下人，提拔他们的时候一般都是就地提拔，这不就触及到了士族的根本利益了，很多地方的利益早已被家族化了，咋能允许你这么随便来乱拱的呢？所以，士族集团把宦官集团当成人人喊打的老鼠，天天追着骂、追着打。 宦官集团本来就是皇帝新收的小马仔，打狗还得看主人撒，宦官一告状，皇帝一生气，找个理由不就得收拾你们。于是，党锢之祸就这样发生了。 党锢之祸的具体情况
公元159年，东汉最臭名昭著的跋扈外戚梁冀被忍了13年的27岁汉桓帝干掉了。随之而来的是大面积的政治大清洗：受牵连的公卿、州刺史、二千石官员被诛杀者数十人，被免官的达到了三百余人。 汉桓帝搞得挺猛，但是他没有考虑后果。每一个高级编制的背后其实都是代表着一个地方豪族的巨大利益，大量高级编制又串联成了某几个地区的共同利益。你这么一锅端不要紧，断了多少世家大族的生路？ 而且，还是老套路，汉桓帝夺权之后，不是想重整这个官僚系统，而是宠信和扶持帮他夺权的宦官，宦官专权又来了。 一方面自己的顶层利益圈被一锅端了，另一方面还要承受一群不体面的宦官各种撬墙角，士族集团终于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 当权力大厦倾覆是太监为打手，当权力大饼进场的圈子变成了太监，尤其当太监的手脚甚至伸到了祖祖辈辈当家自主的地方，士族集团巨大的阶级仇恨和乡土愤怒被激发了出来！
于是，在宦官掌权后不久，东郡白马县县令李云第一个站出来弹劾宦官。这让汉桓帝很愤怒，宦官才帮我夺回权力，你就弹劾他们，梁冀他们横行霸道的时候，你屁都不放一个，几个意思？于是，便下令把李云抓起来严刑拷打。 弘农郡五官掾杜众不忍心看着李云孤身作战，于是也主动上书表示愿意和李云一起赴死。汉桓帝也满足了他，让人把他带走了。 一看汉桓帝这么强硬，士族集团的大佬坐不住了，必须要亲自出马了。太常杨秉（弘农杨氏，父太尉杨震）、大鸿胪陈蕃（汝南豪族，祖父河东太守，老师胡广历任三公）等官员纷纷上书请求赦免李云、杜众。 这样一来，汉桓帝就更生气了，谁惯的你们这毛病？下令让陈蕃、杨秉免职滚蛋，其余起哄的官员降两级，当出头鸟的李云和杜众立即处死。
但战火并没有因此熄灭，反而越烧越旺。不久，兖州刺史第五种（司空第五伦曾孙）派人抓了济阴郡太守单超（宦官）的侄子单匡，理由是贪污，证据是五六千钱。随后上报朝廷走司法程序，顺带把单超也弹劾了。但不改初心的汉桓帝把第五种罢黜放逐到了朔方郡。 士族集团继续发扬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精神，又没过多久，济北国相滕延没请示就诛杀了中常侍侯览在济北国封邑上的数十个下人，还摆尸示众。说人家是恶奴，该杀。结果滕延被治罪免官。 总而言之，汉桓帝的态度很明确，宦官才是我信得过的小可爱，谁敢找他们的茬老子就弄死谁。 士族官僚集团一看，这么硬刚牺牲太大且于事无补，得另外想法子，所以暂时消停了两年，除了偶尔写点小段子编排一下宦官集团，其他还比较老实。
直到公元162年冬天，司空周景和太尉杨秉（免职后又被士族推上来了）再次对宦官集团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他们上书说，现在官场秩序不大好，这全是宦官惹的祸。祖宗之法明确规定宦官家人不得担任官职，可现在到处都是宦官家的人，致使天怒人怨，请皇上下令，要有关部门赶紧清理干部队伍，把该踢出去的人员名单上报给三公办公室。 这次，汉桓帝居然批准了。为啥呢？因为汉桓帝治理的江山很不太平，到处是火灾（这个大家自己体会一下），偶尔还有什么山崩地裂，“天象示景”，汉桓帝内心也有点忐忑了。 别笑话汉桓帝怎么这么单纯，古人还真就信这个，认为天灾是人祸引起的，他在这期间，把三公免职免了个遍，想平息老天爷的怒气，但没效果，所以才被迫答应士族集团清理宦官阵营的请求。 有些压力，即便你是皇帝也是顶不住的，那些大臣逮到机会就说，老天爷又生气了，本来我还以为是我们做的不好，结果你把我们全部免了，它还是很生气，这说明老天爷是对你重用宦官不满意了，赶快悬崖勒马吧。汉桓帝又能怎么办？皇命是依附天命的。
所以，趁汉桓帝松口了，杨秉等人立马诛杀罢免了青州刺史羊亮等州牧、郡守高官五十余人。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宦官集团的人。 公元165年正月，先后发生了日食和千秋万岁殿失火事件，官僚集团再次主动出击，杨秉弹劾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担任益州刺史任期内贪污赃款多达一个亿，然后侯参在押解回京过程中神奇的“自杀”了。 然后，杨秉再借题发挥，要求汉桓帝把侯览也从身边赶走。面对杨秉的咄咄逼人，桓帝派尚书去质问杨秉：“三公历来管外面的事，啥时候也没有掺和内朝的规矩，太尉是何居心！” 结果，杨秉压根都没自己出来解释，派一个属吏就顶回去了。引用的典故就是汉文帝时期相国申屠嘉要杀邓通的一事。看来，跟文化人打嘴炮简直就是自找苦吃，人家越权了，还这么猖狂，这么理直气壮，牛不牛？汉桓帝最后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把侯览免职了。
随后，司隶校尉韩乘又接着开炮，弹劾左倌和左倌的哥哥南乡侯左称，逼得他们相继自杀。 韩乘又乘胜追击，弹劾最后一位大宦官中常侍具瑗，说他哥哥沛国相具恭贪赃枉法。最后具恭伏罪，具瑗被贬封为都乡侯。 至此，宦官集团的势力基本上被清理得七七八八了，政局慢慢被官僚士族集团掌控了，汉桓帝也因此失去了得来不易的自由。
比如汉桓帝比较喜欢一个叫田圣的采女（宫女的一个级别），打算立她为皇后，就被官僚集团以给汉成帝带绿帽子且生不出孩子的赵飞燕为反面例子极力反对。要立皇后可以，立窦武的女儿窦贵人吧，因为窦武是自己人。窦武的女儿就是这样当上皇后的。 还比如说李膺这位目无法纪擅自抓宦官的斗士在读书人们看来形象实在太崇高了，上他的门上拜见，在读书人口中都称为“登龙门”。这是一个臣子能享受的待遇吗？ 又比如小黄门张让的弟弟张朔在野王县令的任上被司隶校尉李膺抓到了把柄，逃到了张让的家中。李膺带吏卒闯入张让家逮捕张朔立即处决了。汉桓帝质问李膺杀人为什么不走流程。李膺把孔子都搬出来了，说孔子用了七天就把坏人干死了，自己上任十天后才把坏人干死，差距还很大，请再给我五天彻底扫平奸佞一党。到时候你爱咋咋滴。 看到没有，这帮饱读诗书的官僚分子就是这么狂，狂得太无法无天了，狂得汉桓帝坐立不安，狂得宦官们心惊胆战。
后来（166年），猛男李膺这个大学问家明知道马上就要天下大赦了，故意提前把犯了事的张成父子（宦官势力）给弄死了。导致张成的徒弟牢修绝地反击，上书控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这些话，句句像刀子一样扎在汉桓帝的心头之上，想想自己这么多年干啥都要看官僚集团的脸色，终于忍住不爆发了。 汉桓帝下令，各郡、各封国全面逮捕豪族党人，以儆效尤。 但是，汉桓帝这道命令刚刚签发就被三公给挡回来了，他们联名拒绝执行。大家还记得不，皇权是代表发号施令的，相权是负责具体执行的，当时的官僚集团已经到了可以任意拒绝皇命的地步了。 太尉陈蕃将诏书退回，说：“现在要抓的人都是“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就算有罪也应当宽恕，更何况现在没有罪名就要抓人家！”直接打了汉桓帝的脸。
汉桓帝盛怒之下直接下令禁卫军（绕过三公）去逮捕李膺等猖狂官员，囚禁在黄门北寺监！ 结果一直正义凛然的李膺在狱中招出了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及太学学生等二百多人，这些人自然是一并被抓。 形势如此之严峻，官僚大佬必须团结一致来坚守阵地了。 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臣宜坐之”，要求汉桓帝连自己一块儿治罪。桓帝没有理他。 陈蕃再度上书，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劝谏，言辞激切，汉桓帝嫌他多嘴，以陈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 太尉一职，改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并罢免了司空刘茂，改以光禄勋宣酆为司空。
最后，汉桓帝的老丈人窦武亲自上阵救场，窦武是士族“三君”之一，大BOSS级别。他上书为李膺等人求情，然后称病辞职，并缴还了城门校尉、槐里侯的印信，大有一副“你不答应我，我就撂挑子不干了”的架势。 狱中的李膺等人恍然大悟，于是在交代同党时，故意把很多宦官子弟和皇室的关系户都拉进去了，将这摊水越搅越浑。 汉桓帝最后经过综合权衡，还是决定不要把事情搞大了，于是判决：李膺党人共二百余人遣回乡里，将姓名编写成册，分送太尉、司徒、司空三府，永不录用。随后大赦天下，改年号表示此事掀篇。 桓帝最终没有选择将事态继续扩大化，他的本心仍然希望达到某种平衡。无论是天灾示警灭太监，还是士族过火搞党锢，他都是在搞平衡；两边都不弄死，也是因为两边都不可或缺。但比较遗憾的是，他的大限到了。 半年后，十二月丁丑日，汉桓帝在德阳前殿驾崩。东汉第一次党锢之祸彻底结束。 第一次党锢之祸的逻辑分析
通过上述的介绍，相信大家对“党锢之祸”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其实对于这种历史大事件，一定不要只从道德层面或者舆论导向上去看问题。历史哪有那么多是是非非，大多数人不都是为了自身利益在进行多方博弈？ 皇帝他想重用外戚或宦官吗？但是有些不是他能够选择的，有些却是他最好的选择。 小皇帝不能亲政，皇权自然流落到年轻的皇太后手里，皇太后由于各方面的限制，首选的代理人自然是自家人，抛去人性的自私不说，这也是风险最小的选择。 等到皇帝亲政以后，一看朝堂内外都是外戚集团的人，自己身边也只有平时上不得台面的宦官可以用了。虽然有些大臣自始至终都是只忠于皇室的，但是作为皇帝来说，他的辨别难度和风险都比较大，再说他们一直被排挤，手里的能量也有限。 宦官集团崛起之后，他能用什么人？能用手里的权力干什么事？他们本身就有诸多缺陷，生理和心理、能力和见识都是如此，所以要么中饱私囊，要么重用亲邻。他们敢重用那些士族吗？人家本就看不起他们，还一直和外戚集团相互渗透，那不是引狼入室吗？
重点说一说士族集团，这一群人尽管在史书上被标榜为清流，为道德模范，为政治标杆，实际上是有欺世盗名的嫌疑的。 外戚专权的时候，你们怎么不结党闹事？因为很多外戚和你们是一个阶级呗，你们的利益取向比较一致，或者利益冲突比较小呗。等到宦官专权时，你们就联合起来闹事，这也不对，那也不是，只要跟你们的阶级利益不相符的就必须打倒、批臭，有意思吗？这其实就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 士族集团为什么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因为他们的体量太大了，能量太惊人了。地方基本上被他们垄断了，中央也到处有他们的人，关键是，他们还掌握着主流意识、舆论导向。 同样一件事，你咋说都不对，他咋说都有理。你皇帝用他们就是亲贤臣、远小人，若是重用宦官，那就是亲小人、远贤臣。你皇帝要是选一个平民女子做皇后，那你就是学汉成帝自取灭亡、自戴绿帽，你皇帝若是选他们推选的女子为皇后，那才是从善如流、和谐共生。你皇帝要是制止他们的行为，那你就是暴君。你皇帝要是质疑他们的任性妄为，他们可以找出一堆材料来证明自己是向先贤靠拢……
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书生误国”，这种说法自然有点偏激，因为读书人对治理国家、安抚人民，确实有他们的优势，他们读书的初衷也不是为了误国，而是报国。 但是，这种说法在很多时候也是成立的。因为很多读书人的功利心是相当强烈的，他们读书是为了入仕、是为了掌权、是为了谋利，他们只是把读书当成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和途径而已，当他们求而不得的时候就会乱来，能力越大的人走上歧途时，那种破坏力是更加恐怖的。 还记得王莽篡汉的过程吗？他一旦有什么需求自己不方便去硬要，马上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来了，那些文人、太学生便到处给他造势，逼得当政者不得不妥协。东汉的党锢之祸不也是如此吗？动不动就是几万太学生上街游行请愿，这些人朝廷还不能强行镇压，因为他们都是精英、是国家和社会的希望、未来，还是文化思想的名片。
所以，为什么说梁太后掌权后，马上把太学的招生规模扩大到每年三万人是在瞎胡闹呢？你有这么多编制去安排他们吗？他们一旦被闲置，读书人骨子里那种酸劲就上来，到处编排政府、妄议朝政，到处传播负能量，你怎么弄？你还别说，人家很多时候还真说得有板有眼，毕竟是饱读诗书的人，引经据典讲道理是他们的强项。 就算你把他们都安置下来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也就是一个圈子里的人，抱成一团，你怎么管得住他们？这个人犯事了，一群人上来保他；那个人向宦官开炮了，一群人摇旗呐喊……你强行镇压也没有用，镇压了这一批还有下一批，到最后你还得用他们那个圈子里的人。关键人家还得了个好名声，舍生忘死、成仁成义。 所以，党锢之祸，其实对于士族集团来说，基本上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因为他们的翅膀硬了，皇帝已经制不服他们了。属于士族集团的时代已经势不可挡了，后来雄才伟略的曹操苦心孤诣地经营了一辈子，最后不还是被老狐狸司马懿摘了桃子？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国家的根基和主流的方向其实都掌握在了士族集团手里。他们怎么批判你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是对他们稍微点动作，那就是祸国殃民。 比如士族集团其实就一定比宦官集团忠君爱国吗？就一定比宦官集团高尚纯粹吗？并不一定！整个东汉历史上，忠心耿耿地护卫着皇权的人恰恰是宦官。而士族集团则更多是在墙头草式利己，你忠君爱国怎么不反外戚？你痛恨宦官，怎么很多时候要和宦官合作（窦武后面就有），那不是同流合污吗？你高尚纯粹，怎么会结党营私，为捍卫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 总的来说，党锢之祸其实就是一场土狗子学洋狗子叫、又当又立的闹剧，当然这场闹剧还在继续，还有第二次党锢之祸。而我们后世人只要把握住其根本，才能真正从这段历史中体会到一些更为真实和深刻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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