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致远

“二王”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矗立了一座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一部中国帖学发展的历史是“二王”书法发展的历史。它作为中国书法帖学的源头，始终启迪着后人在书法艺术上的创新。“二王”书法是中国书法开始自觉发展创新的开端，是中国书法风格“质”“妍”嬗变的开端。在“二王”书法的创新中，王献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王献之书法艺术的创新，是由其风流孤傲的天性和时代造就以及审美趋向所决定的。

天赋异禀  生正逢时 

王献之，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东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做过州主簿、秘书郎、长史，与其父王羲之并称为“二王”。 

受王羲之思想的影响，加之优裕的生活，以及王献之的天生性格，使得王献之性情与其父颇近，尽管其仕途颇为顺利，但他仍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在政治与仕途上受到谢安的关照，在书法艺术上又受到了王羲之的精心培养，故而特别孤傲与自信，有“风流为一时之冠”的赞誉。他对自己的书法也特别自负，在他的心目中，书法是贵族士人高雅风流之事。 

由于王献之非同于一般人的性格和特殊的境遇，造就了其风流倜傥、孤傲自负且处处胜人，绝不与人雷同的天性。这种天性，为他在书法艺术上的创新提供了先天的条件。 

东晋书法之新，与东晋士人的谈玄风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创新是以“二王”为代表，而“二王”之中又以王献之的创新思想为最。王献之十余岁便向父亲提出“大人宜改体”。 

魏晋时代，士人崇尚自然，这是道家思想的反映。在书论中以大自然的形形色色之美比拟书法者比比皆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种自然的山水之美，势必影响书法的创作和审美观念。他们在书法创作上追求“意”的表现，重视性情的流露，表现出在山水中逍遥自乐和士人的风流倜傥。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所独有的飘逸、超脱、雅韵，正是“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区别于崇尚质朴的前代书风，是特殊的时代书法文化现象。 

东晋书法氏族的特点，也是晋代书法创变的原因之一。晋代出现了王、谢、郗、庾等书法大家族，且在书法教育上无论是私教还是官学，都形成了一种规模，并开始了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而转变真正成熟是以“二王”为代表。这一伟大的由“质”到“妍”书风转变，也正是从东晋开始，又是以“二王”为代表。 

书风转变  标新立异 

东晋时期，文艺作品力求妍丽精巧，追求形式美，而书法艺术由“质”到“妍”的转变，也与整个时代艺术风格的转变同步，这是书法风格转变的大气候。“二王”书法是妍美书风的开端，是晋韵的代表，同时折射出东晋士人恬淡、萧散、洒脱悠然的人格特点，它赋予了中国书法一种美学境界和精神。 

“二王”书法美学思想，实质上是难以分开的。在书法审美这一点上，王献之倒是比其父更为“前卫”。虞龢在《论书表》中说：“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暮年，乃造其极。”在王羲之早年的书法认识上，钟繇、张芝是其膜拜的偶像，而暮年才有“抗行”“雁行”的自信。王羲之的书法创作和审美的改变，无疑是王献之启发与影响的结果。王献之十余岁便劝父改体，可见王献之少年时识见已非同常人。在东晋书法审美思想转变上，王献之的确是超前和自信的。 

王献之仅在世43年，即使是这样，王献之在世时的书法名声也极大。他顺乎时代“爱妍而薄质”的审美大势，深得时人喜爱。虞龢《论书表》记他于少年时曾“取帚沾泥汁书方丈大字”于壁，观者达数百人，羲之见而叹美，云：“子敬飞白大有意。”较之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更加洒脱豪放、奇丽开张，犹以妍丽过之。其“妍”，是“新”“奇”，是在钟、张、羲之基础上出新、出奇，是前无古人的“新”“奇”。王献之尚奇、尚新的书法审美观念，在其传世的楷书和行草书中都可以得到明证。明代项穆谓“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 

创新思维  拓展空间 

王献之的书法，不仅作为“二王”书法的一个整体成为后世效法的典范，其贡献，更在于为后世提供了艺术创新思维的价值和书法作品创新的范式。就流传后世的王献之书法作品来看，其创新主要表现在楷书、草书和行书的作品中。 

王献之的真书仅存小楷《洛神赋》十三行。如果说王羲之的楷书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钟繇书法的影响（钟繇的许多作品实际上又是靠王羲之临摹才得以流传），而王献之的楷书则基本上摆脱了钟繇的书法定式，表现的是更加新、奇的面貌。并不是说王献之的楷书高于钟繇和王羲之，而是以古今风格的“质”“妍”的变化来进行作品的比较。尽管王羲之的楷书较之钟繇的书法有不同，但王献之的作品更具有创新意识。他的楷书，拓展了字的外部空间，即所谓外拓，其风格瘦挺劲健、散逸开张、拙巧相生，字之大小、疏密、欹正一任天然，颇得悠然超脱之天趣，向遒媚的方向走得更远。 

王献之行草作品与其父相比，并无大的差别，正是东晋士人书法风格的代表，“二王”书法在整体上是不可分割的，在风格上是一致的，它体现了“二王”书法创新的思想。但一致并非就完全相同，王献之的行书，更能体现出他的傲慢、风流、不羁的人生态度。《鸭头丸帖》作为他行书的代表之一，也确能表现出其信笔洒脱的笔致，这件作品倒是与其父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王献之的草书与其父书法风格基本一致——遒媚雄秀，这与张芝、卫瓘、索靖等确有质、妍区别，与卫、索相比在书体上又有章、今之不同。他在自己的行书作品中增加了线的连绵和字的连缀，脱去了章草中的隶书尾巴。“二王”的一些章草作品如《豹奴帖》《蜡节帖》，便体现了“二王”书法章草蜕变的痕迹。 

将“二王”并列与前代书法进行比较，表现出“二王”书法的创新，另一方面可以从献之的书法中看到与王羲之的差异，具有出奇、出新的创新意识，如《江州帖》《诸舍帖》《奉别帖》的外拓舒展、连绵跌宕、豪放纵逸的狂草笔致，区别于王羲之字字独立的行草书，使其驰骋艺术的才能豁然展现。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对后世“一笔书”的狂草书法以及对米芾、王铎书法的影响。 

在王羲之逝世的晋末至南朝宋、齐时期，王献之书法风靡书坛，大有声名掩盖其父的趋势，这不是偶然。 

王献之是晋代趋新尚妍书风的创造者之一。

本文配图均为王献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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