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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秦代小篆是官方“正体”字，到了汉代，隶书是正体字。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已经出现楷书，但隶书还保留了它“正书”的时代地位，人们在重要的正式场合需要端正、庄重的书体时，更多使用隶书。因此，西晋的隶书需要认真关注。现在我们所见的西晋隶书遗迹，数量多于曹魏时代，品类也非常丰富，有碑刻、神道题字、墓志、墓门题记、石椁题记、石柱题字等，大多见于当年丧葬的遗物上。较为著名的有《郛休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或简称《孙夫人碑》）《潘宗伯等造桥格题字》《太公吕望表》（或简称《吕望表》）《骠骑将军韩府君神道》以及《刘韬墓志》等。清代文学家（也是书法理论家、书法家）刘熙载在《艺概·书概》（这本书也值得关注，特别是《书概》部分，应当系统阅读）中说： 
“晋隶为宋、齐所难继，而《孙夫人碑》及《吕望表》尤为晋隶之最。论者以其峻整超逸，分比梁、锺，非过也。” 他认为，《孙夫人碑》和《吕望表》是晋隶中的精品，甚至可以与汉魏时期梁鹄、锺繇的隶书书法相提并论。杨守敬评《孙夫人碑》也说“是碑变汉人体格，而一种古茂峭健之致，扑人眉宇，以之肩随汉、魏，良无愧也。”也将它与汉碑并举，足见他们对《孙夫人碑》的看重，看一下拓本：
如果只乍一看，我们会感觉这些理论家与实践家们的评说无误，但如果细审，是不是就会发现，形神之间，它已去汉隶有距离了。
是的，因为界格的局限，反倒不如《孙夫人碑》古朴、大雅。更优秀的晋隶，是晚近发现的《杨骏墓志》，《杨骏墓志》刻于公元291年，已是西晋后期，看拓本：
像不像《熹平石经》上的隶字？诚如刘涛先生所言：”该志笔体接近汉隶，在《曹全》《华山》之间，结字工稳似《曹全》，波磔翻飞如《华山》，而且波挑作圆笔。
显然，它也有汉隶余韵，一行直行的二十八个字，字字顶接，字形大小不一，或方、或长、或扁，有随意自然的天趣而不粗俗，有隶式的规矩而不着意翻挑。也许是因为题写在石椁的边上，不是写正规的碑志，用不着那么郑重其事，作者不必小心翼翼，斤斤计较地书写，因此天趣横流。如果比较《冯恭石椁题记》与《杨骏墓志》，后者的笔法和形态更近于汉隶，而前者则书写意韵与汉隶相通。其实，西晋的隶书，书刻精整者大多沿袭曹魏隶法，如《皇帝三临辟雍碑》：
它笔画方棱，锋芒毕露，字形长方（不像汉隶的扁方），结字疏朗，很接近曹魏的《王基残碑》，而上面的《孙夫人碑》则很像《孔羡碑》。实际上，书刻精细的西晋隶书，写法上有许多共通之处，例如：“彳”的首笔写成短撇，作横向撇出；短撇则写作方头锐尾，像楷书的短撇一样；“亻”旁，撇笔作折角状，左端如燕尾……还有见之于长横起笔处和长撇波挑的“折刀头”等等，这些写法，大多沿袭曹魏隶法，寻绎渊源，当然是蔡邕、梁鹄的余绪。但晋人的隶书笔法已经走样，下笔的一招一式只是在表达隶书的程式化特征。写手的功夫可谓精湛，技法十分娴熟，也不乏工稳精致之作，他们应规入矩的努力和不敢放肆的认真，却写不出汉隶沉雄、洒脱的气质，徒有华丽的外表了。深究其理，大概是晋人的风格、气度、学识已远不如汉人那般淳厚、沉雄与渊博了。由此想来，如果真想学汉隶，不仅要在笔法、结字上下功夫，还要从学识修养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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