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阁文库庋藏的林家藏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古籍的日本写本。相较于刻本，写本更具有人文性和个性色彩。之所以抄写这些汉籍，一方面是这些典籍比较稀见，获取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是这些汉籍对希望持有的人意义重大。本文拟结合《改订内库文库汉籍分类目录》《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林家书目”汉籍对照表并书志》以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网页上公布的电子文献，从东亚书籍史的角度，探讨该馆收藏的“大学头”林家旧藏中国文集写本所折射的文化史意义。
一 藏书与读书：林家旧藏写本与林家的汉籍阅读
江户幕府建立后，德川家康重用藤原惺窝、林罗山等儒学家，发展朱子学，江户的学术风气为之一变。江户儒学传授的中心是昌平坂学问所，它原本是林家的家塾，到林家第八代大学头林述斋(名衡，1768—1841)时，才成为江户幕府直辖的教育机构。昌平坂学问所的藏书是在林罗山、林鹅峰、林述斋等林家大学头的私人藏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藏书很多是林家的批校本，留下了林罗山等人批读时的痕迹。这些批校本也为后人研究东亚书籍交流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林家的藏书，一般都钤有“林氏藏书”之印。林罗山旧藏汉籍上一般会有“江云渭树”“读耕斋”之藏书印，第二代大学头林鹅峰(名恕，1618—1680)的藏书则有“弘文学士院”“弘文院学士”之印，林述斋的藏书则有“述斋衡新收记”“述斋图书秘玩之印”“林氏传家图书”等。此外，还有少数写本上有“梅洞”之印，可见曾为林鹅峰之子林梅洞(春信，1643—1666)收藏。寛政九年(1797)，昌平黉由林家的私塾改制为江户幕府直辖的官方学校，改称为“昌平坂学问所”，林家第八代大学头林述斋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故林家的藏书也成为昌平坂学问所藏书的一部分，所有藏书都有“昌平坂学问所”的墨印。根据著录及实物资料，林家藏书中关于中国文集的日本写本有六十六种。这些写本既有别集，计五十五种；亦有总集，有十一种。就别集而言，抄写对象从唐至清——唐集有十七种，宋集有二十四种，金元集有三种，明集有九种，清集有二种。这些写本文集的作者大部分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也包括不少儒学家，应与林家作为朱子学者的兴趣相关。这些写本大部分抄写于江户时代，亦有部分室町朝代的写本。明历三年(1657)，江户发生大火，江户三分之二的建筑化为灰烬，林罗山的书库“铜库”亦化为乌有。据林鹅峰记载：“先考分赐倭汉群书一千余部，而以五百部授靖。先是，靖或求于书肆，或借他本写者亦多，总七百余部。此后亦集蓄者若干，殆至千余部。”故以上写本有不少是林罗山的旧藏，但应该是早年分给林鹅峰和林读耕斋的。这些写本多有林罗山父子批校的痕迹，非常珍贵。林罗山四子林靖(读耕斋，1624—1661，藏书屋名为“读耕斋”)所撰的《罗山先生行状》记载了林罗山读书、藏书、抄书的情况：由来不为藏书之家，而世上板行甚稀矣，故借请于处处而见之写之，偶阅于市铺而求之，盖得一书则不换万金，读之终编则天下之至乐也。闻其家有秘本则多方寻索，或约以期限，一览返之；或手自誊之，从颜之推《家训》之法而展阅最谨焉。册叶不少，则命佣书者随数叶写成，而先校正之，不择笔者之精粗、纸墨之良劣，唯以功之早就为急务也。林家早年并不是“藏书之家”，汉籍从长崎进入日本后，大部分进入到幕府或大名的私人文库，能够接触者少之又少。所以，遇到“世上板行甚稀”的汉籍，林罗山则会亲自抄写，或雇“佣书者”抄写。由于抄手在抄书时不免有鲁鱼焉马之误，林罗山得到写本后，并不是束之高阁，而是要亲手校正，从中可以看出他读书的用心。
林罗山早年在京都建仁寺大统庵读书，该寺是日本临济宗的大本寺，也是京都五山之一，自中世以来一直是学问的中心。后林罗山弃佛入儒，对读书的热爱终身保持。原念斋《先哲丛谈》卷一云：“罗山洽博，于天下之书无不读。”林鹅峰称其父：罗山林先生敏捷绝伦，博学冠世。……举世皆谓儒宗、文豪、诗杰，悉皆备于一人。……先生之学以经为主，以程朱之书为辅翼，而考诸历史，参诸子类，网罗百家，收拾今古，而该通我国史乃至稗官小说，亦无不见焉。博览是林家的传统，林凤冈对其叔林读耕斋亦有相似的记载：
(靖)身浴六艺芳润，眼穷百家小说，并驰班、马，抵排佛老。至若本朝正史演说，无不旁通而证向焉。凡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辄记于心，托之则不差不事，不误一字。见者以为活书，而推服其奇才也。林罗山父子的读书兴趣与范围，正显示江户初期朱子学者的“文化食谱”(cultural diet)或“知识仓库”(stock of knowledge)。
当时，汉籍为珍稀之物，通过长崎从中国进口的书，只有少部分流入到书肆之中，林罗山“偶阅于市铺而求之，盖得一书则不换万金，读之终编则天下之至乐也”。林罗山后入仕幕府，但一直保持着书生与学者的本色，其子林鹅峰所作的《罗山先生行状》载：凡一生之际，读书孜孜，随处展看，不必芸房文案也，每披件件之卷，乃无不终其颠末。临登营及他往而犹握铅椠，篮舆既设矣，奴仆既待矣，告之再三，而整束残编以出矣者，比比然矣。迄还宅而更服，即执朱墨。凡夜读逮中宵而不罢，或坐睡，或监寐，为其暂交睫而复起也。读书已到了忘我的境地，即使晋见幕府将军时，“犹握铅椠”。林鹅峰言：“先考以家事附先妣，起居坐卧唯读书而已，造次于是，颠沛于是，其或他适，虽舆仆既出，不能释卷。……其读书不计纸叶，唯以或寸或册为限。若一睡而醒，则虽五更鸡鸣乃起，而开卷自少至老如此，故一年之间，所加朱句或百余册，或二百册。此等之勤，皆所不及也。”“铅椠”“朱墨”都是校书的工具，这段话显示林罗山读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读校并行，手眼并进。林鹅峰也记载：“先考读书，必加朱句。”这种“留痕”的阅读方式，对于理解文本有较多的好处。孜孜不倦的阅读贯穿了林罗山的一生，而且是至死不渝：
明历丁酉正月十九日，郭北失火，弟子报不可免，罗山首肯，读书不辍。又报延烧剥肤，先生盍去乎？于是手其所读上轿，轿中读之犹不辍。既而至郭外别业，神色自若，读者如故。少焉，有一人驰报第宅尽为焦土，罗山曰：“及铜库乎否？”(“铜库”即铜造书库，系官赐。)曰：“共为乌有。”罗山慨然仰天叹曰：“多年所力蓄者，一旦为祝融夺，可惜！可惜！”是夕郁郁不适，越五日奄然长逝。明历三年这场火灾对林罗山打击甚大，四天之后，便因藏书被焚郁郁而终。
受到林罗山的影响，他的两个儿子林鹅峰、林读耕斋亦嗜书如命。林鹅峰之子林凤冈称其父：“沈潜乎群经，开其蕴奥；搜猎乎诸史，通其历迹；翱翔乎艺苑，诵百家之言；驰骋乎词林，穷众体之法，有所增之，有所广之。”林鹅峰称其弟：“常倚几案涉猎先考藏书，凡经史子集、百家小说及本朝旧记等大概，无不见之。”尽管“明历大火”对林家的藏书造成较大损失，但现在内阁文库仍可见林罗山旧藏汉籍四百三十七部，凡四千三百八十五册。在此之后，林鹅峰、林读耕斋以及林家的历代“大学头”也注意收藏汉籍。这些汉籍有些是通过“书估”购买的，有的则是请写手抄写的。林家人对读书的挚爱在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也多有反映，别有意蕴的是他们现存的文集中还有两篇专门以书房为题的赋。这两篇赋反映了林家几代人以读书为业，以读书为生命的精神追求。其一为林读耕斋的《书室赋(万治元年作)》：惟室中之所有兮，堆四库之群书。寅酉孜孜不怠兮，校正亥豕鲁鱼。彼圣贤之经传兮，或免于秦火之余。归杨墨入佛老兮，奈吾道之耗踈。抑一理之无违兮，方寸之灵自如。胡驰骛于多歧兮，唯吾宜爱吾庐。八荒皆在闼中兮，乃天下之广居。呜呼！粤若稽古兮，且复审订来今。探阴阳之秘赜兮，窥看庖羲之心。绎风雅之正变兮，陶情可以咏吟。典谟训诰之浑噩兮，似听四代之徽音。礼乐之谐中和兮，移昏风涤尘襟。劝惩之深切著明兮，二百四十有二年。史笔皆仰迁固兮，历世若干之遗编。诗赋文章之品目兮，检鉴察于前贤。九流百家之浩浩兮，昼窗夜几，把椠握铅。狎红裙溺绿蚁兮，跳纹枰之鸢鹭。固学者之所嫌嫉兮，花晨月夕乘兴觅句。露瀼瀼秋气高兮，秋风凄凄野草暮。特无俗务之干涉兮，一身书绕忘寝食。至乐之轩慕文公兮，岂羡彼游建德国。偶炷案头之穟香，芍孰与岩桂之幽馥。书房是读书人心灵安顿的家园，也是思想自由驰骋的场域。“特无俗务之干涉兮，一身书绕忘寝食”是所有读书人理想的生存状态。对自称“书籍，余之所喜”“余生来万事不挂眼，读书属文，惟日不足”的书痴林读耕斋来说更是如此。书房不是书库，不能仅仅停留在书籍的存放上，只有读书人才能赋予它以意义，于是人们看到书室主人“昼窗夜几，把椠握铅”，孜孜不倦地在“校正亥豕鲁鱼”。林读耕斋生活的时代正是朱子学在日本兴起之时，其父林罗山也在日本大力推广朱子学，所以此赋才有对“吾道”即儒学的强调。这篇赋中的“吾宜爱吾庐”，出自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的“吾亦爱吾庐”。林家的学者都非常喜欢陶渊明，林读耕斋对陶渊明尤其崇敬，专门作有一篇《陶渊明论》，并说“我生来有隐逸之癖，故慕渊明甚矣”，“所大慕则靖节、康节两人而已”。对陶渊明的欣赏既是推崇其高尚的人格旨趣，也是对他退隐读书生活方式的认同。
林读耕斋之侄林梅洞所作的《书房赋》较《书室赋》为长，但表达的情感与思想内涵与林读耕斋相似。在赋的开头，他就宣称：“惟此书房，是吾生之所优游。”在写到对四部经典的阅读时，特别提到朱子的《通鉴纲目》：“况朱子之《纲目》，学素王之圣笔。”所谓“素王之圣笔”，指的是《春秋》笔法，即孔子作《春秋》时的微言大义。此赋较有特色之处是用了王充、匡衡的典故谈读书之乐：“想彼王充之阅市，家无藏书；匡卫之凿壁，邻灯影踈。……今余幸蒙庇荫，身不寒，口不饥，况乎四库典籍之多，何不感激奋发，可以蹈古贤之往躅，可以拾前修之遗馞。”最后，作者又进行了思想的提升：书室虽小，但因为读书，充溢了仁义这些价值，故“胜他楼阁之耸云端”。林梅洞因受到林读耕斋的影响，二人在生活旨趣和思想上非常接近。这两篇赋比较典型地写出林家人对读书的热爱，同时展现了江户初年以林家为代表的士人精神状态。
二 抄书与校书：林家旧藏写本与东亚批校文化
林家人不但爱读书，而且也喜欢抄书、校书。内阁文库林家旧藏中，《李元宾文集》《刘梦得文集》《鲁斋全书》《梦观集》《唐诗绝句》《五老集》六部写本卷末，都留下了林罗山简单的题记。以《李元宾文集》为例，除了在目录首页有“林氏藏书”“江云渭树”之印、卷末有朱笔题语“道春一校”之外，全书的人名、地名、书名处，全部用红笔作相应的标识，并用红点表示断句。书中一些校勘之处，如《请修太学文》“积微成匿”用朱笔将“匿”校为“慝”，“所谓德字将摧”，用朱笔将“字”校为“宇”。其朱笔字迹与卷末林罗山题记字迹完全相同，应是林罗山本人校改。林罗山虽然没有留下校读《李元宾文集》的记载，但其四子林读耕斋文集中有一篇《读李元宾集(万治三年作)》，较好地展示了江户儒学家抄写汉籍与阅读汉籍之间的互动、互渗。《读李元宾集》一文不但记载了抄写此书的经过，而且还对李观其人有所评论。李观与韩愈同榜进士，是唐代古文运动先驱之一。韩愈对李观评价甚高：“才高乎当世，而行出乎古人。”《新唐书·李观传》称：“观属文，不旁沿前人，时谓与韩愈相上下。”所言虽有夸张，但也反映出时人对李观的高度评价。《四库全书总目·李元宾文编》提要云：“顾当雕章绘句之时，方竞以骈偶斗工巧。而观乃从事古文，以与愈相左右。虽所造不及愈，固非余子所及。”此语比较客观。李观二十九岁时逝世，时人皆以为憾，李翱甚至说：“尝谓使李观若永年，则不远于扬子云矣。”林读耕斋甚至将李观与唐代同样早逝的王勃并列：“王勃者，初唐之杰也；元宾者，中唐之秀也。”内阁文库所藏的中国文集写本中也有江户幕府第二代大学头林鹅峰的手校本，最具代表性的是《香溪范贤良文集》。该本卷末有林鹅峰较长的跋语：《范香溪集》，希世之书也。诗赋文章，可以赞汉之经说史论，有所发明也。今幸许借官本缮写，终功一校之，可谓书房尺璧也。虽连城不可换易之。如其文字磨灭，非无遗憾，姑关之，待他本之鲜明，可再校焉。万治二年己亥孟夏下旬，向阳林子。万治二年即1659年。林鹅峰号向阳轩，“向阳林子”即林鹅峰。《香溪集》，宋人范浚所著，有明成化十五年(1479)本、嘉靖本，内阁文库藏有一部成化本。这部写本即据成化本抄写而成，不过两者行款有所不同，成化本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字；而写本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五字。写本抄写字迹工整，成化本原有提行、空格亦保持不变。
林鹅峰其弟林读耕斋的文集中有一篇《范浚论》，恰说到此次抄校《香溪集》的经纬：五星奎运之世，金华有范浚茂明。其为人也，不事王侯，而辞贤良之征辟；其为学也，景仰圣贤而超世儒之流辈。朱文公采入其《心箴》于《孟子集注》，至此而声名籍甚。香溪、兰溪，皆其称号也。余往岁阅《经籍志》，而知《香溪集》之存在中国焉，又偶见江府官库书目而知其传到本邦焉，想慕之者久矣。去岁之夏，余从家兄入官库，乃点视之，果是也。卷凡二十二，与《经籍志》无以异矣。其后家兄借于钥司而写之，既毕，使春信与金节相对校之。其为书也，板古字纤，漫糊薄剥。根据标题下的小注，此文作于万治二年(1659)，与林鹅峰作此跋同时。“家兄”即林鹅峰，其在明历三年(1657)至延宝八年(1680)间一直担任江户幕府的大学头，所以才有机会从“江府官库”的“钥司”处借书。所谓“江府官库”指江户幕府的官方文库红叶山文库，今内阁文库所藏明本《香溪集》上有“秘阁图书之章”可证。从上文可见，抄写《香溪集》之事在万治元年，抄写底本正是红叶山文库所藏的明成化本。林读耕斋称此本“板古字纤，漫糊薄剥”，验之今藏本，弘治本确实字体纤细，部分叶面已经漫漶，可证林读耕斋所言不虚。从上文也可以看出，具体从事校读工作的是林梅洞(林鹅峰长子)和人见竹洞(金节，1621—1688，林鹅峰弟子)。
林罗山、林鹅峰之后，第八代大学头林述斋被称为林家的中兴之祖。他在东亚学术史最著名的业绩就是辑集日本所藏的中国佚籍编成《佚存丛书》，收录了很多在中国失传的宝贵资料。内阁文库所藏中国文集写本中也有一些林述斋的手校本，留下他或长或简的题记。今笔者所见者如下：1.罗椅等编《涧谷精选陆放翁诗集》，宽政八年写本，有“述斋图书秘玩之印”。前集卷十卷末有林述斋题记：“丙辰莫春，以官书缮誊。林衡。”又有：“官库所藏首页钤识'谢在杭家藏书’六字朱印文，审其纸墨，为弘治椠本，但傍无圈点，与序所言不合，继借我承应年间刊本于仁正市桥侯，照而补之，此书始为完璧云。衡识。”2.刘辰翁撰《刘须溪先生记钞》，宽政八年写本，有“述斋衡新收记”印。末有林述斋题记：“丙辰春日以官本写。衡。”3.吴与弼撰《康斋先生文集》，宽政八年写本，有“述斋衡新收记”印。卷末有林述斋题记：“丙辰二月廿四夜看过，照原本纠缪。述斋。”4.朱之蕃撰《咏物诗》，宽政八年写本，有“述斋衡新收记”印。卷末有林述斋题记：“朱氏咏物诗一卷，以官本写藏，丙辰春日。述斋。”5.张伯行编《新编濂洛风雅》，宽政七年写本，有“述斋衡新收记”印。卷末有林述斋题记：“宽政乙卯写，原本系佐伯毛利侯所藏。述斋。”与林罗山手校本不同，林述斋手校本对写本中出现的人名并没有用红线画出，也没有对所有的书都施以句读，但校勘较林罗山更加仔细，校语也更多。如《涧谷精选陆放翁诗集》是以明刻本为底本抄写的，但同时参校了日本承应本，现存写本上还可以看到林述斋诸多校补的痕迹。卷四《遣兴》《冬晚山房书事》二诗皆有脱字，述斋据承应本加以补苴。天头有校语云：“一本《遣兴》下载《感昔二首》。”检承应本，《遣兴》下确有《感昔二首》，故所谓“一本”即承应本，也印证了林述斋用承应本校勘的事实。卷五《春行》天头有校语云：“'杜子’至'出者’三十二字系涧谷评语，当细书。”写本将小字评语(其实此非罗椅评语，乃陆放翁自注)误抄成正文，述斋校读时加以指出。从全书的校语来看，述斋的校勘是比较仔细的。林家所抄汉籍的来源，一个是“江府官库”或“骏阳秘府”，即德川幕府的官方藏书机构红叶山房文库；另一个是京都的五山寺院，如《李元宾文集》写本就出自京都建仁寺，《苕溪渔隐丛话》写本十二册抄自京都的南禅寺：“借南禅寺僧某之所藏之本，而命余辈校雠焉。”林罗山、林鹅峰、林读耕斋文集中有不少有关汉籍抄写特别是抄写中国古代文集的记录，正好可以与内阁文库藏存的中国文集写本相印证，尤其珍贵。今岁恕赐官金，多写未见之书，其中许借官本者《张南轩文集》、吕东莱《左传博议》(世上所有唐本者略本也，今所写者韩本全部，希世之书也)、《范文正公集》《范香溪集》《谢迭山集》《刘静修集》等，靖或校雔之，或僦见之，皆终其功。此段文字证实了现存写本皆抄写于万治元年(1658)。此前一年的明历三年，江户城发生了巨大的火灾，林罗山的藏书损失惨重，故此次抄写工作，可能更多的是基于文献保存的目的。
写本誊抄完毕之后，林读耕斋又仔细校读了写本，在写给林鹅峰的信中，记载了他校读文本后的想法：先生曰：此两书骏阳秘府之所有，至今藏在江府书库。……今兹戊戌之夏，尊兄辱借官本两书而誊写之，使某校正字画之淆讹。《南轩集》凡四十四卷，晦庵之序固在卷首。《博议》二十五卷，其益多于流布本者若干条，某得纵观之，幸甚。二公之学术才德，某岂容喙乎？置而不论，去月又借《刘静修集》于官库，至佣书毕而又命以考削。……抑静修、鲁斋出处同异之辨，信如盛谕，大儒垂统之次序，自上圣至朱文公，而真西山次之，鲁斋次之，明儒之所定也。薛德温者，大明纯正之儒也。其于鲁斋也信之之厚，尊之之至，殆似以圣贤见之。鲁斋固高远矣哉，其于静修也，德温复是，甚称之，深予之。然则许、刘之道并行而不相悖，可无优劣，然而以中原之人委身胡元，中等之人犹耻之，况于儒者乎？……静修灼见名分之义，确持华夷之辨，超迈之学，卓绝之才，昭昭于遗稿，所谓凤凰千仞之气象。览蒙古如腐鼠，彼岂得以污禄而吓之乎？可谓宋余之伯夷，名教之砥柱也。林读耕斋的信也透露，抄写的底本来自“江府书库”，即幕府的红叶山文库。林家旧藏《南轩先生文集》《静修先生文集》写本仍存于内阁文库中，不过现存的写本上并没有留下林读耕斋校正的痕迹。但林读耕斋确实仔细阅读过《静修先生文集》，在此信中，他比较了刘因(静修)与许衡(鲁斋)出处的不同。刘因与许衡并为元代大儒，“共是当时之儒宗”，但刘因入元后不与元朝统治者合作，隐居授徒以终其生；而许衡入元接受元代朝廷征召，先后任国子祭酒、中书左丞、太史令等。林读耕斋对两人有不同的评价，还专门写了《刘因许衡论》，对刘因评价甚高：“唯独刘梦吉守君臣之义，知世运之通塞，觉胡元之不可仕，掉头而不应其聘，屹乎不可屈，确乎不可拔。哿矣斯人，学者之模范也！”而对许衡“失君臣之大义”颇为不齿，甚至对他被称为“儒宗”，觉得“吾有间然矣”。他意犹未尽，又专门写了一篇《读刘静修集(万治元年作)》，认为“夫志士不忘在沟壑，静修当平陆成江、蛮夷猾夏之世，而固有此志”，对刘因的气节多有表彰。至此，林家的抄书与读书形成了完整的链条。
此行先考过足利学校旧迹，僦其所藏《五经注疏》旧板古本归，乃与家藏官板新刻本校雔之。恕、靖侍其对读，至明春终其功。足利学校是日本最古老的儒学学校，所谓“《五经注疏》旧板古本”即足利学校所藏的宋版《五经正义》，原为镰仓时代关东总管上杉宪实(1409—1466)的赠书。借得古书后，林罗山就用家藏的明刻本加以校勘，使用的方式是传统的“校雔”之法，让林鹅峰、林读耕斋兄弟使用两本“对读”。这种方法比较耗时，但也极大地锻炼了林家人阅读汉籍的能力。
主人案头摊《自省录》就乞训点。余披别本，以口授之，主人手自墨点之、朱点之，偶有笔点之讹舛，则以胡粉抹之，数纸了毕矣。汉籍对于日本学者来说，毕竟是外语，所以日本古代产生了对汉籍的“训点”或“训读”，这是日本一种特殊的解读汉文的方式。这段文字生动了记述了林读耕斋“训点”汉籍的场景。其父林罗山不但是儒学家，而且也是著名的训点大师，很多儒家经典都用的是林罗山的训读方式，被称为“道春点”，林读耕斋应该也是继承家学。人们今天仍可以在内阁文库所藏写本上看到大量“墨点之、朱点之”的痕迹，如人名是朱笔从中划一道线，书名是朱笔从中划两道线，地名是朱笔在右侧划一道线，而句读或用黑笔，或用朱笔。抄写错误之处，则用“胡粉”抹去，再重写。除了墨点、朱点之外，林读耕斋还记载了汉籍抄写过程中其他“副文本”：
鼎峰沙门立英僧都梵呗护摩之暇，最喜文学，兼嗜倭歌。去岁之秋，借《文选》点本于余而写之，又僦《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点本于向阳子而誊之，皆早成矣。今春又恳请向阳轩秘本之《汉书》，而墨点、朱点、鳌头补书之勤，甚深矣。“鳌头”注或“首书”注是日本特有的一种古籍注释方式，即在书页的天头处，对正文的语汇或内容进行详细解释，篇幅几与正文相埒。这种校读方式可能来源于日本中世时期的“抄物”。“向阳轩秘本之《汉书》”即林鹅峰所藏的《汉书》批校本。据林鹅峰言，此本为林罗山批校：“先考罗山子壮强之岁，参考数本誊点于帝纪、列传，而新加点于志、表，且据古本补书《评林》本所脱落之注文，于鳌头而并记宋、刘说以为全书，手自校正，加朱藏于箧笥二十余年。”这部《汉书》的“墨点、朱点、鳌头”皆为林罗山所施，林罗山的批校“参考数本”，特别是利用了日本所藏的“古书”，补充了凌稚隆《汉书评林》脱落的注文。当然，林家写本留下的“副文本”不只书页上的校语，还包括写在书末的题记与跋文。论者引用法国学者热奈特(G.
Genette，1930—2018)关于“副文本”的论述说：“热奈特强调读者与正文文本之间具有一种'交易’之特性，即阅读不仅仅是一种意义从正文文本流动到读者的过程，亦是一种读者与正文文本之间进行商讨和对话的实践，副文本则提供了这一商讨和对话的场域。”林家的校语与跋文正是他们与中国文化的对话，而且是跨越时空的异国对话。
东亚文化中有悠久的书籍批校传统，中国如此，日本亦如是。韦胤宗总结出批校的四个基本特性：“手写；回应原文又不为原文所限制；私人性；独特性。”林家旧藏写本上的批校完全符合这四个特性，而且林家的批校还衍生出新的文本。林家文集中留下的“跋某某集”“读某某集”“某某论”的文字基本可与现存写本相参照。
三 汉籍日本写本对东亚书籍史研究的意义
书比人寿。林家为代表的江户朱子学者已经化为历史的烟尘，但他们阅读、批校过的写本依然留存于内阁文库中。如今摩挲这些写本，不禁让人感慨写本背后文字的力量，从中也可见日藏汉籍写本对于拓展东亚书籍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其一，汉籍日本写本是东亚书籍史研究的新材料。中国学术界对写本的研究仅限于敦煌、吐鲁番等地所藏的文书，其实日本除了收藏有唐代古写本之外，尚有大量的日本写本。从奈良时代一直到江户时代，绵绵不绝，实为汉籍研究的一大渊薮。内阁文库的林家旧藏中，除了集部文献的写本之外，其他三部亦有一定数量的写本。可以说，写本是林家所藏汉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林家所藏的写本，仅是日本各机构所藏海量的中国典籍日本写本的一部分，整个日本保存的中国典籍的写本数量可能可与敦煌文书相比肩。但这一大宗文献却长久游离于中国学者的视线之外，亟待做整体的调查与研究。赵益在反思西方的书籍史在中国语境中的缺憾时指出，西方书籍史着重探讨的是印刷书籍，而“写本在印刷术诞生发展以后虽然已不是书籍出版和社会流通的主体，但一直是文人阶层分享知识的主角之一”。其实，这也是东亚汉文化圈的普遍现象。虽然近世以降，日本、朝鲜半岛印刷业都较前代有所进步，但写本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然是知识储存与传承的重要载体。敦煌写本是一批“遗弃”的文献，其书写大多潦草不堪，相较而言，内阁文库中的林家旧藏写本书写大多清楚认真，绝少潦草涂鸦之作，而且还经过林家人的仔细校勘，视为善本亦为不可。敦煌写本的抄写者大多是无名的，而林家的写本基本都是林家人及其“侍史”所抄。现存的林家旧藏的写本字迹不一，显非一人所抄，有的写本还可以看出明显是多人所抄。从林家的文集可见，林家有专门的“侍史”负责抄写汉籍，林读耕斋《读菜根谭(万治元年作)》云：“此书者，勿斋藤子默之家藏也。余偶借之，使侍史写之，而添架上之一荚。”这里的“侍史”就是林家负责佣书的写手，从世界文化史来看，写手对于文献的传承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相对于印本千书一面，写本是富有个性的，也是充溢着人文精神的，每一部写本都有自己的生命史。写本的生命即在于“作者—写手—校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印刷书极大地限制了读者介入的可能。……印刷品强迫读者接受它的形式、结构和空间，却没有给读者留出任何参与的机会。”而写本则不同，写本给予了读者一定的参与空间，作为特殊“读者”的写手具有一定的自由度，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品位、意愿对写本进行改动。林读耕斋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余往岁曾阅藤子默家藏之此书，尔后欲待新渡到者以求之，而未之得也。属者乃僦而命侍史写之……侍史誊毕呈来，余披展之，告曰：“何为不存汤氏之评乎？”侍史曰：“彼亦大明之文士也，评品批圜，岂寻常也哉！虽然，可费目力，不若做他业，写他书之为愈也。”余笑而可之。林读耕斋命侍史抄写《花间集》，但侍史因为偷懒，抄写之时没有抄写汤显祖的评点。他不抄写的理由是认为抄这些评点有损目力，林读耕斋听罢只能一笑了之。因为写手的文化水平有限，不但会偷工减料，而且还出现较多的讹误，遇到抄写讹误较多的情况，还要请人重新抄写。如《苕溪渔隐丛话》的写本，第一次因为江户丁酉大火，为祝融所夺，“其后家君(林鹅峰)使洛之佣书之人写一本，以补丁酉之亡。然字画不正，而鲁鱼之讹固伙矣”，只能借南禅寺藏本再重新抄写。
其二，汉籍日本写本也是研究东亚书籍交流的重要资料。近代之前的东亚书籍交流之广度与速度往往超过后人的想象。在古代东亚书籍交流中，很多重要典籍原本因为各种原因已经失传，但其书幸有写本传世，而意外成为存世之“鲁灵光殿”。林家旧藏写本中有不少珍贵的文献，对于还原中国文学史的原始生态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例如，林家旧藏的南宋王伯大(约1185—1253)《昌黎先生集音释》一书就是一部珍稀孤本。据学者研究，此书应与绍定六年(1233)临江军学所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配套而行，其原始的刊本已在中国和日本失传。又如，元代僧人释守仁(？—1291)的《梦观集》，初刻于明建文三年(1401)，但明刻本仅有残本三卷藏于南京图书馆，内阁文库所藏写本为六卷全本。通过这两部书的写本可知，这两部书的刻本曾经东传到日本则是无疑的。汉籍日本写本也提供了东亚书籍交流的一些细节，如林罗山旧藏《李元宾文集》写本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个案。李观(元宾)之集在宋代两次刊刻，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七“李观文编三卷外集二卷提要”云：“大顺中，陆希声编观文，为之序……其后蜀人赵昂又得其《安边书》至《晁错论》一十四首，为《后集》二卷。”现在人们看到的《李元宾文集》五卷即为蜀人赵昂刻，为存世极少的北宋末南宋初蜀刻本唐人文集之一。林读耕斋《读李元宾集》也提到《李元宾文集》成书的情况：“陆给事辑其遗文二十九篇，赵昂又录十四首，凡五卷，而四十三篇也，岷峨野客章察记之于集后。”所言与宋蜀刻本相合。据学者考证，内阁文库藏写本所抄之底本即为宋蜀刻本。“岷峨野客章察记之于集后”乃宋蜀刻本卷末章察所撰的后序，中国流传的《李元宾文集》皆未载，仅见于宋蜀刻本及日本写本。2003年，宋蜀刻本《李元宾文集》在日本一诚堂被拍卖。此书可能在宋元时代就流传到日本，但其在江户时代的庋藏情况一无所知，林读耕斋此文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信息。《读李元宾集》明确提到了此书原藏于京都建仁寺十如禅院：今此集旧刊本在洛东建仁十如禅院，往岁先考借写之，时余既电瞩之。丁酉之灾，此本免煨于家兄文库，幸也。近顷，余僦之,命侍史誊焉。所言的“旧刊本”即宋蜀刻本，建仁寺为日本临济宗大本寺，其所藏宋本《李元宾文集》可能为入宋之僧带回日本者。“往岁先考借写之”解释了《李元宾文集》写本成为林罗山个人藏书的缘起。“丁酉之灾”，指的是明历三年(1657)年的江户大火。所幸的是，《李元宾文集》写本未在大火中灭失。在万治三年(1660)，林读耕斋命人又重抄了这部珍贵的汉籍。如今宋版《宋元宾文集》在中国已经失传，在日本也不知现藏何处，但通过林罗山旧藏写本以及林读耕斋的《读李元宾集》让后人略知，《李元宾文集》宋刻本梯山航海、踏着鲸波从中国来到东瀛，深藏古寺，又被林家发现并传钞，最后又现身拍卖场的“生命史”。
其三，汉籍日本写本是研究东亚汉籍阅读史难得的实物材料。林家旧藏写本非常宝贵地留下了大量批校与题跋文字，而且写本上有很多朱点、墨点，正可与林家训读汉籍的方式相印证。从上文引用的林家文集中的资料可见，林家阅读汉籍有一套规范的流程，包括“墨点、朱点、鳌头补书之”等，这在林家旧藏写本上都有直接的呈现。夏蒂埃(Roger
Chartier)认为：“阅读始终是一种实践活动，这活动离不开动作、空间和习惯。”林家记载的阅读活动比较典型地印证了上述观点。“训点”是一种深度的阅读，与之相伴的是“以口授之”“手自点之”“胡粉抹之”等一系列活动，而且这些活动亦是基于林家解读汉籍的“习惯”。 林家文集中还有一些比较诗意的文字描述了林家阅读汉籍时的情景：余侄宪退自史馆，到弘文书院，狛庸亦来也，同气相求乎！宪诵《文选》，庸亦诵之，同声相应乎！琅琅璨璨，春则莺语恰恰，夏则蝉吟嘒嘒，秋则阴蛩唧唧，冬则池鹅鶃鶃。四时一周，年往年来，或答泛鸥之声，或添杜鹃之响。全部六十卷，与秋风乐一成。况对读之间，训点加傍，雁双鸦只，蛇蟠蚓长，片片尖尖，斜斜整整，勾勾直直，反反迭迭。口动手从，叶翻篇终，有无怠之效，而得不贪之宝。这段记载非常写意，通过动作与声音把人们带回了林家子弟阅读汉籍时的现场。读书的场景伴随着时序的变化，仿佛展开了一卷浮世绘。从上也可以看到，林家子弟阅读汉籍是朗读，而非默读，读书声与四时虫禽之声相应，形成一曲人文之声与自然之音的合奏。朗读还伴随着汉籍训点的诗化描写，让读者读后脑中不禁浮现起这些纸上的风景。
进行阅读史的研究，不仅要研究读者读了哪些书，如何读书，也要研究阅读背后的精神世界。“对阅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往人们如何看待，以及如何回应他们身处的世界——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心态史。”认为阅读史是一种“心态史”，堪称卓见。林读耕斋在给石川丈山的信中说：“余以读书缀文为事业、为至乐。”他对书籍有一种天生的热爱，看到珍贵的典籍，如果一时无法得到，就不禁想抄写下来。除了上面引用的文献之外，他的文集中还可看很多他抄写(或命人抄写)中国汉籍的记录，而且所抄的汉籍大部分是中国古代的集部文献。他对汉籍的热爱，主要是基于他对中华文化的倾慕：“身入中华，遍寻旁搜，是余平日之愿也。”他的兄长林鹅峰也说：“靖平生慕中华之风仪。”林读耕斋如此，林家几代人对汉籍的珍视、对读书的热爱，可能都出于相似的心态。写本一般都是珍视才会抄写，内阁文库林家旧藏的汉籍写本以及林家文集中有关汉籍阅读和抄校的记录，可见江户初期以“大学头”林家为代表的儒学家的思想面貌。内阁文库所藏林家旧藏中国文集日本写本是研究东亚书籍史与阅读史的绝佳资料。编者注：此文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中国古代文集日本古写本整理与研究”[2018VJX025]的阶段性成果，发表于《南国学术》2023年第1期第111～122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或查看《南国学术》以往文章，请到“澳门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网站点击“学术期刊-南国学术”，可以下载文章的PDF版，网址是：https://ias./2023-cont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