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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在上海建造的“公家花园”，俗称“外滩公园”，是近代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园。此后，上海陆续修建了新公园、昆山公园、虹口公园、汇山公园、兆丰公园等。 1907年，清政府在三贝子花园的基础上建成万牲园，被视为北京公园建设的起点。辛亥革命后，北京发起一系列“公园开放运动”，先后将社稷坛、先农坛、天坛、太庙、地坛、北海、颐和园、景山和中南海等皇家园林坛庙开放为公园。
新中国成立后，以梁思成为首的建筑专家提议将北京旧城区作为“博物馆、公园、庆典中心”进行保存，“选出历代最优美的许多建筑单位，把它们的周围留出空地，植树铺草”，使之成为人民公园。梁思成还呼吁保留城墙，并设想在城墙上面植树种花、安设公园椅，以建成长达39.75公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纳凉休息”。 与之相呼应，林徽因在《新观察》半月刊上连载《我们的首都》系列文章，详细介绍中山堂、劳动人民文化宫、故宫、北海公园、天坛、颐和园、什刹海、雍和宫等，强调公园古迹所具有的重要审美与文化价值，呼吁重视修复保存。 根据规划，新中国首都的建设目标是“早日建成一个工业化的、园林化的、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首都”。在这一大方向指引下，“中央与政务院拟暂设于中南海周围，将来迁至天安门及广场右侧；靠近太庙、南海及中山公园等文物风景，为行政中心”。同时，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之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里作为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比较而言，旧时公园实际上限制了普通民众的进入。1937年，作家张向天谈道，“如北海公园、中山公园、中南海公园等等到底不能算是平民消夏地，因为那二十枚的门票限制，许多俭食省用的住户小家，是隔在外面了”。作家沈从文的自叙传小说《老实人》谈到，主人公在游人多时不敢在五龙亭茶座用餐，“五龙亭的餐费并不昂贵然而自宽君平时不敢光临的缘故，在于其自惭形秽自身的装束、地位”。 美学家朱光潜也表示，相较于北海，自己更偏好平民化的后门大街，“在北海逛的是时髦人物，个个是衣裳楚楚，油头滑面的。你头发没有梳，胡子没有光，鞋子也没有换一双干净的，'囚首垢面而谈诗书’，已经是大不韪，何况逛公园？”可见，即使不考虑消费问题，也存在着格调、趣味的差异。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各大公园纷纷向公众开放，游客也随之有了惊人的增长。资料显示，旧时北海公园的参观人数浮动于年均17.9万至102.5万人之间；1949年之后，年均参观人数自123.54万人起，且呈逐年向上递增趋势，1966年时高达907.9万人。 其中，北海公园里的高档餐厅、茶座，都改为公共食堂。湖泊为北海公园最突出的景致，旧时仅设置少量小划船与摆渡船，且多为权贵私船及董事会用船。1950年起，北海公园管理处着手修缮园内船只，还大量添置新船，泛舟北海逐渐成备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娱乐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北海公园还专门开设儿童阅览室、儿童运动场，并建立北京少年之家和少年先锋队水电站。
旧时的中央公园是文化精英的俱乐部，来今雨轩、长美轩等茶座是风雅的社交休闲场所。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公园恢复“中山公园”之名，以彰显革命纪念意义。每逢重大纪念日或庆祝会，北京市人民政府还会在此举办规模盛大的游园会。 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会来此与人民群众联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毅等还时常到园中接见人民代表、观看文艺演出等，甚至会在清晨时分来到公园散步、赏花、观鱼。 人民公园的新风景，引发曹禺等多位名家的抒怀。他们从不同角度歌颂新中国城市建设的变革，表达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曹禺谈到回母校与青年学生交流，发现他们充满了建设祖国的理想和激情，并摘录了学生的诗作：“我要带给城市以甘露，我要使中国变成花园，我要把污秽从地图上抹掉！”曹禺评价，“他们是工程师，是建设者，又是诗人。爱和平，爱自由，爱真理的人就不能不爱这样的青年——人的花朵”。 这种立志将祖国建设成花园的理想，与1953年王蒙创作的小说《青春万岁》呼应。在《青春万岁》结尾，一群即将毕业的女高中生登上北海白塔旁的山顶，俯瞰和辨识夜色中的首都全景，涌起了新中国主人翁的自我意识与建设新首都的理想：“如果我设计，我准得把市中心建设成一个花朵形，放射线般的街道把花瓣分开，中间高大的楼房就像花蕊。” 这一时期的出版物，亦多以图像的形式表现人民群众在公园游憩的场景。以《北京文艺》1956年7月号封面为例，中山公园标志性的茶座上宾客满座，有人在聊天，有人在读报纸……
1954年，外文出版社印行的庆祝新中国建立5周年的英文图册《北京》，以图像的方式向海外读者展示新中国的新气象，同样选取了多幅人民群众在中山公园、天坛、故宫、颐和园、先农坛、雍和宫、什刹海等地休闲、读书、锻炼的照片。 除了既有公园的改造开放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新中国成立后整修、开辟的一系列新公园，以陶然亭、龙潭湖等为代表。 陶然亭、龙潭湖曾是蚊虫滋生的臭水塘、乱坟堆，与旧时周边百姓悲惨的生活相互印证。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工人群众疏浚苇塘，进行大规模整修，在短时间内将陶然亭、龙潭湖改头换面。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举动，表现了人民群众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开创新的生活，与旧社会“苦难重重的回忆”形成鲜明对比。 陶然亭在明清两代曾是士林题咏的胜地，上世纪前半叶风光不再，却因偏处一隅而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据点。新中国对陶然亭的改造，注重钩沉其与李大钊、高君宇等早期共产党人的渊源。同时，将抱冰堂改为说唱茶馆，由老舍题写匾额。时人感慨：“我们种的每棵草，每棵花，并不是单纯点缀风景，而是从人民生活着眼，要把生活建设得更美。” （作者：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林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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