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3月22日，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天。
但，你知道吗？
88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一件事。
从当时看，这件事，似乎只是一次平平无奇的军事行动，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走向。
什么事？
88年前，也即1935年3月22日。
中国川黔边界，赤水河畔。
从昨天夜里，到这天上午，一支统一着装、衣着朴素、军人模样的队伍，向东出发，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进入了黔北。
这支队伍，就是当时的中央红军，也即蒋介石口中的“共匪”。
之所以要渡过赤水河，是为了跳出国民党、蒋介石“苦心经营”、“严密部署”的天罗巨网。
蒋介石已经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分布在古蔺、赤水河沿岸，军队的辎重物资，也正在运输之中。
在蒋介石看来，成败在此一举，只要武器装备到位，按照他的部署，定能顺利地消灭中央红军，以解心头之大患。
果真如此么？
当然不是。
算盘打得很好，但，事与愿违。
其实，失算这件事，对我们的“运输大队长”蒋委员长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了，属于正常操作，不必大惊小怪。
就在蒋介石做着剿匪成功的美梦时，红军队伍与国民党军队早已渐行渐远。
看到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还在“一丝不苟”地认真执行着蒋委员长合围的命令时，有红军战士不禁调侃讽刺道：
“你们去好好地封锁吧，我们走了。”
红军，就这样成功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组成的包围圈，为自己谋求了新的生机。
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则属实包了个寂寞。
等蒋介石意识到自己失算时，我想，他或许很郁闷。
为什么？
因为，就在几个月前，这支红军队伍，完全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湘江一战，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眼看就要被打崩溃了。
怎么短短几个月，就好似满血复活，变得神出鬼没、捉摸不透，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原因有很多，但究其根本，有一点极为关键，不可忽略，那就是：
红军的核心指挥者换了。
之前是博古、李德，现在，则是毛泽东。
不要小看这一波换人的操作，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再度出山、力挽狂澜，才得以让濒临崩溃的红军，起死回生，最终破局而出。
而这整个破局的过程，就是被誉为战争史上奇观的：
四渡赤水。
那么，毛泽东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呢？
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哪些困难，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为什么多年以后，毛主席自己也说，“四渡赤水”是他军事生涯中最得意之作呢？
这一切，还得从遵义会议说起。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3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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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
党中央之所以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要知道，正是因为他们的错误指挥，才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才导致了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才导致了湘江一战的惨败。
再不纠正错误，红军可就真的完了，中国革命，可能也就真的完了。
会议后，一度靠边站的毛泽东，开始回到舞台中央，成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实际上，相当于重获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不过，这指挥权的发展稳固，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并不是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就说一不二了。
但，能再度出山，已是不易，这跟毛泽东过往领导军事所取得的种种成绩，以及所提出的种种判断、思考，有很大关系。
出山后，获得了一定的指挥权，但，毛泽东的处境并不轻松。
一方面，失势的博古、李德等人，对毛泽东并不服气，他们依旧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觉得毛泽东这个“土包子”的指挥能力一般，改变不了什么，等着看他的笑话；
一方面，蒋介石正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对中央红军实行所谓最后的围剿，调集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约150个团，共40万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了3万红军，意图将其彻底歼灭在黔北川南。
形势很复杂，挑战很严峻。
怎么办？
当时，摆在中央红军面前的，有且只有三个战略选择：
其一，找一块地方，发展成根据地，安稳发育；
其二，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其二，是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毛泽东曾在黎平会议上主张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奈何刚刚出山，话语权还不够，第一个选择就这样被否决了；
由于老蒋对军队的严密部署，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不现实，第二个选择，也被否决了。
那么，就只剩下了第三个选择：
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虽然毛泽东并不主张北渡长江，但组织纪律性强的他，还是选择了服从会议决定。
为了能北渡长江，中央红军开始向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准备先渡赤水河，再渡长江。
不过，由于川军已经先于红军进入了赤水县城，后又有追兵紧逼，中央红军想顺利渡过赤水，并不容易。
怎么办？
毛泽东需要用一场战斗的胜利，来提振当时低迷的士气，同时，也为了证明自己，能堪此大任，不负众望。
经过反复审慎的思考，他建议在土城镇附近的青岗坡打一仗，消灭前来阻截的川军。
如果能打赢这一仗，我军就能掌握一定的主动权，士气得到提升，并顺利渡过赤水。
不料，这一仗竟打得异常艰难。
为什么？
原来，情报有误。
本以为与我方交手的，是川军的预备队，只有4个团6000多人，没想到，真实情况竟然是6个团1万多人！
而且，还是川军中战力最强的郭勋祺的模范师。
这就好比推塔游戏中，对方不仅满级，还出了六神装，我方在等级不高、装备欠佳、人手不够且错误估计对方底细的情况下，发起进攻。
“虐菜”成了被碾压，结果只能是陷入被动。
最严重时，川军直逼我军委指挥部，为了守住阵地，朱老总居然亲自冲上阵地指挥红军拼死奋战，连军委干部团都用上了！
但，奈何优势在对方，朱老总为保存部队实力，与敌军对峙一阵子后，适时地带领红军撤出了战斗。
土城的战斗，以失败告终。
土城一战失败后，通过北渡赤水再北渡长江的计划，明显不可行了。
经过慎重考量，中央红军决定，西渡赤水，经古蔺南部，找机会在宜宾以上的金沙江（也即长江）抢渡。
这便是一渡赤水。
由此，我们不难知道，四渡赤水的第一渡，其实是以土城失败开始的，并不想一些人所想的，次次渡水都出于主动，都很顺利。
实际上，正是因为战局的不利，才起了渡赤水的开端。而后又会遇到什么情况，何时以何种方式脱离敌人的包围圈，没人说得清楚。
大家其实都是根据当时所能得到的阶段性信息，做出阶段性决策，一点点尝试，一点点推进。
对于土城的失败，毛泽东十分自责，并做了多次检讨。
《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一书里，这样记录道：
“毛泽东站在一个斜坡上注视全场，好像有点自责的神情，对集合坐在平地上的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指战员说：
'同志们，十几天前，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没有集中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
红军长征以来，一直是败绩连连，土城一战的失败，士气愈发地低落了。换做一般人，这时候估计就开始认怂摆烂了，爱谁干谁干，反正我是不干了，吃力又不讨好。毕竟，3万人对40万人，已经让人头大，又打了一场败仗，更是不好交代。但，毛泽东不是这样的人，他一定要带领红军，闯出一条生路来。经过深刻反思，毛泽东认识到，眼下当务之急，必须要让我军变被动为主动。因为，一渡赤水后，由于滇军对金沙江的严密封锁，川军密不透风的防线，加上红军经过土城之战后，伤了元气，抢渡金沙江的计划没法实现，无奈，只得向敌军力量单薄的云南扎西集结。中央红军集结到扎西后，国军及时跟进，很快又形成了新的包围圈，并一点点缩小，红军何去何从，迫在眉睫。结合当时的战况，以及对过往战斗经验教训的总结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那就是：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采取虚张声势等佯动的方式，造成敌人判断失误，打乱其部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拿捏敌军的心理，间接地调动敌军，让其被我军牵着鼻子走。但，敌军的包围圈几乎密不透风，到底该如何寻求突破呢？必须以突然的行动，进入敌人意想不到的地区，以夺取红军的主动权。在扎西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要利用敌人对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判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挥师东进，打击黔军王家烈部，重占遵义，杀他一个回马枪，用运动战的方式消灭敌人。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打个时间差，以争取我方的主动。为了有效实施这个计划，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在扎西一带大肆活动，造成红军主力还在扎西的假象，麻痹敌军。而实际上，此时的红军主力，经过急行军，在2月18日到21日，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向东，第二次渡过了赤水河，红九军团完成任务后，也及时跟上了大部队。二渡赤水后，中央红军在2月24日攻克了桐梓， 而后，经过激战，又打开了遵义的北大门娄山关，直逼遵义城，激战老鸦山，再占了遵义城，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士气大振。相应的，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在这时逐渐凸显，他的影响力也在进一步扩大。胜利固然可喜，但黔军倚仗地形优势进行抵抗，我军在战斗中，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娄山关，位于贵州遵义板桥镇与桐梓县交界处，是大娄山脉的主峰，四周群山环绕，皆是悬崖峭壁，易守难攻，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虽然黔军力量薄弱，但利用地形优势，一开始，黔军占据上风，红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久攻不克。彭老总深知，如果娄山关攻不下来，那么中央红军杀回黔北的战略意图就会落空，整个计划就彻底泡汤，到那时，红军就真的危险了。为此，他专门从指挥部策马赶到一线战场，亲自参与指挥了这场硬仗。彭老总的到来，鼓舞了红军士气，加上迂回的两个团抄了敌人后路，娄山关之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对此，毛泽东感慨万千，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在得知中央红军再占遵义后，蒋介石气急败坏，觉得遭受了“奇耻大辱”，心有不甘，亲自上阵，飞到重庆督战，决定和中央红军一决雌雄。作为曾国藩的铁粉，蒋介石决定效仿自己的偶像，采取碉堡策略，尽量做到“每里一堡”，这样层层合围。同时，结合重点进攻的方式，将中央红军逐渐压缩在遵义和鸭溪之间，让其无处可逃，最后一网打尽。面对这种情况，1935年3月11日，中央红军撤出了遵义城，向西行进，准备歼灭驱部冒进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并在遵义西部建立根据地。但，或许是因为蒋介石的命令，亦或是周浑元突然小心谨慎起来，他率领的主力师选择了退守，并开始修筑工事。为保险起见，中央红军暂时按兵不动，同时，作为红军的核心指挥者，毛泽东也在密切关注着敌我双方的种种动向，思考相应的对策，事情一旦有变，能立刻作出反馈。那就是，林彪建议攻打滇军王家烈部驻守在打鼓新场的一个师，毕竟王家烈部已经被打残了，战斗力不强，还能捞些好处。对于这个建议，不少人都表示同意，但毛泽东则坚决反对。攻打打鼓新场，表面上看，是得了便宜，但实际上，却干扰了红军前敌司令部全力打击敌军主力的计划，稍有不慎，还可能被敌军从两翼夹击，得不偿失。“现在有必要犯二次错误吗？
打硬仗往往劳民伤财，徒耗部队生气，费力不讨好。我们的实力还不能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较量，我们又为什么不可以灵动些呢？
在运动中调动敌人，避实就虚，乘隙歼击，乃为上策。”
为了尽最大可能说服大家不要跳入敌人的火坑，毛泽东连夜找到周恩来，细心说服了他。二者达成共识后，又在第二天耐心劝说其他同志，正好，这时红军收到蒋介石加强打鼓新场防备的消息，才避免掉进了敌人的陷阱。洛甫说得在理，真理有时候，真的就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打鼓新场一事，也从某个侧面表明，在军事上，讲民主很重要，但面对需要及时决断的时候，集中也是必要的。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央新的三人团成立，他们分别是：而新三人团的成立，实际上意味着军队民主集中制的形成，也意味着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强化，成为了名正言顺的红军核心指挥者。也正是从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开始逐渐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他与蒋介石在军事上的正面较量，才算正式开始。当时，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是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控制住赤水河上游，建立根据地。王家烈实力弱，你不打，为何偏偏选择打敌人重兵驻守的鲁班场，不是自讨苦吃吗？第一，攻打鲁班场，其他敌军前来支援，有一定的距离，我军有较为充足的时间选择阻援，更为灵活机动。第二，如果打下鲁班场最好，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意图能够进一步推进，如果打不下鲁班场，则三渡赤水河，进行转移，再寻战机。之所以不选择直接渡过赤水河，也是担心敌军阻截我军于半渡，即便打不赢，也要对敌人起到震慑作用，让其龟缩不出。不过，由于敌方坚守阵地不肯出战，导致红军难以发挥灵活机动的运动战的优势，战斗变成了攻坚战，红军损失较大。为避免更大损失，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集结主力后暂时隐蔽，开始寻找新的突破口。同时，他还派出一个团，向西北方向的长江南岸佯动，被蒋介石派出的飞机侦察到，造成红军主力北渡长江的假象。老蒋果然上套，他下令让中央军和川军追击，觉得剿匪大计，成败在此一举了。“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良机。
尚望防堵者，务在封锁线上，星夜并征集民工赶筑工事，以筑碉堡为最善。尤须严密坚固，并与友军确取连防，使无间隙可乘。
并另控制兵力于相当地带，准备迎头痛击……
'剿共’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
此时的毛泽东，眼看敌人已被我军“调动”起来，掉进坑中，趁着蒋介石还在调集大军，修筑碉堡的功夫，他及时抓住宝贵时机，趁敌人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又一次往东再渡赤水河。在翻看了相关资料后，我发现，毛泽东所说的“'四渡赤水’才是我一生的'得意之笔’”，其实，指的就是这第四次。真正做到了《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以正和，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先说第四次渡过赤水的过程，这个本文开头已有详述，此处不赘述。结果就是，国军的包围圈包了个寂寞，蒋介石企图一举歼灭红军的计划再次破产。老蒋依旧不甘心，他干脆从重庆直接飞到贵阳，就近指挥。或许，在他看来，就近指挥，能提高对军队的掌控度，顺便，再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贵州。得益于靠谱的情报组织，中央红军很快就得知了蒋介石前往贵阳的消息。毛泽东让红九军团继续负责佯动麻痹敌人的任务，他率领主力部队，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蒋介石本以为这次剿匪定能成功，结果，千算万算也没算到，此时，红军先头部队居然已经兵临贵阳城下！红军主力部队后续也出现在贵阳城外20公里处！此时，贵阳兵力空虚，蒋介石惊慌失措，急忙让各纵队火速驰援，又让守城部队死守机场，以方便自己逃离贵阳。毛泽东之所以指挥红军直指贵阳，其实也只是虚晃一枪，其真实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滇军主力调开，让其能入境云南，彻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至此，蒋介石企图在赤水河两岸全歼中央红军的企图，彻底化为泡影；经历了数月的四渡赤水系列战役，终于以中央红军的胜利而结束。中央红军则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指挥下，重新掌握了失去已久的主动权，陷入低潮与黑暗中的中国革命，曙光初现。多年以后，当我们再次回首四渡赤水的往事，不少人依旧会对其中的诸多细节津津乐道，依旧会佩服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并尊称他为“军神”。有人觉得，“神”代表着无所不能，全知全能，这样的称呼，是不是过誉了？称呼毛主席为“军神”，其实，是人们对他军事思想、军事才能的一种肯定，一种尊重，一种敬意，并不过誉，当然，更并不是什么封建迷信。其实，毛主席也不是一开始就懂军事，就会打仗，他是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吸取教训，积累经验，进而提升自己的种种能力，军事能力，只是其中一种。而他的这些能力，也并不是一下子就得到立刻彰显，相反，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是靠边站的，英雄无用武之地。实际上，毛主席一直在密切关注各种动向，并提出自己中肯的建议，哪怕被人忽视，不被接受。终于，他有机会展现自己能力了，结果，出师不利，打了败仗。周围不少人看他笑话，他却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大方承认错误，敢于自我批评，总结失败经验教训，以期接下来做得更好。毕竟，一个人再牛，往往也难以招架住他人的指指点点。尤其是在当时行军打仗的时候，饥一顿饱一顿，生死未卜，又面临3万对40万大军的天崩开局，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在与蒋介石角力的过程中，根据种种实际情况，乃至意外的变数，灵活做出调整，并注意虚心采纳他人中肯的意见，又能果决地做出判断，执行推进。在军事指挥上，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让红军牢牢占据了主动，并最终破局而出，取得胜利。在我看来，单纯从才能的角度，去探讨毛主席取得四渡赤水、乃至取得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原因，其实是偏狭的，这更多的，只是停留在法与术的层面。与之相辅相成的，是毛主席在面对“敌军围困万千冲，我自岿然不动”的坚定的理想信念、革命意志和精神，这就上升到道的层面了。有朋友觉得，谈理想信念，聊革命意志和精神，感觉太虚无缥缈了，不就是画大饼么？能当饭吃吗？能换钱花吗？但，不要忘了，你我现在所享受到的种种便利、种种美好，正是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信念，有坚定意志和精神的人们不断努力，所开创的。但只追求物质，忽略了理想信念，忽略了精神意志，人很可能会沦为行尸走肉，陷入物欲横流的泥淖中，不可自拔。近来，频频爆出的让人震碎三观的贪腐案、权钱交易、恶意杀人案等事，不都可以看成是类似的表现么？某种程度上来说，人在精神上的荒芜，比在物质上的匮乏，更可怕。相反，如果一个人在精神上，有着自己坚持守护的东西，那么，他变能够忍受生活所带来的种种苦难，包括物质上的匮乏，并努力贴近心之所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其实可以认识到，毛主席在四渡赤水的成功，是一个道术结合的结果，是一个天时地利与人和相互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对于这个结合的过程，不妨就以《长征组歌》的歌词概括作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