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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新华社突然发布一条耐人寻味的消息，如平地一声惊雷炸响长城内外：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15日起访问中国。这是中苏两党自1959年决裂，两国经历30年长期隔阂后，苏联最高领导人首次来华。消息一经披露即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
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 听说戈尔巴乔夫要来中国，在上海歌舞剧团团长岗位上离休的朱可常再也沉不住气，她想有所作为，想为已去世12年的妈妈做点事。 回想12年前那个不眠夜，她心如刀绞。因为刻骨铭心的爱与恨，妈妈临终前不愿闭眼，张着干枯的嘴喃喃自语，可最后什么也说不出来。得知戈尔巴乔夫马上要来中国，朱可常猛地站起身下定最后的决心：一定要当面向戈尔巴乔夫讨个说法。
正接受采访的朱可常（中） 朱可常的妈妈名叫王季凤，由于往事已愈数十年，其人其事早已尘归尘、土归土，被封沉历史故纸堆。但在解放前的上海滩，她可是远近闻名的顶级“富婆”，不仅家大业大财势大，而且精通诗词歌赋、吹拉弹唱，年轻时还首带姐姐妹妹走上戏剧舞台登台献艺。 或许有人有疑问：像她这种过着寄生虫式剥削生活的资本家，不是应该在解放初期的“镇反”和后来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清洗了吗？为什么王季凤不仅本人能平安着陆，而且她所有子女都那么受国家重视呢？
头条百科关于王光华（朱承坚）和其母王季凤的简介 如果你能静下心来认真了解王季凤及其所在家庭的真人真事，你就会猛然发现，这里面居然蕴藏许多惊天大秘密。 在当年的上海滩，王季凤出身豪门，嫁的也是豪门，属于顶级富婆。但在她外表光鲜亮丽的背后，隐藏着一颗烈火般跳动的红心。 日伪政权统治下的上海，有“孤岛”之称。就是在这个随时都有可能流血牺牲的地方，王季凤因为早已心向光明，一直默默无闻、无欲无求的为党从事秘密工作。无论是抗日时期还是后来的解放战争，王季凤的家就是上海党组织极重要的秘密据点，一直潜伏在她家的地下党党，可直通中共中央华中局。 为麻痹敌人，曾长期潜伏在王季凤家的党组织负责人吴学谦，已公开与她结为“过房母子”。新中国成立后吴学谦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只要回想起当年王季凤冒生命危险掩护他的事，吴学谦就心怀感激，充满敬佩。
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 王季凤不仅自己为党秘密工作，还将3个子女和兄弟姐妹的子女，全部培养成坚贞不屈的地下党。因此在了解当年实情的上海本地人中，王季凤总被人称为“革命的好妈妈”。 “革命的好妈妈”理应受到党和国家敬重，为何临终前她死不瞑目？让她牵肠挂肚一辈子的人和事，为何与戈尔巴乔夫冶下的苏联有关？她女儿是上海市已离休的高级干部，本该在家安享晚年，为何不顾国际影响，居然要违反国家外事活动规则，想当面找戈尔巴乔夫讨要说法？戈尔巴乔夫贵为苏联总统，朱可常只是退休在家的普通公民，她能否如愿见到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是否能给她满意答复？ 这一连串的疑问，既考验朱可常的决心，也考验两国外事部门的政治智慧。其实，要解答这一连串疑问，还是得从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说起，从当时发生在中苏边界的一件失踪案说起。 1938年4月，在共产国际统筹安排下，一批在莫斯科列宁学院接受培训的中国留学生，由建国后曾任第八届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许之桢带队，开始启程回国。他们取道苏联所属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准备从新疆口岸入境。 就在车队朝中苏边界飞驰时，突然发生一件奇怪事。一辆小汽车开足马力朝前追，终于追上由许之桢带队的车队。然后就有人指名道姓，在众目睽睽下带走一个人。 被苏联人临时带走的人，名叫朱穰丞。从私交方面来说，许之桢对朱穰丞不太熟习，但作为带队负责人，对他的基本情况有所耳闻。出国前朱穰丞已是上海滩有名的公众人物，不仅出身商沽巨富之家，而且还开办有一家规模很大的剧院，名叫“辛酉剧社”，他在悄悄为党工作的同时，还培养了许多演艺界的大明星。后来他出洋到了外国，仍然从事过数年秘密工作，曾在法国、比利时两国家掀起许多惊涛骇浪。
朱穰丞 朱穰丞在归国途中被苏联人突然带走，开始大家很羡慕，以为朱穰丞俄语说得好，因才华出众曾帮苏联拍过许多电影，认为他应该是受到了对方的特别优待。可等到了中苏口岸，准备通关进入国内时，却仍然不见朱穰丞。大家开始着急起来，负责带队的许之桢更是心急火燎，无故少了一个人，回去后怎么向党中央交待？ 许之桢急忙求助苏联口岸负责人，希望帮助查找，可对方回答要么不知道，要么说这是秘密，有态度粗暴的甚至大声呵斥他别管闲事。许之桢没有办法，只好一边带队回国，一边将这里的情况向任弼时汇报。 任弼时曾是重建的红二方面军总部政委，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奉命担任八路军总部政治部主任，与朱德、彭德怀率部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3月，他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莫斯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后，正式接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伊始，就已申请加入共产国际。苏联的那些高等院校之所以面向中国招生，都是由共产国际出面协调。这方面一旦有什么事，当然得按程序向共产国际汇报。 任弼时后来成为党内著名的“五大书记”之一，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有充分理由相信，任弼时接到报告后一定会按共产国际的程序进行追查，只是由于任弼时早在1950年10月就因脑溢血不幸去世，以至于当年在中苏边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知不觉中就成了谜团，再无人知晓其中的细节。 那么，当年发生在中苏边境的神秘失踪案，与朱可常的妈妈王季凤到底有怎样的血肉联系？ 原来那个被苏联人突然带走，后来再也没有出现的朱穰丞，就是王季凤的丈夫，朱可常的父亲。
朱穰丞正面照 1919年，14岁的王季凤与19岁的朱穰丞在上海结婚。他们的婚姻曾令无数人羡慕眼红，因为男女双方既属“门当户对”型，也是典型的“郎才女貌”型和“金童玉女”型。无论娘家还是婆家，都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是当地的豪门巨富。 朱穰丞的父亲名叫朱献淮，不仅开设有多家洋行，专业从事丝绸、茶叶方面的对外贸易，而且开设有一家规模宏大的搪瓷厂；王季凤的父亲名叫王叔榛，是多家钱庄的老板，在上海金融界享有盛名。 朱、王两家不仅有生意上的往来，又都是从苏州吴县东山镇走出来的富商，所以在双方长辈的主持下，朱穰丞、王季凤在小时候就已结为“娃娃亲”，只需等双方约定的年龄一到，就拜堂成亲。 在接下来的11年婚姻生活中，两人共育有5子，除2子夭折外其他3个儿女成人后都参加了地下党，建国后都成为栋梁之才。长子王光华（朱承坚）是我国第一代铁道运输专家，次子朱承中是著名水利水电专家，担任过南水北调规划办公室主任。
朱穰丞长子王光华（朱承中） 根据长女朱可常的回忆，朱穰丞是在1930年底离开上海赴法国留学的。当时她只有8岁，被妈妈牵着手到码头送行。她听父亲对妈妈说：“我现在准备先到法国，但最后的目的地是苏联。” 家里人原以为他到法国去留学，是为了给今后的事业积聚能量，哪里知道他到欧洲后干的却是会掉脑袋的地下党。因为有一天家里人从上海刊印的《新闻报》上，突然发现一个心惊肉跳的坏消息：已在法国留学的朱穰丞，因为在当地领导发动反帝运动，已被法国政府逮捕，经审判后被驱逐出境。 于是家里人开始担心他的安全，可中法之间远隔千山万水，彼此之间早已断了联系，家里人虽然急得团团转，也只是干着急。 就这样，王季凤提心掉胆苦熬了3年。1933年的一天，家里收到朱穰丞从法国寄来的一个皮箱，装的全是马克思、列宁的原版著作。这也侧面印证朱穰丞在境外到底在干什么。随箱而来的还有一封家信，除了叙说思念，朱穰丞明确告诉妻子，他将于近期前往苏联。
朱可常居住地（上海岳阳路） 此后又是音讯全无，王季凤带着3个渐次长大的孩子，又是漫长难熬的等待。直到1935年朱穰丞的老朋友沈颂芳从法国回来，才给每天在苦熬中度日的王季凤带来些许确凿的消息。 沈颂芳与朱穰丞有深交，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新闻记者。他在法国见证了朱穰丞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地下党的岁月，也知道他多次被法国、比利时两国政府逮捕，然后又多次被两国驱逐的经历。由于屡次被驱逐，早已上了欧洲一些国家的黑名单，朱穰丞在欧洲已无法立足，又一直想到苏联去看看，便化装成德国马戏团的一个小丑演员，辗转到了苏联。 成功抵达苏联后，朱穰丞耳闻目睹了这里发生的所有新鲜事，忘我投入到追求革命真理的活动中，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受其邀请，沈颂芳也从欧洲专程到过苏联参观考察。 沈颂芳虽与朱穰丞交情深厚，也一直同情革命，但他毕竟是党外人士，对朱穰丞的所作所为，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根据建国后党史部门的走访调查，朱穰丞在法国时既是中共旅法支部的负责人，又是“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法国分会中国组组长。 尽管如此，沈颂芳毕竟给王季凤带来丈夫已安全抵达苏联的好消息。通过他的介绍，王季凤不仅知道丈夫在法国时总是与著名音乐人冼星海在一起，通过组织各种活动，团结带领当地的华人追求革命真理；同时也知道丈夫在苏联过得很开心，既受邀担任一个电演厂的副导演，也同时在一个出版社兼职，据说很快就要到莫斯科的列宁学院去进修培训。沈颂芳还给王季凤转来丈夫的口信：因为苏联气候寒冷，脚已冻伤，打算再过一两年，只等从列宁学院毕业，就启程回国。 此后，王季凤开始过着扳着指头数日子的生活，希望丈夫能尽快回来。可是从1935年起她再也没有收到丈夫只字片言，再也没有等回朝思梦想的人，即使到了1977年临终去世，她也没有等到哪怕是一丁点确凿的消息。 丈夫到底在哪里？始终是个谜。父亲为何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任何人给出答案。王季凤在努力寻找，朱穰丞当年的好朋友们也通过各种渠道在查找。 慢慢地就传出几个不同版本。有的说在回国途中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有的说在苏联“大清洗”运动中被镇压，有的说因与日本间谍有联系被苏联处决。但真相到底如何，谁也不清楚，全部是道听途说。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夏衍、茅盾、袁牧之等人都出访过苏联，有的还去过多次，他们曾通过各种关系查找朱穰丞下落，但一直杳无音讯。
年轻时期的夏衍 受国家委派，朱穰丞长子朱承坚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到苏联留学。他当然想利用这难得机会找到父亲的下落。可经过一番努力，驻苏大使张闻天遗憾地告诉他，仍然没有办法了解到朱穰丞的情况。一个曾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就这样消失得无影列踪，让人不得不联想，不得不产生怀疑。 毫无疑问，早年的朱穰丞绝对是腰缠万贯的富家子弟。让人心生疑云的是，这个平时看起来总是油光水华的富二代，为何在不经意间转变成了一心想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者？既然已受过血与火的考验，又在苏联“老大哥”那进一步接受了革命真理的洗礼，早已成长为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怎么会在苏联人间蒸发？ 这就有必要追溯一下朱穰丞早年的创业经历。只要你细心通读我们在下面给你提供的信息，你就会发现朱穰丞居然是一个让人惊叹的“旷世奇才”。请相信下面的信息，绝无杜撰，全部基于严谨的史料考证。 1921年注定是个不平凡年份，13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从四面八方汇聚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一年，同样是上海，一个以宣传新文化运动为主体的学术团体“辛酉学社”横空出世，其创建者就是朱穰丞。那一年是农历辛酉年，所以喜欢标新立异的朱穰丞就取了这个社名。
由朱穰丞创建的辛酉学社旧址 年仅20岁的朱穰丞，只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小伙子，为何突然创建“辛酉学社”？被文艺界念念不忘的这个组织，到底是何神秘处？从“辛酉学社”到“辛酉剧社”，期间经历了怎样的艰辛？他又是如何从一个热爱戏剧的“花花公子”，转变成共产党员？ 1917年，年仅16岁的朱穰丞结束学业走向社会。最初就在父亲的洋行上班，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2年后与王季凤结婚，日子过得更加潇洒甜蜜。由于有大把空闲需要打发，也有充沛精力需要消耗，便报名参加武术大师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会馆”，开始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精武会部分会员合影 当时陈独秀领导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包括朱穰丞在内精武会有些年轻人也热衷于新文化。潜伏在精武会里的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又总是能及时给大家提供最新出版的相关刊物。
陈延年和陈乔年 这些年青人都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也经常在下面传阅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强身健体之余常聚在一起讨论交流，评论时政。不知不觉中大家就觉得应有所行为，应为新文化运动做点什么。在这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中，朱穰丞既有才华，又热心快肠，家庭环境又好，出手也豪气大方，自然而然成为灵魂人物。由朱穰丞出面倡议并出资，辛酉学社横空出世，朱穰丞被推举为总干事。 根据戏曲史专家徐宏图、戏曲评论家马俊山等人的研究，朱穰丞的辛酉学社设有“三组十六部”。所谓三组，指“国乐、昆曲、国术（武术）”；所谓十六部，指“下设丝竹、书画、足球、围棋、昆曲、新剧等16部”。基本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于丈夫的创业计划，妻子王季凤不仅无条件支持，而且亲自参与其中，还发动包括姐姐王季彦、妹妹王韫之在内的亲朋好友前来捧场，有的甚至成为其中的核心成员。 在辛酉学社的三组十六部中，有一个新剧部，成立之初与其他部门平分秋色，并行发展。但随着业务的分分合合，随着时代的潮起潮落，其他部门相继歇业，唯有它长盛不衰，独占鳌头，最终扩展为赫赫有名的“辛酉剧团”。
辛酉剧社排演的话剧 朱穰丞的“辛酉剧社”、田汉的“南国社”、洪深的“复旦剧社”、应云卫的“戏剧协社”，在当时并称上海四大剧社。曾任国家文联副主席的著名艺术家夏衍曾回忆说，“我希望中国近代话剧史上，不要忘记这个先驱者的名字”。 朱穰丞到底为中国戏剧的大发展做过哪些贡献？这是文艺界研究的事情，这里仅探讨他如何由一个花花公子，突然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许多人充满好奇，刚踏入社会的朱穰丞年龄尚小，涉世也不深，看起来与那此喜欢吃喝玩乐的富家公子哥并无两样，为何他突然创建了辛酉学社，后来又将它改造成单一的辛酉剧社？通过深挖与梳理那些散见在与“左联”有关的名人回忆文章里的史料，我们最终得以破解其中的惊天大秘密。 原来朱穰丞尽管拥有与那些纨绔子弟相似的家庭背景，但他很早就在文艺领域表现出卓越和非凡。他居然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奇才”。
正在演奏的朱穰丞 这么说吧！这是一个既擅长诗词歌赋，又喜欢琴棋书画的人；这是一个既会吹拉弹唱，又能舞枪弄棒的人；这是一个既会花拳绣腿，又能登台献唱的人；这是一个既能走上舞台亲自表演话剧，又能亲笔翻译外国原著，还能撰写剧本并亲自担任导演的人。除此之外，他居然还精通英、法、德、日、俄和世界语等六种外文。
朱穰丞翻译的《文舅舅》剧本书影 可以打个比喻！论家庭背景和家族财富，他与当代的网红王思聪有相似之处；论文艺才华，他根本不输现在的艺谋。 既有非凡的个人才华，又有充沛的财力作支撑，他想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民间组织，会有困难吗？他想把它逐步改造升级为专业演戏的剧社，奇怪吗？ 从1921年创立辛酉学社，到1927年将学社升级为辛酉剧社，再到1930年全身心投入“左联”阵营，其间经历了9年时间。在这纵横捭阖于文艺领域的9年间，王穰丞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竟然由一个单纯的戏痴，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一心想在戏剧领域有所造诣的人，到底是如何被党组织转化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呢？这与1925年的“五卅运动”有关，也与北伐战争的胜利和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有关。 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例子！“五卅运动”爆发后，同样具有反帝爱国心的朱穰丞开始同情劳苦大众，他利用辛酉学社这个阵地，专门编排话剧《山河泪》，自发为受难工友发起募捐活动。由他家经营的益丰搪瓷厂，不仅有工人直接参与“五卅运动”，而且厂方也坚定不移站在工人这一边。为了支持工人，搪瓷厂特制一批“五卅运动”纪念面盆，在盆底喷上“毋忘五卅”，又在盆边喷上“一片冰心盟白水，满腔热血矢丹心”的爱国诗句。 经过历次重大历史事件洗礼，原本衣食无忧的朱穰丞，思想开始变化。其实这种心灵上的变化，早在创建辛酉学社之初就已潜滋暗长。随着社会活动的开展，他早已跳出豪门这个狭小圈子，开始接触并体验劳苦大众的疾苦。随着学社全面向戏剧领域转轨，他开始对某些重大社会问题进行深层次深思。 就在朱穰丞的内心开始涌动春潮的时候，有两个对他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突然出现在他身边。这两个人就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和夏衍。
《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封面 潘汉年后来以特工生涯闻名，但当初他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负责在文化界联络力量、发展组织。朱穰丞与他既是江苏老乡，又都酷爱文艺。两人一见如故，开始形影不离。夏衍在外国留学时就已加入日本共产党，后转为中共党员，也是精通文学、戏剧和表演艺术的名人。 在潘汉年、夏衍等人的引导下，朱穰丞的思想和灵魂得到升华。他不仅聘请潘汉年担任自己剧社的顾问，而且开始大量阅读马恩著作和进步书刊，思想开始急剧变化，终于从单纯为了艺术而艺术的象牙塔中跳出来，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进而加入共产党。 1930年春，在潘汉年、夏衍领导下，上海文艺界联合创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之后又成立“左翼戏剧家联盟”。朱穰丞既是“左联”重要骨干，又是“左翼剧联”发起人之一。同时他还按党的指示，秘密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并担任这个神秘组织的秘密交通员。 白天他是剧社老板和戏剧编导，晚上摇身一变成为潜伏很深的地下党。这种随时有可能掉脑袋的事，有几个富家公子哥能做到？干这种极危险的事，有几个名扬天下的人能做到？但是，早已名利双收的朱穰丞，却无怨无悔，自得其乐，誓死如归。 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引导下，朱穰丞己由痴迷戏剧的公子哥，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后来如果不出意外，他应该有大好前途，很有可能像他自己的好朋友夏衍、洗星海和经他之手培养出来的顶尖级艺术家袁牧之等人一样，成为革命阵营最具魅力的艺术家。 但事事难以预料，本该有大好前程的朱穰丞，后来却不幸在中苏边境神秘失踪。 那么在当年的上海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让极具才华和魄力的朱穰丞，再也难以找到立足之地，最后不得不偷偷坐上轮船出洋逃难？研究发现，这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左联”有关。 中共组建“左联”的目的，是为了与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争夺宣传阵地。所以这个组织一经成立，就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打压。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取缔这个组织，通缉“左联”成员，颁行各种反动法令封闭书店、查禁书刊，甚至无理拘捕，大搞刑讯逼供。1931年2月牺牲在上海的“龙华二十四烈士”，有5位就是“左联”知名人士：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
“左联”五烈士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作为“左联”骨干成员的朱穰丞，自然而然也上了黑名单。作为旗帜鲜明发起和支持“左翼剧联”的辛酉剧社负责人，朱穰丞属于上海滩的公众人物，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他已经难以再找到合适的潜伏地，也难以参加公开活动了，唯一的方法就是转移。 如何帮他脱险？党组织在想办法，朱穰丞自己也在思考。此时他突然产生一个强烈愿望，想到苏联去看看，想到那里去寻求如何将文艺与工农大众的革命斗争有机结合的真理。于是他把想法告诉好友夏衍和妻子王季凤，得到了他们的赞同。 1930年初冬时节，朱穰丞搭乘外轮走上赴法留学，再转道赴苏联接受培训的道路。王季凤牵着年仅8岁的女儿朱可常到码头送行。朱穰丞明确告诉妻子：我虽然先到法国，但最终的目的地一定是苏联，三年后就回来。 带着几个孩子的王季凤从此过上数指头盼夫归的生活。但是三年后丈夫没有回来，五年、十年后丈夫还是没有回来。1930年冬天的码头一别，竟然成为永别。 丈夫莫名其妙失踪，王季凤通过各种渠道寻找，朱穰丞在文艺界的朋友也四处打探，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听说后，也曾派人查找，可全部失落而归，仍然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直到1977年王季凤因病去世，她还是没等到丈夫的确凿消息。面对这样的结局，她怎能安然闭眼？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事情露出些许曙光。朱可常突然收到单位转交的一叠档案，是文革时单位为了审查她的历史，走访许多人后形成的。其中也有涉及她父亲的材料，都是父亲早年的朋友夏衍、萧三、董希白、邱静山、袁牧之等人的回忆。
朱穰丞当年培养出“台柱”袁牧之（新中国第一任电影局长） 通过这些零星材料，朱可常对父亲的革命经历有了一些了解。她根据这些线索开始逐个走访与父亲有关联的知情人。根据这些老人的回忆，她又加深了对父亲的了解，知道他是个坚定的革命者。 有一天朱可常去探望萧三。萧三是朱穰丞在“左联”时结识的朋友，也是“左联”驻苏联“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代表，他了解朱穰丞在苏联时的情况。萧三告诉朱可常，他回国后在延安遇到当年带队回国的许之桢，许之桢告诉他，朱穰丞是被苏联人在中苏边境带走的。 朱可常终于知道父亲最后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情况，她得出一个判断：父亲之所以失踪，很有可能已经在苏联的“大清洗”运动中被杀害。
萧三与苏联籍夫人 对朱可常而言，这个判断无疑是晴天霹雳。在她心中父亲的形象一直很伟大，父亲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后一直信仰坚定，行动坚决，怎会轻易改变立场？父亲虽早已离家出国，但他的信仰也传导给了全家人，就连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母亲也开始信仰共产主义，还把3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地下党，引导他们陆续走上革命道路。 无论如何朱可常都不相信自己的父亲会背叛革命，她认为如果父亲真的被苏联“肃杀”，那也只能是冤案。 但即使真的是个冤案，又能到哪里去伸冤呢？当时的中苏关系形同水火，自1959年决裂后早已互不往来。朱可常实在没有办法可想，只好把寻找父亲的心愿深深埋藏心底。但她抱定一个信念，若机会来临一定不会放过。 10多年后，朱可常苦苦期盼的机会终于到来。1989年春，新华社突然发布戈尔巴乔夫将访问中国，中苏两国关系将全面恢复正常的好消息。朱可常从中看到了希望，立即召集家人商量，决定借苏联总统访华的机会，寻求苏联有关方面的帮助。
邓小平接待来访的戈尔巴乔夫 朱可常姐弟3个联名给戈尔巴乔夫写信，表达诉求，还附上父亲的简历，通过中共中央联络部转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 1990年初，朱可常终于等来苏联方面的正式答复，终于全面揭开父亲的失踪之谜。 1938年4月15日，即将归国的朱穰丞，在中苏边境被苏联内务部突然逮捕，不久后以“间谍罪”之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先后送到两所劳改营接受管教，说是管教其实就是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根据苏联方面提供的材料，朱穰丞既是中共党员，也在法国参加了共产党，在党内有双重身份。他之所以被捕判刑是受了其他人牵连。当年苏联内务部查处了一起“间谍案”，一名工作人员因“间谍罪”被枪决。此前这名工作人员受不了严刑逼供，供称朱穰丞与日本侦察机关有联系。 就因为这个原因朱穰丞被逮捕后，经过所谓审判被送进了劳改营。他后来不幸于1943年1月病死在西伯利亚。令人奇怪的是事情发生后，苏联方面既未将朱穰丞被捕受审的情况向共产国际通报，也没有将他已病死的消息向中共驻共产国际说明，从而给事后寻找带来诸多难题。 令人蹊跷的是，苏联内务部那名因“间谍罪”被处决的人，早在1956年就已平反昭雪，可对于受其牵连被捕的朱穰丞，苏联却没有任何说法，真的是让人遗憾。 朱穰丞失踪案终于水落石出。斯人已逝数十年，安能复生？家人仅剩一个念头，希望能找回父亲遗骸，将其与已世13年的母亲合葬。可中苏关系刚解冻，不久东欧巨变，苏联轰然解体，距离又极遥远，要想找回遗骸还是面临诸多困难。 1994年，朱穰丞长子王光华（朱承坚）受邀赴莫斯科参加学术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在我驻俄使馆帮助下，专程前往朱穰丞埋葬地凭吊，想找回父亲遗骸。但遗憾的是那里乱冢一大片，大都没有标识，根本无法辨认。心有不甘的王光华只好对着偌大一片坟场遥拜，再随手捧上一抔黄土，权当父亲遗骸带回国内。 为告慰父亲在天之灵，朱可常姐弟等人于2010年，把父亲的情况专门向中共中央组织部作了书面说明，要求给父亲做一个书面的政治结论。经过严格复核，中组部在2011年11月14日专门发文，正式肯定了朱穰丞的政治身份，洗刷了他在苏联蒙受的不白之冤。 对朱家来说，这是天大好消息。朱可常一家人终于昂头挺胸，在中国首座人文纪念公园即上海福寿园，给父亲建起半身雕像，基座上“朱穰丞”三字，是夏衍的亲笔，不远处就是他革命引路人潘汉年的墓。 同时朱可常还在已去世30多年的母亲王季凤之墓的旁边，为父亲建起一座衣冠冢，冢内骨灰盒里安放的，正是10多年前朱承坚（王光华）从西伯利亚带回的那抔黄土。 事隔70余年，在苏联不幸含冤蒙难的朱穰丞，最终以这种令人感慨的方式归国，与曾望穿双眼盼夫归的妻子在地下团聚。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往事如烟，冤魂已安息。愿今后天下永远太平，愿人世间不会再现冤假错案。 参考资料： 朱可常《朱穰丞,消失在西伯利亚的中国人》，《回到五十年前—怀念左翼剧联一个发起人朱穰丞》，谢黎萍《魂归西伯利亚－记话剧先驱朱穰丞》，马俊山《论朱穰丞对中国话剧导演艺术的独特贡献》，《叶灵凤文集·天才与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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