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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滋养了黄土高原，孕育了华北平原，华夏民族的先祖就是从黄河流域走出，扩散到全国各地，直到今天，黄河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灌溉河流，养活了宁夏、内蒙、河南、山东等的众多人口。
当然，黄河虽然是母亲河，但在历史上也是一条害河，黄河下游是有名的地上悬河，动不动就决口，冲毁房屋、淹没农田，造成大范围的黄泛区，导致灾民遍野，民不聊生，引发社会动荡。  造成黄河下游屡屡泛滥的根本原因就是黄河泥沙含量太高，往往沉积在黄河下游一带，导致河床抬高，又容易淤塞河道，使黄河来回摆尾，冲毁堤坝，酿成大灾。据统计，黄河高峰时每立方米携带的泥沙量高达35公斤，每年带入下游的泥沙总量达16亿吨，有数亿吨沉积在河道里，难怪会频繁发生水患。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黄土高原。黄土高原西抵青藏高原，东达太行山，北抵阴山，南达秦岭。黄土高原土层深厚，土质疏松，极容易发生水土流失，泥沙被众多支流带入黄河，造成黄河泥沙含量大增。其中，水土流失最严重的一段就是从内蒙托克托县到陕西龙门段。
历史上，改造黄河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往往就是在下游加固堤坝，泛滥之后，又围追堵截，数千年来不断循环。新中国成立后，在黄河中上游修建了众多水坝，其中不乏很多大型水坝，例如三门峡大坝，小浪底大坝，加上中上游的数十座水坝联合调控，才算是解决了这个千年难题。
其实，这个问题在古代早就有些脑洞大开的人士想到了，只是靠古代的工程技术实施起来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所以也只是停留在理论上，但如果靠今天的科技，倒是完全有可能。
汉武帝时期，就有个叫延年的齐人上书说：“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意思是建议汉武帝将黄河从内蒙一带拉直，越过胡人的地盘往东通到大海，一是可以解决关东一带的水患，二是可以以黄河为天堑，阻止匈奴南下，一举两得。
那么，按照齐人延年的说法，黄河真的可以改道从内蒙东行吗？ 从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的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两大流域在黄土高原一带相距非常近，最近的两条支流相距甚至只有几公里，那么，只要将两条支流连通，将黄河水导流进海河，黄河便可借海河河道东流入渤海。
海河流域中，横穿河北、山西北部的一条大支流就是桑干河-永定河水系，距离黄河已经非常近，可将黄河的一条支流挖深拓宽，连通到桑干河上，黄河水便可顺桑干河、永定河、海河自流入渤海，于是，黄河便被拉直，不再经过极易流失的黄土高原，原黄河下游也就没了水患。
但是，这样的方案，却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就是造成了黄河水的极大浪费。黄河水从托克托县东行之后，河道短了近千公里，经过的地区几乎都是高原高山丘陵，少有平原，这些地区不易耕种，不适合发展农业，清澈的黄河水冲出太行山之后，很快就进入大海，白白浪费。而原来的种地大户河南和山东，因为少了黄河水，灌溉水量下降，必然造成减产，以河南、山东优越的耕地条件，着实可惜。
从地图上看，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穿过整个关中平原，而它的上游则一直往西延伸到甘肃南部数百公里，距离黄河的另一支流洮河只有几十公里的距离，如果将洮河河道深挖拓宽，引黄河水东流，和渭河连接起来，那么，黄河水便可顺渭河直接东出潼关，避开了北部的黄土高原，且东出的河道更加平顺，关中平原、华北平原这两大平原能够得到足够的水量，产出更多的粮食。
当然，这个方案同样有弊端，就是河套地区缺少了黄河水，丢失了最大的水源，那么，不出几十年，宁夏、内蒙一带的平原可能就会退化为沙漠，这对北方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而且，河套地区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古代无数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围绕这个地区展开，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丢失了这两大平原，无论从生态上还是历史文化上，对中国人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这成了这个方案的最大缺陷。
实际上，黄河按照现有路线运行了数万年之久，沿岸居民祖祖辈辈与黄河也相处了数千年，早已形成了稳定的利益格局，有了对应的历史定位，任何变动都会牵一发动全身。即便是频繁变动的黄河下游河道，改起道来都不是那么容易，1855年黄河最后一次改道之后，关于是否回归故道的争论都持续了数十年，更何况是拉直黄河如此大的变动。
总体来看，通过修建水库来调节还是最好的选择。不仅可以保持黄河现有的形态，与数千年的黄河描述吻合，对历史负责，同时又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动，保持沿岸居民的稳定生活。而且，有黄河这么一条暴躁的河流存在，就彷佛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让人们始终关注着黄土高原，关注着高原之上的绿化，督促着人们的行动。
那么，黄土高原变绿有望，黄河水变清有望，这才是真正的根治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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