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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中国古代，关于书的书形成了一门学问，叫做（版本）目录学。由于明清搞言论大一统，笔祸不断，士人学者力求明哲保身，考据学日渐兴盛起来，目录学也是与时俱进，与有荣焉。“五四”引入德先生和赛先生后（遗憾的是未引入骆先生，即可构成科学、民主和法制三驾马车，打开华夏三足鼎立的有利局面），张舜徽先生在姑父余嘉锡的引导下，不追风逐流，成为1949年建国后大陆的第一位文献学博士生导师。
关于目录学或文献学的意义，挂名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 一向爱贬人损己的鲁迅先生，也曾向人推荐：“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不过鲁迅还坦白说，“我以为你们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看外国书。”因为中国书往往教人“躲进小楼成一统，莫管他人瓦上霜”，只见私己利益好处，不见点滴公益处世；但，其实任何丧钟都是在为自己而鸣的，倾巢之下，有完卵乎？今天你对他人的不幸视而不见，甚至于幸灾乐祸，那么明天倒霉事轮到你自己头上，你也不会得到公平对待的，你也不配享有外界的声援。道岂能坐而论之？德岂能言而不行？所以鲁迅建议大家多看看外国书，凡事只问该不该，少问或不问对我、对我这个家、对我这一族有无利害——如此方为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
关于书的书，一般情况下不过拾人牙慧罢了，没意思。但民国的周作人、唐弢，现当代的黄裳、谷林等人，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家，其《知堂书话》、《晦庵书话》、《榆下说书》等，无疑属于现当代散文园地里开得最耀眼的花朵。
据学者考证，“书话”大概率是从“诗话”、“词话”、“曲话”演化来的。落笔大致不离书人书事，关注书的掌故、事略。如何写好书话，唐弢先生提出“四个一点”供人借鉴：即“一点事实”，捡一点来说即可，不宜甲乙丙丁，铺展开说； “一点掌故”，文字追求知识性，鲜为人知，大家都知道的又何劳你说；“一点观点”，具有独到见解；“一点抒情”，笔尖流淌感情，文字溢满人间烟火气。
举两个栗子证明之：
在周作人先生的书话中，他把废名的文章喻之为水、比之为风。为《莫须有先生传》写的序文中有一段：
“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了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汉港弯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再往前走去。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
这话不好懂。个人感觉它既可用之于《庄子》，也可用之于注释苏轼的夫子自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你旅游（写作）的目的地一点也不重要，关键全在于旅途上尽性耍玩，于风景间撒落一路响亮的笑声，脑海中印刻下可触可摸、可供多次反刍的东鳞西爪。
钱锺书曾赞叹黄裳文笔绝佳：“每于刊物中睹大作，病眼为明。”王元化与人谈到黄裳：“黄裳是真正的文章高手，他的文章充满真性情，很难有人超过他。”黄裳在名篇《关于张宗子》中说的话，百分之八九十也切合于他自己：
“严又陵曾为翻译提出过'信、达、雅’的三字标准，很久以来，人们对文学批评也提出过'才、学、识’三个字，作为衡量的尺度。我觉得直到今天这也还不失为一种比较全面、科学的看法，而且也不只在文学批评中才适用。'才’，包括了才能、文采、写作的本领……，这大约是没有什么争论的。'学’就不同，通常只是狭窄地理解为读的书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学’不只包含了书本上的知识，还有更重要的生活知识的内容。社会上的一切事物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比起书本来更为丰富、深刻、生动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司马迁早已说得清清楚楚了。'识’当然是识见，即立场、观点和也受到前面两个条件制约的见解、看法，也不是什么孤立的东西。有了这样三条标准，似乎就要好得多。因为它注意到了生活、实践这个重要方面，并使三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张岱从不花费大量笔墨写风景，他写的风景又总是充满了动态生机的。《闰中秋》篇写他在绍兴与许多朋友夜里在蕺山亭吃酒看戏，直到四鼓方散。'月光泼地如水，人在月中，濯濯如新出浴。夜半白云冉冉起脚下，前山俱失。香炉、鹅鼻、天柱诸峰，仅露髻尖而已。’
“张岱说过两句话，他自己非常得意，曾屡次提起。'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话初看似乎有些偏激，但细想却颇有意思。那下半句简直就否定了所谓'足赤’的'完人’，即'伪君子’，可谓'伤心悟道’之言。”
（三）
在同代人中，书话也有出手不凡的。北大“幸神”辛德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李零，通俗又不失哲学谨严的田松等，笔下科学、趣味和文学并驾齐驱，比肩中文专业出身的，也毫不逊色——甚至才、学、识有过之而无不及。
今天爆两个冷门。
一是编辑出身的范福潮，代表作为《书海泛舟记》。开篇《一生能读几多书》令人醍醐灌顶：“人在一生中能读多少书呢？总会有一个数量上的极限吧？'人生七十古来稀’，活到七十岁，应该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年龄。七岁读书，每天读五六十页，平均三四天读一本书，一年读一百本，六十年读六千本。这还不包括读报纸、杂志、公文、课本，如果有些书要复读、精读、研究、摘抄，一生能读三千本书，就算一个非常刻苦的读书人了。”作者不厌其烦，写父亲对自己读书、处世的点滴指导，生逢无丝毫文化可言的“文化大革命”，理想与现实冲撞交织，笔端写人状物又栩栩如生，习读该书，实在是躬逢一场精神盛宴，享受一次艺术人生。
另一位犹如“老吏”断案。之所以在老吏二字上打引号，是因为“老吏”邝海炎一点也不老。他生于1982年1月25日，恰恰比我还小一岁。邝先生博闻强识，勤勉力学，年均阅读量300本左右。收入“大观文丛”的《快刀文章可下酒》品评文学的不可捉摸：“胡适的文学观主张'言之有物’，语言的'及物性’相当重要，与'能指’对应的'所指’要比较清晰、透明、固定，能在现实世界找到对应物。而废名等现代派作家却认为，骈文律诗是人工化的自然，词句相互间的抽象关系，比现实世界与心灵的对应更为重要。用索绪尔、罗兰·巴尔特、德里达的语言观就是说——'能指’与其说对应的是一个固定'所指’，毋宁说对应的是一群'能指’。诸'能指’之间互相指涉、交织、覆盖，甚至冲突，'能指’在到达'所指’前就已经转向了其他'能指’，这种词句间的漂移、断续、延异反而加深了文学性。”评头论足现代“国学第一宗师”陈寅恪：“更有意思的是，恪老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汪荣祖认为这是指他专攻中古史，即魏晋六朝、隋唐五代。程千帆则认为，'这不但与事实不合，也完全不解陈先生的微旨。'不今不古’这句话是出在《太玄经》，另外有句话同它相配的是'童牛角马’，意思是自我嘲讽，觉得自己的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外国）学术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表面上是自嘲，其实是自负。’考究陈寅恪的论著，确实如此，一方面，他熟悉现代学术规则，材料要有出处，不能剪裁失真；另一方面，他又总是习惯于先引上若干条史料，再加上一段按语的做法，给人的感觉，他的文章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读书札记。恪老行文的缺点自然是'繁冗枝蔓’，但优点也不少：一是尽量保证了史料的原汁原味，便于其他学者检验；二是通过原始史料营造氛围，引导读者走进历史情境，确定事件在'时·地·人’坐标系中的位置；三是原始资料在，有兴趣、有基础、有毅力的读者可以借此复原恪老作文运思的过程，细致体验他'了解之同情’、回旋往复的论证之妙。”最有意思的是该书附录“缘分之书100部”，一一对应的一句句短评，遣词锋芒，酌句老辣，足以寸铁杀人。
邝先生推荐的书，也是本本精品，值得置诸案头，随时悦己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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