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农刘潍豪||铸造人民军队：南昌起义军两支余部的发展历程

哈哈狮的信箱 2023-03-22 发表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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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对其意义和影响的认识，绝不只是在打响第一枪和对起义时机的决断、举义地点的选择、部队的发动等组织决策方面，而主要在于南昌起义军存续期间，围绕如何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而进行的实践与奋斗。这包括起义军在举什么旗帜、进军方向、党的领导、军事指挥体系、军队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等方面的得失；包括其余部之一董朗部队开辟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与教训；包括其余部之二朱德部队在赣南、湘南的努力与创造。分析南昌起义军失败的原因，比较董朗和朱德两支部队后续的斗争历程，对于丰富和深化关于人民军队创建史的认识，对于更深刻地领会人民军队的宗旨与性质，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南昌起义军；余部；打造人民军队；比较研究

从南昌起义开始，中国革命“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南昌起义失败后，剩余了两支有组织的队伍，一支是以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为主体，由董朗率领，后和彭湃领导的农军会合，辗转开创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另一支是以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和原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为主体，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湘粤边，发动湘南暴动，最后开赴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会师。剖析这两支队伍的成长历程，有助于深化对人民军队建设历史经验的认识。

一、孕育：从铁甲车队到叶挺独立团

中共领导的第一支武装是1924年11月下旬组建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由中共广东区委创建并领导，人数只有150多人，主要职责是拱卫广东革命政府、苏联顾问团及其他中枢机构。整整一年之后，1925年11月21日，仍是由广东区委领导，以铁甲车队为基础，扩充组建了由叶挺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后改称第四军独立团，被各界称为叶挺独立团（以下简称叶团）。编制人数只有2100多人的叶团，已经具备了新型人民军队的主要元素：中共独立领导，设有干事会（即党支部），营有党小组，连排级以上军官多为中共党员；周恩来“从铁甲车队、黄埔军校毕业生、安源煤矿工人和农民运动干部中选派优秀共产党员到独立团当骨干”，士兵主要成分是工农群众和进步学生；认真开展军队政治工作和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全团纪律严明；逐步形成官兵一致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并养成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执行党赋予的政治任务，积极支持和保护工农运动与工农群众等。

作为北伐先锋，1926年5月20日叶团北上进入湖南，占领攸县，首战渌田，以一个团战胜敌人六个团，打出了军威，也坚定了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决心。随后，叶团进攻醴陵，参加汨罗江会战，奇袭汀泗桥，攻克咸宁，决胜贺胜桥，血战武昌城，一路势如破竹，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贡献巨大。据《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追悼阵亡将士大会特刊》记载：“入湘以来，叶团每战皆列先锋，其作战之勇，军纪之佳，牺牲之巨，为各军冠。”

叶团作为中共领导组建的第一支成建制的军事力量，对后来人民军队的诞生和发展壮大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1927年初，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后，北伐军进行了扩编，叶团所隶属的第四军被扩编为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这个时期，中共对独立掌握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有了愈加深刻的认识。为了增强在国共合作中推动大革命深入发展的话语权，保证广大工农群众的地位和利益，中共决定利用叶团在北伐中的战功和声望，以其为基础扩充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最终，叶团被扩充分编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由第十一军副军长朱晖日兼师长，叶挺任副师长实际主持，李硕勋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七十三团、七十四团、七十五团。每个团都有叶挺独立团的骨干，如在叶挺亲自兼任团长的第七十五团，一营营长孙一中（即孙德清）和三营营长练国梁，以及一度任副营长的袁也烈和蔡晴川，均来自叶团。其中，第七十三团保留叶团的底子最多，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一个团，据张发奎所说：“在二十五师周士第的第七十三团，多数军官加入了中共，叶挺把这个团移交给周。”1927年3月25日，叶挺由第二十五师副师长转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该师下辖第七十团、七十一团、七十二团，一批原叶团军官和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以及中共选派的党员、进步青年和工农运动积极分子被充实到这个部队，如派刘明夏为第七十一团团长；派许继慎由第七十三团参谋长转任第七十二团团长，宛旦平、袁也烈、黄克健分别担任该团的三个营长；派董朗为第七十团一营营长，并成立第二十四师教导队。朱德在1944年回顾这段历史时，明确指出“叶挺独立团后来发展为二十四、二十五两个师”。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这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被逼上绝路的中国共产党人，很快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首先就是倾其全力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当时由中共控制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有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7000余人，有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一个营和南昌公安局警察队400余人，有蔡廷锴任师长的第十一军第十师4500人，有叶挺兼任师长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5500余人和由周士第率领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3000余人。可见由叶团扩展的这两个师，在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中，中共的影响力最大、人数最多、装备最好又久经战阵，因而是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

二、诞生：南昌起义的波折与缺憾

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成为中共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参加起义的全体将士，在起义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机智果敢、坚定信念、牺牲奉献、团结协作、愈挫愈勇等高贵品质和斗争精神，其蕴含之深厚、珍贵和伟大，值得永远铭记和秉承光大。但是，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成立仅仅六年时间的中国共产党，面对颠覆了大革命的惊涛骇浪，初临战阵，不免有许多的遗憾。在敌强我弱的大形势下，仓促举事的南昌起义，失败的结局似乎早已注定。

1927年8月3日至5日，起义部队根据中共中央预定方针，分批从南昌南下，剑指广东，期望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在南下途中，迭遭挫折。9月上旬，起义军前委在长汀制定了“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的行军路线。9月19日，起义军占据三河坝，此时全军“除叶挺之二十五师约二千五百人尚在上杭途中外，到大埔与三河坝者全体约八千五百人，而战斗兵员只六千余人”。按照在汀州时的决策，实行了第一次分兵：朱德率第九军和刚刚归队的第二十五师共计3000余人驻守三河坝，警戒梅县方面的敌军；起义军主力向潮汕进发。

9月24日，起义军主力占领汕头，并在此实行了第二次分兵。周逸群率第二十军第十师1000余人警卫潮汕地区，革命委员会各机关也一并驻此；参谋团则随主力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第一、二师6000余人的战斗兵力进占揭阳。28日，主力在进军汤坑途中与敌军遭遇，奋战两昼夜，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遂向普宁方向退却。与此同时，在敌军近万人的围攻下，潮州、汕头同时失守。10月3日，周恩来和叶挺、贺龙等人到达普宁县流沙，同先期撤到这里的革命委员会机关会合。随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这工作已经做得略有头绪了。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好了好些当地的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然而，会议刚结束，起义部队就在乌石地区被敌伏击，指挥机关和第二十四师被打散。几天后，担任前卫的第二十军残余部队，由于军心涣散，在敌军的包围下于10月10日被缴械。至此，南昌起义及其南下行动彻底失败。南昌起义的失败，除去敌强我弱的决定性因素外，从中共的领导方面看：

第一，武装起义仓促上马，准备不足。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实行改组，成立中央临时常委会后，根据苏联顾问加伦的建议，决定组织动员一批党已经掌握或拥护中共主张的部队，主要是隶属于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第十一军叶挺部和由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借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名义，集结于九江、南昌，“依张回粤”，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占据出海口，以获得苏联的支持，再行北伐。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人在九江举行谈话会，初步讨论了起义事宜；24日，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等召开第二次九江谈话会，会议决定7月28日举行起义，并急电中共中央请求批准。随即，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在南昌实行武装暴动，成立由周恩来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这次起义。25日，周恩来由武汉前往九江，随后，举行了第三次九江谈话会，传达了中央关于武装起义和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25日和26日，叶挺部和贺龙部由九江抵达南昌。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宣布党的前敌委员会成立，并决定把起义日期由28日推迟至30日。30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要争取暴动成功就必须依靠张发奎，起义必须征得张发奎的同意，致使当天举行起义的计划被迫推迟。31日，前委扩大会议继续召开，在前委的一致坚持下，张国焘被迫同意举行起义。会议决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实际打响第一枪是在凌晨2时）。南昌起义从酝酿到发动，仅有半个月的时间。

而秋收起义自5月21日马日事变发生和长沙周边10万农军扑城失败后，即开始酝酿，到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其酝酿准备工作长达三个月。广州起义酝酿发动的准备期更长，至少在南昌起义军南下时已经开始布局，到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其酝酿准备期在三个月以上。

在中共中央直接部署领导的三大起义中，南昌起义的军事力量最雄厚，但准备时间却是最仓促的，这无疑严重影响到其结局。中共中央后来在总结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时，特别指出“因为前敌的指挥机关，在八一革命前，既未能得到中央完全的指导，而本身的指导又犯了很多错误”。

第二，作为最早发动的武装起义，南昌起义虽然在实际上完全是由中共独立领导的，但在酝酿和发动之初，在举什么旗帜问题上“举旗不定”。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国际和新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不肯放弃国民党的旗子，试图通过“国民党左派运动”，重新建立一个“以CP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利用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和影响，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宁汉政府，以号令天下。因此，南昌起义使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进行发动，革命委员会由宋庆龄、邓演达、周恩来等25名委员组成，作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同时成立以宋庆龄、邓演达等七人组成的主席团。当起义军到达汀州后，依然认为“名义上仍沿用国民政府，方可以应付外交，免帝国主义过分的干涉”“并决定以平山同志为委员长，而把陈友仁等都加入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之中”。与此同时，南昌起义军仍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的旗号，由革命委员会分别任命贺龙、叶挺为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代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全军。之所以称为“代总指挥”，就是要虚位以待张发奎。实际上在起义发动前，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就已经对张发奎不再抱有幻想，但却在名号使用上仍要避免“僭越”之嫌。

秋收起义则不同。毛泽东在筹备起义时就坚决主张要高举共产党的旗帜，虽然由于中央的一再反对，秋收起义仍是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进行发动，但是秋收起义军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后来，中共中央根据南昌起义以来的实践，于9月19日发布《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决议案》才明确宣布抛弃国民党的旗子。从此，中共必须独立行使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成为全党的共识。南昌起义军失守汕头以后，“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旗子”。10月3日，起义军在流沙召开会议，决定革命委员会“去掉国民党头衔，分散各省活动”。10月15日，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宣布：“改用红旗，以前只限于宣传苏维埃，以后便要真正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这次会议同时决定“军队一律改工农革命军，指挥在参谋团，实则直接受南方局指挥”。可惜为时已晚，南昌起义实际上已经失败了。

第三，在南昌起义过程中，中共的党组织在军队中薄弱，党的统一领导未能很好落实。南昌起义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其成员由中共中央指定，受中共中央管辖。这是中共在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初的一大创举。毛泽东后来强调是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并在制定人民解放军军旗的方案上，明确要求在军旗添加“八一”二字，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南昌起义是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开端这一史实的认定。对于前委的作用，刘伯承说：“各同志处理紧要事件不完全是前委开会决定的，党的纪律亦甚松懈，统系不明，权力不聚，责任不专，已失掉了领导暴动的重心。”而且，当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前委成员便都加入革委中，前委也变成了革委会的党团；但是，由于前委成员在南下途中较为分散，难以集合到一起开会，前委本身组织也较弱，以致前委“在政治上，几乎完全失掉了指导”。

南昌起义军中的党组织，前委之下，“各军设军委，军委之下设师委，师委之下每团有支部及分支部小组”。军委、师委等名义上均受前委领导，然而在实际中的情况是：“军部方面的组织比较好，各种会议也比较的多，不过与前委的关系很坏，因为军部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就是一切政治的领导都须完全经过军部，同时军委亦很弱，所以党的政治的方针很难深入到军队中的同志去。”军队中党的组织生活也较为欠缺，“就是当时负党的责任的同志，在军中也没有什么积极的动作，比如十一军军部没有开过小组会议，也没有编过组”。刘伯承认为，因为起义军中共产党员少、党的组织薄弱，而且政治工作有所欠缺，“我军内大半非同志领导，而无政治认识的部队，且训练能战的亦不甚多，因此无收指臂效果的可能”。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第四，南昌起义军的指挥机关许多指挥失调的问题。南昌起义军在指挥机关问题上，名义上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共前敌委员会、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前敌指挥部等多重领导。其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在旗号和政府层面，对军事干预很少；前委虽然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但主要负责大的方针，具体的军事指挥工作并不由其负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则只是个名义，实际上并未设置；前敌指挥部就是第十一军军部，不能指挥全军。真正负责军事指挥的是在革命委员会下“组织参谋团主持军事计划”。周逸群指出，参谋团“等于军委”。参谋团以刘伯承为参谋长，贺龙、周恩来、叶挺和蔡廷锴为参谋。参谋团决定了许多有关军事的重大问题，例如起义军南下的路线，即是在起义当天下午经参谋团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起义军南下到上杭后，曾由周恩来召开会议，“决定把参谋团改组为军事委员会”。不过，参谋团的这次改组似乎并未落实，各军的作战行动常常自行其是，参谋团的主持者刘伯承认为“这次暴动军事上之进行，事实上可以说谁不能指挥谁，完全是友谊的协商进行”。

第五，在军队政治工作和民众动员方面存在不足。在南下初期，南昌起义军的宣传组织工作较为欠缺。起义军刚到进贤，蔡廷锴就驱逐所部的共产党人，率第十师4500人成建制叛逃。起义军的政治工作是薄弱的，第二十军“无政治工作（沿途未组织宣传队，后来教导团有了，然亦仅贴标语而已）”。“做政治工作的，一路之上，只有吃饭睡觉，闹得不但民众不晓得我们干的是什么一回事，就是军中的士兵，也大半不明瞭。”刘伯承也说：“我军来在一地停驻，无从作我们党的宣传。革委各机关及各军中负政治工作者，只得照例写得一些解放农民条例全文，没收二百亩以上之土地，继承国民党正统，打到广东去等等标语，顺道贴在路旁，这样工作自然不能生何等影响。”这些都反映了南昌起义军在军队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方面的不足。

客观地讲，南昌起义军始终处于转战途中，没有机会像井冈山红军那样提出并实践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后来，毛泽东在谈及井冈山红四军的变化时，指出：“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现在的队伍，与叶贺时候的队伍大不相同，叶贺的队伍是单纯打仗的，若在今日，决不能存在。”

第六，南昌起义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和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其主要手段是号召开展土地革命和对起义军进行改造，但由于一直处于艰苦转战中，不仅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计划落空，而且开展土地革命和改造起义军的设想也都没有达到。中共中央在总结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时写到：“关于土地问题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地主土地’的主张。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这证明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这种政纲可以使叶贺暴动根本上丧失其意义。广东一个农民听见这一主张便说道：'这叫做耕者无其田’！这句批评是再正确也没有。”

在领导发动南昌起义的过程中，中央一方面不得不倚重叶挺、贺龙等率领的武装力量，但同时又对他们心存疑虑，认为他们“仍旧是旧式的雇佣军队，不加入工农分子使之改组，是不能担负革命任务到底的”，唯恐这次起义成为新的军事投机。当时，中央对于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问题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只是笼统地认识到“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这是现时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本这个目的，本党应当努力的改组现时参加革命的雇佣军队。同时应当想种种办法武装工农（如某市工军，某县农军的地方性质的武装，不用旧的纠察自卫的名称），无论如何不能解散他们。从这些工农武装，是造成新的革命军队之中心势力”。

南昌起义既没有实现重建革命根据地的目的，也没有来得及进行土地革命和改造军队。这反映出南昌起义在如何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问题上的缺失。尽管如此，这些在探索过程中的得与失，都是创建人民军队过程的艰辛写照，是人民军队建设宝贵经验的积累。

三、崛起：红二师在海陆丰逆势发展

失败后的南昌起义军，剩余下有一定建制和组织的部队仅有两支。一支是以第二十四师余部为主的部队1200余人，在董朗的率领下转战至陆丰的激石溪；另一支是朱德率领留守三河坝的剩余队伍。这里首先探讨董朗这支部队的发展情况。

董朗系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入校前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任第三期学员队中尉副队长。叶挺独立团成立后，董朗被周恩来调去做团部参谋，并任叶团中共干事会的组织干事。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叶挺独立团改编，董朗被任命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团一营营长，参加武汉政府发动的第二期北伐。南昌起义爆发时，董朗随第二十四师参加了起义，并担任第二十四师第七十团团长。

海陆丰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1922年6月，彭湃就开始在这里开展农民运动；海陆丰农民运动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创建了农民自卫军，为后来的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1927年广东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海丰、陆丰两县农军在5月1日即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组成的县临时政府，后在国民党军政当局三个团兵力的镇压下失败。南昌起义后，中共东江特委接到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要求举行起义、策应南昌起义军进入东江的指示，立即着手部署海陆丰第二次武装起义。起义武装于9月8日和17日再次占领海丰、陆丰两县城。后迫于国民党军的压力，起义武装按计划主动撤离两县城，转移到山区和农村。

第二次起义失败后，海陆丰党组织更加期待南昌起义军的到来。他们认为“叶、贺能给反革命一个打击，影响到各县农民起来争斗，于海陆丰是有很大帮助的”。南昌起义军前委曾经派人到海陆丰招兵，海陆丰党组织“全力帮助，决招足三千人（他们原定二千人），因他们没有带招兵的款项，也预备一万元借给他们作招兵之用”。然而，当招募的农民出发时，南昌起义军便已经失败了。得知起义军失败的消息，东江特委还曾计划“分六路去找革命委员会，并请他们按原定计划到海陆丰来”。初到海陆丰的第二十四师董朗部，部队严重减员且又编制不整，更重要的是消极悲观不满的情绪弥漫。见此情景，东江特委当即决定重要的是“维持军心，暂时避免作战”。附近的农民纷纷被动员起来，参与慰劳部队，伤员也得到了治疗，“这样一来军心也渐渐安定了”，“经过几天的休息整理，经过了一番的宣传，军中的党部也成立起来了，一切的怨恨怀疑和幻想减少”。至此，部队在激石溪完成了初步的整理。

随后，这支部队转移到海陆丰县委和东江革命委员会的驻地朝面山，在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对部队进行整编，更改了部队番号。当时考虑到“如仍名某团，恐目标太大”，东江特委便将这支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董朗这支部队的到来，使海陆丰县委和东江革委对革命前途极表乐观，他们认为：“党员及群众都以为海陆丰农民能够以自己的力量两次夺取了海陆丰，现在当然更可以扩大暴动。”于是，东江特委决定先让这支部队去攻打南岭。然而因部队缺少攻碉楼的武器，屡攻不下，最后被迫撤回到与朝面山毗邻的中洞。

根据1927年10月15日张太雷传达的中央关于放弃国民党旗子的指示，广东省委和南方局认为，部队应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但是考虑部队现有人数不足一个师的编制，决定先暂时组建一个团，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由董朗任团长，颜昌颐任党代表。第四团下辖第一营、第二营，张宝光任第一营营长，刘立道任第二营营长。团、营、连三级干部均为共产党员担任，在营级建立党支部，积极发展党员。对于部队中存在的非共产党员干部，则由其自行决定去留。此时，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已经不复存在，董朗部队的上级党组织是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现存史料中没有看到中央对第二十四师（第二师第四团）的具体指示，参照10月23日《中共中央致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信》关于“惟二十五师则设一特委归广东省委指挥，但特委所到地应与该地党部发生密切关系，共同领导该地工农暴动工作”的表述，中央对于第二十四师余部组织隶属关系的设想，大体应是如此。10月间，广东省委发布指示，取消5月份设置的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革命委员会，并在“第二师成立特别委员会为公开领导机关。特委直接受省委领导，各县委与之发生密切关系”。事实上，第二师特委不能领导各县委，地方党组织常常自行其是。11月，彭湃请示广东省委“党应否要有能指挥各县权限的组织”，得到广东省委肯定的答复“设东江特委管辖海陆丰、普宁、五华、惠来、紫金等县”。就此成立了新的东江特委，彭湃任书记，颜昌颐等人为委员。东江特委下辖军委、宣委、经委，颜昌颐任军委主任。东江特委成立后，原第二师特委撤销，第二师党委置于东江特委领导之下。

经过第二次改编和休整，第四团的战斗力得到提高，成为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主力。按照广东省委准备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指示，10月25日，彭湃发布举行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命令。30日，第四团和海丰农军首先在公平区举行暴动，占领了公平镇。梅陇、汕尾等区也被农军攻下。起义发动后，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与海陆丰农军紧密配合，收复海丰、陆丰两县城。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广东省委要求海丰、陆丰县委“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组织苏维埃”。11月初，彭湃返回海陆丰，领导筹备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11月13日、18日，陆丰县和海丰县相继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政府。这标志着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12月中旬，根据广东省委指示，东江特委将第四团正式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后改称工农红军第二师，简称红二师）。除原有的第四团外，另成立由海陆丰农军与青年团员组成的第五团，全师共有1800余人。董朗任第二师师长，仍兼第四团团长，颜昌颐以东江特委委员兼第二师党代表及第四团党代表，王备以东江特委办公厅主任兼第二师参谋长，刘立道升任第五团团长，张寿辉为第五团党代表，高山子、于以振分任第五团第一、第二营营长。扩编后的红二师加强了自身建设，在军队中大力发展党、团员的工作。“军队中党员，初在二师中，只百余人。至后增加党员团员六百余人。每连、团设支部，支部中干事书记等，士兵平均占三分之二。该团、连发生校内校外事时，该支部等有全权呈请上级党部取决办理。每连、团设有党代表专司党务及政治工作。”部队“打破雇佣制发饷制”，“每连士兵，组织一经济委员会，营、团亦然”，代表士兵利益，实行经济公开，改变官兵不平等的发饷制度。同时，红二师还加强了后方留守处中洞的建设，建立了枪械修造厂、被服厂、红军医院、报社和印刷厂，修筑了碉堡、战壕等军事设施，铺设了通往其他关键地区的电话，还储存了大批粮食和其他物资，使中洞成为红二师和东江特委重要的军事基地。这样，董朗等人率领的南昌起义军第二十四师余部，在广东省委领导下和彭湃领导的农军配合下，在海陆丰逆势崛起，成为点燃中国革命燎原之火的一束火炬。

然而，第二师和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问题。

第一，“城市中心论”错误定位的影响。八七会议以来，急于从大革命的失败中重新崛起的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一个最严峻的现实问题，即如何把“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难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经济形态的多样化，以致城市不能领导乡村。中心城市广州是反革命力量最强大最集中和防范最严密的地方，而自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以来中共在那里遭受了惨痛的牺牲，成为革命力量最单薄的地方；广大农村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中共在那里聚集了相对雄厚的力量。在城乡之间敌我力量形成巨大反差的状况下，中共却偏偏在自身力量薄弱的城市举行暴动。南昌起义失败后，根据广东省委新的暴动计划，仍然要求“各地农民暴动的潮流应导之使趋向政治、经济及无产阶级中心之广州”“各地农民暴动要与广州工人联络成夺取全省政权的总暴动”。中央认为：“城市工人之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作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本末倒置，从根本上束缚和制约了第二师与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健康发展。

第二，对脱胎于国民革命军但已经成为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中共极度不信任。中央唯恐以中共影响下的革命军队为主力发动的武装起义成为新的军事投机。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中央要求“叶、贺之残余部队应积极拥护农民暴动，剩余之枪支尽数武装农民，不可靠之部队以农民改编”。广东省委、东江特委机械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在制定和执行10月底武装起义计划的过程中，一味地安排农军攻打保安队民团的据点城镇，却把正规武装第四团摆在辅助位置。农军或是不愿意攻坚，或是没有能力攻坚，既造成无谓的牺牲，又错失时机，并严重挫伤了第四团官兵的革命热情。实际上，最后大部分战斗的胜利都是依靠第四团。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称赞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第四团“军队精神很好，打仗甚勇，与工农携手”。当时陆丰的反动地主亦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攻河口时，其主力军，是叶挺、贺龙残部三百余人，由红军第二师长董朗指挥。该残军勇悍善战，枪弹充足，并有水机关五架，一分钟可发百弹，其战斗力充分若壮，故河口失守。”

第三，领导机制脱节。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遥控指挥海陆丰的斗争，第二师党委置于东江特委的领导之下，几乎无权过问地方的事务，而地方党组织领导鲜有军事斗争经验。这与井冈山红四军前委指导井冈山根据地地方党组织的机制大相径庭。其危害主要表现在武装力量体系问题上，主力武装与地方武装成为不相干的两张皮。从董朗率军进入海陆丰到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沦陷，红二师第四团事实上一直处于官兵数量日益减少而鲜有补充的境地，很难得到地方的有效帮助。1927年10月董朗率军初到海陆丰时，海陆丰县委曾命令30名党员前往董朗部接受军事训练，以增强海陆丰的军事力量，然而没有一个人前去受训。中共六大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中共六大认为“红军一定要在苏维埃政府指挥下，绝不能单独受党直接指挥。海陆丰红军在党东委指挥下，实际在东委书记一人指挥。脱离群众政权的指挥，这应改正”。

12月中旬，在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高潮时，虽然发展组建起第五团，但是“这一团士兵都是海丰的工农分子，而且党员要居多数，至于各连的党代表都是海丰的同志，他们一到军队中来，过不惯军队的生活，不但士兵完全逃回家，就是党派到各连任党代表的，也各人完全逃回家去了。第二师的党代表颜昌颐向海丰县委提出执行纪律，海丰县委以一个莫可如何答之就了事”，第五团很快就散了。后来，广东省委军委在总结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时指出：“第五团的经济待遇等都比第四团好，但因为他们大部分是农民，没有相当的训练，所以表现得不好。他们也是要求加薪饷等问题，目的达不到，就跑回家去。第五团在高潭变走也是为此。现仅有百余人。”广东省委军委给中央的报告还指出：“农民不愿当红军（虽然是宣传的错误，使农民依赖红军，乡土观念重不愿当红军，恐调外县打仗，但是他见到红军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生活的困苦等，无法引起他们当红军的兴趣），所以打来打去把这几个红军打完了。”的确，当时海陆丰的农军不止一次地被指责“无军队纪律”，而招募的工农革命军“无论同志或非同志，十之八九皆潜逃”。

其实，问题的实质在于，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在强敌的包围下开展军事斗争是苏区党、政府和军队共同的第一位的中心任务，是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党政军都应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而不是各行其是。但是，海陆丰的斗争，事实上只是红二师的单打独斗。像井冈山红军那样，主力武装拨枪派人建立赤卫队、发展地方武装，经过锻炼的地方武装充实壮大主力武装的良性循环，以及红军、游击队、赤卫队三级一体化的武装力量体系，始终未能在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形成。红二师不得不持续地打消耗战，并得不到补充，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与此相关，由于地方党组织与军队党组织关系的脱节，无法得到海陆丰农军和赤卫队的配合，红二师一直没有完成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术转换，无法适应敌强我弱形势下农村游击战的新环境，只能在强敌进攻下苦撑并日渐萎缩。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后，本来有一次转机。被迫撤出广州的起义军余部，在花县整编为红四师，师长叶镛，党代表袁国平（袁裕），全师共1400余人。随后，红四师奔向海陆丰。1928年1月，东江特委趁粤桂军队在东江混战的有利时机，借助红四师这支重要军事力量，扩充根据地的规模。东江特委决定，红四师“一团留海丰，两团收复陆丰后，即向普宁发展，第二师第四团向紫金、五华发展”。从1月14日起，红二师、红四师陆续发起了紫金南岭之战，海丰赤石之战，普宁果陇、和尚寮之战，惠来葵潭之战，攻克南岭、果陇、葵潭，取得了赤石大捷，使紫金、惠阳、海丰、陆丰、惠来、普宁六县的红色区域连成了一片。海陆丰苏维埃区域人口达到70余万，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再次出现大好局势。但是，由于上述问题没有解决，转机稍纵即逝。

1928年2月中旬，在与张发奎等军阀混战中胜出的李济深，调集大军分路围攻海陆丰革命根据地。2月下旬，海陆丰军民同时在两县与敌军展开激战。红二师、红四师由于主力分散在各县，无法汇聚力量组成有效的反击。2月29日和3月1日，陆丰、海丰两县县城相继失守。到3月底，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地区沦入敌手，东江特委和红二师、红四师撤往惠来。5月3日，广东省委派来曾经先后主持铁甲车队、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和广州农讲所军事训练的赵自选，统一指挥红二师、红四师和海陆丰工农武装对海丰县城展开了攻击，这是红二师、红四师在海陆丰发起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斗。然而，由于各部配合失调和敌军防守严密，这次战斗最终失败。此后，红二师撤入陆丰激石溪山区，“有步枪及短枪四百余支，人数五百余人”。随着国民党军不断地“会剿”，至1928年秋，红二师仅剩140余人。12月5日，广东省委指示海陆紫特委：“红军同志经过长期的时间，而现在多有病者，且现在经济上大为苦难，省委同意送他们离开海陆丰。”接到省委指示后，海陆紫特委成立了遣送红军出境委员会，开始分批遣送红二师、红四师官兵离开。

海陆丰曾经是全国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地区，是毛泽东所说的“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也是“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那里接连发动了三场起义，在全国率先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并且最早创建起县级苏维埃政权（1927年11月13日和18日分别成立的陆丰、海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略早于11月28日的茶陵工农兵政府），是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步建立的最早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参与创建海陆丰根据地的红二师，源自叶挺独立团，其前身第二十四师成立时，由叶挺亲自任师长，是中共领导下历经百战的主力武装，其战斗力、战斗作风和革命精神均是顶级的。然而，令人唏嘘的是，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却成为最早沦陷的苏区，红二师也成为划过慢慢长夜的一颗彗星。

四、突围：从三河坝到赣南湘南的新征程

1927年10月2日至4日，南昌起义军留守三河坝的部队，在朱德带领下与敌激战三昼夜，伤亡近千人，被迫撤出战斗。朱德指挥余部南撤，“打算靠近主力，但中途就听到主力受挫的消息，没有到汕头，就转道饶平，北撤福建武平地区”。途中在饶平接收到从潮汕地区撤出的第二十军一部，约200人，并得知主力部队已经在潮汕失败的消息。此时部队“尚余两千余人，枪支约千余支”。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和七十三团团长黄浩生（声）、参谋长袁也烈等人，根据师党委会的决定离队寻找中央请示部队的行动方针。他们的离队，进一步加重了部队的悲观情绪，许多人纷纷不辞而别，当部队经福建武平到达江西安远天心圩时，队伍仅剩1500人左右。

关于此后朱德和陈毅等人如何挽狂澜于既倒，通过“赣南三整”或“赣南四整”，使这支队伍重振雄风的历史，学术界已经有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丰硕，这里不再赘述。现就整顿思想、整顿纪律、整顿组织和军事整训以外，朱德等人何以能够逆势而起重整旗鼓的原因，作一些分析。

（一）朱德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

出身云南讲武堂的朱德，虽然在护国战争中已经崭露头角，成为少将旅长，后又在苏联学习军事，在西南军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但是，在南昌起义时，他担任只有区区几百兵力的第九军副军长（军长韦杵未到任），甚至不是起义军军事决策机构参谋团的成员。陈毅说，当时朱德的“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三河坝分兵，使他有机会指挥南昌起义军主力之一的第二十五师。该师是直接由叶挺独立团扩充而成的，其中第七十三团就是叶团的正身。师长周士第黄埔军校一期出身，铁甲车队队长、叶团参谋长、第七十三团团长的任职履历和东征、北伐、第二期北伐等战场锤炼，使他成为比肩叶挺的著名将领，如果不是他在撤守三河坝之后离队，朱德对这支部队指挥权的行使能否继续有效，将会有很大的未知数。聂荣臻当年在给中央军委的信中就曾指出朱德掌握部队的困难，并对他率部进军湖南担忧地说：“玉阶（朱德字玉阶——引者注）既不能全掌握军队，而兵士又多湘人，入湘后部队更难维持了。”

朱德在撤守三河坝后，这支由多个方面拼凑组合的部队，虽然到大余时还剩下七八百人，但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中心。朱德遂对部队进行整编，取消只剩下空架子的“军、师、团”建制，将“二十五师及第九军，合编为一纵队，朱德充纵队司令，七十三团编为第一路，第九军编为第二路，七十四团编为第三路，七十五团编为第四路”，共组成七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和一个重机枪连。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纵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司令员，陈毅任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这样，部队的人数虽然少了，但编制和军令统一了，朱德的军事指挥权得到巩固。

需要强调的是，朱德的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绝不只是军事指挥权的确立，而是通过“赣南三整”在坚定全体将士革命必胜信念的前提下、在加强党组织对部队绝对领导的前提下确立的。陈毅回忆朱德在天心圩的讲话时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朱德后来谈及此事时，也强调“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并且，当时确立的不只是朱德一个人的领导，而是以朱德为主，辅以陈毅、王尔琢的三人领导。

南昌起义之前，陈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是军校的实际负责人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的主要助手。南昌起义后，陈毅从武汉到南昌，后在临川赶上起义部队，被任命为第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与朱德一道率军从三河坝撤出西进的过程中，干部不断离开，后来在师团级政工干部中只剩下陈毅。粟裕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陈毅同志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和坚持工作的。那时候他来到部队不久，上下关系都很陌生，职务也不高，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当时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被人们所看重的。”然而，陈毅硬是凭着“他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实际行动，逐渐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

王尔琢，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参加过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商团叛乱和二次东征的战斗。北伐中，他任由滇军改编而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师党代表，与他们一起三战南昌，通晓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的情况。南昌起义时，王尔琢任第七十四团参谋长。因而他成为沟通第九军军官教导团和第二十五师官兵之间的一个关键人物。

“赣南三整”期间，陈毅和王尔琢坚定地与朱德站在一起，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一个在党的原则基础上形成的领导核心，及其作用的发挥，是这支队伍能够团结统一和保持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萧克回忆井冈山时期的朱德说：“当时四军官兵特别是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三河坝失败后继续战斗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朱军长在，大家就感到踏实。”

（二）加强部队基层党建

1927年10月底部队到大余时，有党员五六十人，不及部队人数的十分之一。粟裕回忆：“当时这支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一般是没有党、团员的。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在朱德的支持下，陈毅具体主持党、团员重新登记工作，成立党支部，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去，同时选派一些优秀党员下去担任政治指导员，加强党在军队基层的工作。虽然这和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作为制度建设，明确提出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还有差别，但方向是一致的。萧克后来评价道：“当时各个地区的革命领导人，都在寻找如何建立革命军队的办法，南昌起义军在崇义、上犹的整编与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意义是一样的，都在探索并实践建立新型的革命军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要知道，当时在中央层面尚无这样的觉悟。12月21日中央给朱德等人的指示信中，虽然明确强调“军中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但具体的规定仍然是“你们必须依照从前的组织系统——团成立支部下分小组，师成立委员会——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行动”，还是停留在叶挺部队党组织设置的水平。朱德等人根据当时部队的现状，加强部队基层党的力量，突出党员的带头作用，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从实际出发做决策

党的领导是锻造新型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前提条件。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确定实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切合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任务，最大程度地动员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抓住了中国革命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特点——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大革命失败之后，也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确的总方针，指明了创建和发展人民军队的根本路径。但是，如何贯彻这一总方针，对于全党上下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出现某种偏差和错误势在难免。特别是在一些具体的斗争决策方面，远在上海、广州、长沙的中央和省委，其决策的正确性和及时性，往往滞后于在斗争第一线的同志。从中共中央1927年12月21日给朱德等人的信中可知“自从三河坝与潮州的交通被敌人切断后，党的指导机关即与二十五师全体同志失了联络。潮州失守后，粤省委曾两次派人追赶你们，及你们退武平转入江西信丰时，江西省委又派人前往接洽，最后知你们已越大庾岭而入湖南，中央又乃命湖南省委派人与你们接洽。但一切都是徒劳的，始终未得赶着你们”。这种情形逼迫朱德等人必须独立自主地依据实际情况，决定自身发展中的问题。这在客观上为这支队伍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两个非常好的契机。

一是免遭“城市中心论”之累。对于这支在溃败中重新收拢起来的队伍来说，无需再强为所难，这是他们得以避敌生存的重要条件。那时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广东军政当局，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是全国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为了对各地奋起反抗的工农武装起义实行军事镇压，广东当局调动大军，实行分区“清剿”。其中，“陈济棠、薛岳负责东江及海陆丰，重点在海陆丰”。

朱德所部却能反其道行之，绕行闽西，脱离重兵堵截，进入敌人统治薄弱的赣南地区，得以喘息和休整。1927年10月7日在饶平茂芝召开的会议上，朱德说：“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带，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我们应当以此为立足点。”带部队西行进入赣南的另外一个目的是鉴于官兵多为湘籍，下一步的目标是要到湘南去。赵镕回忆在10月间确定的战略是“隐蔽前进，穿山西进，直奔湘南”，他特别记述朱德当时提出北伐军经过湘南时，是如何拥护北伐，党组织普遍的有了，湘南农民也都起来了，湘南条件很好。关于赣南和粤赣边界地区敌人兵力空虚的情况，还有新闻报道可以印证。《大公报》1927年9月10日消息：“同时又令驻赣粤边界之钱大钧部，回师东江，以期夹击叶贺。其进逼湘南及驻乐昌之第十六军范石生部，亦令撤回，集中仁化，必要时则由粤汉路南下，转往东江。”9月26日的《申报》也报道：“钱大钧已赴沪，粤赣边境部队千余，由陈济棠收编。”在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下，敌人统治薄弱或间隙的赣南地区，正是朱德所部获得喘息、休整的生存之地。

二是建立与滇军范石生部的统一战线关系，使部队在那里得到庇护和物资补充。在朱德率领部队转战粤赣边区时，以范石生为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已从广东韶关移防湖南郴州、汝城一带。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的同学，他们曾一起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北伐开始之后，第十六军与中共方面也一直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军内有中共党组织。南昌起义军南下时，周恩来就给朱德等人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用”。所以，当朱德从报纸上得知第十六军移防的消息后，便给范石生写了一封信，希望与他建立合作关系。半个月后，朱德接到回信，范石生邀请朱德到汝城会晤。朱德召集党内会议讨论后，决定前往汝城。在范石生接受朱德提出的必须保证自己队伍独立自主的条件下，朱德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〇团，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〇团团长，不久又挂上第十六军总参议的头衔。同范石生合作为部队带来许多好处，朱德曾总结道：“第一，可以暂时隐蔽目标（我当时化名为王楷），求得休整的机会，待机行动。第二，可以得到物资补充。合作时，他给我们发了两个月的军饷，补充了被服弹药等，我们临走时，他又给了我们几万元现洋作为路费。”

与范石生合作的好处，还不止朱德总结的这两条。1927年10月下旬，初到井冈山的毛泽东，率秋收起义军第一团往遂川途中受到地主武装萧家壁的靖卫团伏击，队伍被冲散。张子清率领第三营一路转战，于11月上旬至上犹县营前，与正在那里集结的朱德所部会合。杨至诚回忆：“我们又与井冈山来的工农革命军一师一团三营汇合了，经张子清、伍中豪同志介绍，我们才知道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这更增加了我们的勇气和信心。部队中湖南人很多，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领袖，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多同志都读过，影响很大。于是'到井冈山去找毛泽东同志去’便成了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一个多月后，张子清率领同样获得范石生弹药物资补充并且更换了新装的第三营回到井冈山。这样，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军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之间，互通了消息。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朱德与范石生的合作，在执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中央那里，是不能容忍的甚至是大不韪的。12月21日，中共中央给朱德等人的指示信中，明确要求他们立即从范石生部撤出：“假使你们已经与范石生发生了组织的关系，你们便应很坚决根据上述的使命，从他的军队中分化出来。”12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致信朱德，措辞严厉地要求他们“坚决的脱离范石生”。历史不能假设，如果朱德没有与范石生的合作，会是什么样的一番情形。

（四）开始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术转变

第二十五师不仅作为叶挺独立团的嫡传，养成了英勇顽强、勇往直前的战斗作风，而且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正规部队，保持着正规战的战术。撤离南昌南下广东的战斗，在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下，南昌起义军的正规战战术已经受到新的战争条件的挑战。特别是三河坝战斗后，千余人的小部队在偏僻山区行军和作战，更显露出正规战战术的不适应。因此，朱德在江西崇义就提出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的问题，开始揣摩训练部队游击战战术问题。朱德回忆：“关于游击战争，我还有点旧的经验。过去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

朱德认为，南昌起义留下来的这支队伍，真正开始新的整训还是在崇义上堡，从南昌起义后经过三个月的行军和作战，直至转到上堡后，才算稳住了脚。他回忆在上堡一项主要的事务就是“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朱德对部队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这种适应战争环境和敌我力量变化而进行的新战术养成，既是朱德部队当时的生存和发展之道，也是后来井冈山红军“十六字诀”游击战战术的源头之一。

经过为期20天左右的“赣南三整”，1928年1月中旬，朱德和陈毅率领部队由粤北转移到湘南宜章，揭开了粤北湘南暴动的序幕。随后，朱德和陈毅对部队进行整编，成立了湘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宜章暴动后，国民党军政当局命令许克祥率领六个团从广东乐昌赶来镇压。朱德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一举重创敌军，起义部队取得第一个大胜仗，声威大震。接着，朱德率部北上，发动湘南总暴动。在起义中心区域各县的影响带动下，邻近地区的党组织也纷纷响应，革命烽火迅速燃遍湘南，武装起义席卷二十余县，上百万工农群众参加了暴动，声震湖南、广东、江西三省，呈现了“红旗漫卷南天乱，湘南这边红一遍”的新局面。朱德和陈毅以及中共湘南特委共同组织发动的湘南起义，是继三大起义后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而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起义，历时三个多月，先后建立了八个县级苏维埃政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四个师和两个独立团，兵力达到8000余人，极大地鼓舞了工农群众的斗志，表明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强势复出。

五、新局：潮汕失败与井冈山会师

四一二事变以来发生在各地的反革命政变，使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被倾覆，广大工农劳苦大众再度被抛入黑暗的深渊。2.6万多共产党人和31万工农群众被屠杀的惨痛现实，使中国共产党人比任何时候都愈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从失败中崛起的共产党人，独立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复兴的历史重任。南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是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开端，也是创建人民军队的起点，并且昭示着一个真理：“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创建人民军队的目的，是同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连的。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就必须首先动摇其社会经济基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唤起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亿万农民。因此，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中，把开展土地革命排在武装反抗的前面，南昌起义军就是高举着土地革命的旗帜进军广东的。但是，如何才能把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学术界对南昌起义夺取中心城市广州的进军目标多有诟病，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也曾不无懊悔地说南昌起义“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朱德后来也总结指出南昌起义失败的主要教训是没有留在江西而去了广东，“假如当时能够利用军阀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改造起义军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住脚的”。但实际上，南昌起义的领导层在执行中共中央指示的过程中，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他们在汀州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把主力引向潮汕地区，并且在1927年9月24日攻占潮汕后建立革命政权——潮汕革命委员会。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为了贯彻中央的初衷，占据出海口，便于获取苏联支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从实际出发借重彭湃等人过去在这里开展农民运动所打下的群众基础。这一点，周恩来在起义军南下途中给中央的信中说得十分明确，“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势许可，自以早取广州为佳，否则，在潮、汕须一月余之整顿”，并要求中央“电知粤省委号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可惜的是，在强敌的围堵进攻下，起义军很快就失败了，潮汕政权仅存在了7天。历史没有给南昌起义军进一步施展其抱负的机会。

董朗率领的起义军余部组建第二师则续写了主力军未竟之业，他们与彭湃领导的农军相配合，成功开辟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这个事实表明南昌起义军进军潮汕的决策是正确的，是在解决武装斗争如何与土地革命结合问题上的一次极为宝贵的探索，对此应该予以充分肯定。董朗部开辟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事实，为学界全面准确地认识南昌起义的历史作用提供了重要佐证。它表明，无论是在江西就地与农民运动相结合，还是在广东，只要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后来的问题是，中共中央、广东省委、东江特委把海陆丰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仅仅作为夺取中心城市广州的一种配合。中共中央认为南昌起义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只想在汕头建立政府”，“东江固然重要，而南北亦须起来，以围攻广州为主要目标”；并且没有认定第二师已经是中共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一基本事实，反而要用农军去改造，过于强调农军的作用和革命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在领导机制上的问题。有的学者还从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土地政策偏颇、阶级路线过左等方面，阐述第二师为什么没能成长为一支主力红军和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为什么很快失败的原因。

从第二师来说，他们在起义军主力失败和敌人重兵“清剿”的严峻形势下，革命信念不变，革命意志不减，通过加强自身党的建设，通过开展军队的民主主义，通过整编、整纪，通过密切与海陆丰人民群众的关系，顽强地生存下来，不仅保持了战斗力，而且发展了队伍，打击了敌人，并且和地方党组织一起成功开辟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他们的努力当年就曾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中央在要求朱德率第二十五师去湘南发动武装起义的信中介绍：“旧二十四师在海陆丰参加农暴，不但自筹给养提高了兵士生活，并赞助农民分配了土地，分配了地主的财产给贫苦无业的农民，这一工作你们应该首先注意。”这些充分表明，第二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坚强可靠的革命军队，他们的牺牲和奋斗，在人民军队创建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在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大革命失败后创建的各路红军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发动武装起义过程中组织起队伍或播下了火种，然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当时全国发生了大小不等数以百计的暴动和武装起义，但并不是每次起义都能组建起一支军队。起义前后组建军队的情况也各异，如果将其集中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则会大大深化和丰富学术界对人民军队创建史的认识。

南昌起义集中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所掌握的主要部队，可以说是倾尽全力奋起一搏。这次起义失败后剩余的两支部队，其主体力量——第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同根同源，均出自中共组建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叶挺独立团。他们在三河坝分兵之前的经历、编制、构成、作风、战术、训练方式等，几无二致。但他们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的境地和发展情况，却有了很大的不同。对他们的发展过程进行比较研究，更是具有典型意义。

其一，董朗部重新聚拢后，得到具有深厚农民运动基础的海陆丰地区农民群众的热情接待和妥善安置，这是他们自南昌南下后不曾有过的待遇，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创建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朱德部远走湘南，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免遭“城市中心论”错误之累，但他们转战的区域，党组织和农民运动基础相对薄弱，在很大程度上是孤军奋战，这迫使他们要用更大的气力进行思想信念、部队士气、群众纪律和部队内的党建，磨炼部队的毅力和战斗力。

其二，董朗部主要成分都来自第二十四师，内部团结。朱德部则既有第二十五师的，又有原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的，还有在饶平收留的第二十四师的200余人，存在着如何增强团结、统一指挥和确立新的领导核心的问题。

其三，董朗部自转战至潮汕地区起，就和东江特委建立了联系，进而得到广东省委的领导，有上级党组织引路，一方面增强了部队战胜困难的信心，但同时由于广东省委执行中央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他们的发展造成不良的后果。朱德部一度和上级组织失去联系，使得他们不得不独立自主地决策如何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反而在逆境中找到转变正规战战术和发展与范石生部统战关系等谋求生存的路径。

如果说两支部队的共同之处，最主要的就是他们都自觉地坚决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命令。

以朱德部来说，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朱德部收到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要他们“从韶关直下广州，以援助广州暴动”。朱德立即率部兼程南下，直奔广东，走到曲江，得到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部队收容了广州起义失散人员200余人，随后在韶关西北的犁铺头驻扎下来。12月21日，中共中央给朱德等人发来指示信，要求他们与毛泽东所带领的部队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如果无法与毛泽东部联络，也应该与当地党组织合作，“采取适当机会举行暴动”。根据这一指示，1928年1月中旬，朱德和陈毅率领部队转移到湘南宜章，发动了湘南起义。湘南暴动后，还是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同时也是迫于敌人重兵压迫和处境艰难，3月29日，朱德正式下达撤退命令，部队开始向井冈山转移。朱德和陈毅兵分两路，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经安仁、茶陵方向到江西宁冈；陈毅则率领宜章第三师、耒阳第四师、郴县第七师向资兴、桂东移动，逐渐向江西宁冈靠拢。1927年4月24日前后，朱毛两军终于在井冈山会师。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使井冈山地区革命武装的人数，由不足2000人增加到1万多人，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兴盛和发展，不仅注入宝贵的有生力量，而且带来新的斗争经验。正如粟裕所说：“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而且对尔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朱德和董朗的部队在南昌起义军主力失败之后，在极端艰险困难的处境下，继续高举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大旗，把求生存的意愿和开创新局面的志向凝结起来，整顿内部，积蓄力量，坚决开展对敌斗争，不仅保留了革命火种，而且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还分别开创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粤北湘南暴动。在这个过程中，这两支部队为探索人民军队的建军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锻造了一大批骨干力量，继南昌起义之后，续写了人民军队创建史的新篇章。把他们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结合起来考察，就不难看出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是如何将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有机结合起来的探索过程，看出人民军队是如何锻造的，这包括：加强和发展党的组织，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坚决执行党交付的各项任务；发扬军队民主，完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整顿纪律和严格执纪，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彰显人民军队的宗旨；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养成适应农村斗争环境的游击战战术；深入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动员广大农民群众，以武装斗争为基本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根据地建设为根本依托，全面推进中国革命的复兴。

［蒋建农，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潍豪，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