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国古代的等级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思想，它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等级观念来源于古代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即以皇帝为首的君主统治下的等级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们被分为不同的等级和阶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位和职责。  在古代中国，等级观念与人们的身份和地位紧密相关。 最高的等级是皇帝和皇室成员，他们享有特权和荣誉，并拥有最高的权力。其次是官僚阶层，包括各种官员和文人。这些人通过考试和选拔进入官僚体系，并担任政府和地方官职，负责治理国家和保持社会秩序。 接下来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力。最后是商人和其他职业的人，他们通常被视为社会底层。  下面来看中国古代的等级观念。 基本等级观念春秋时的无宇宣称：
“人有十等”被比于“天有十日”，“君—臣—民”的等级秩序是天经地义的。 这种等级观念，在帝制时代被无数次地申说。韩愈的口吻义正辞严而且杀气腾腾：
 韩愈画像 与神话性的等级起源解释不同，中国人对“君—臣—民”等级起源的解释，相当理性。商鞅云：“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 专制官僚秩序，是历史进化的必然产物。荀子云：
 宋刻珍本《荀子》 圣人、君子制礼守礼，以“定分止争”，在现实中就是君主与官僚制礼守礼，以“定分止争”。 《孟子》、《礼记》论周室爵禄之制，对大国、次国和小国的君、卿、大夫、士之禄，分别做出了阐述。 以“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为出发点，设想了各级官员的爵禄。“大国之卿”的爵禄，被编排为下士和上农夫的32倍。 这反映了当时对薪俸高低差与薪俸民生比的基本态度。就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言，这个设想不算太悬殊。  古人对不同位阶的不同功能，已有清晰认识。
对爵位、俸禄、职事、年资、赏赐、朝位、礼遇等不同等级安排，一一阐释了其运用规则。
对当时各种位阶的功能一一给予阐释。而明人王鏊的论述更为清晰：
需要加以管理的等级，有身份之崇卑、职务之高下、劳务之多少、功绩之大小；相应的位阶手段，就是爵、品、阶、勋。  道艺等级及其升降19世纪普鲁士，有“视官僚为真理化身”的现象。在传统中国，则把君主与官僚视为“圣人”、“君子”。这具有特殊的文化意蕴。 儒家伸张的禽兽、小人、君子之辨，是一种道艺等级。对于道艺等级，古人论述极多。孔子认为，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困而不学4个等级。 孔子画像 孟子用人群规模做尺度，把士人分为“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一等比一等高。 庄子论人，也有境界高下之分，说是“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道艺等级应该与政治等级相应：“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 ”墨子认为：“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 《文子》不厌其烦，把人分成了5大等、25小等，上下等的区分是非常之大的，“犹人之与牛马也”，都接近于人跟畜生的区分了。 
可见，古人是非常热衷从道艺上给人分等的。班固《汉书》中有一份《古今人表》，其中依照善恶，把1931位古人分为从“上智”到“下愚”9等。 汉末的士林品题，除了一般评价外，也有“第一人”、“第二人”的分等做法。曹魏刘劭的《人物志》一书，对人的各种才性条分缕析，大类下面又分小类，其基本思想，就是“能出于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异”。
 在中国人看来，人之道艺不仅是可认识、可描述的，还是可以分等、可以度量的。 可以使用“上、中、下”或三等、九品之类来度量，也可以用人群规模与地域范围做尺度，如十人、百人、千人、万人或县、郡、州、天下之类。 最值得注意的，是借助官职大小的“某某官之才”的表述，这就把道艺等级和官爵等级，直接联系起来了。 魏晋时的中正制度，模仿《汉书·古今人表》，用“九品”给士人的德才分等。
就是说，九品中正制不但把人分为9等，而且还根据德行进退，而有等级升降之事。  九品中正制示意图 中正制及升降品制度，显示了这样三个理念：第一，人品是可以量化的；第二，人品是可变的；第三，人品高下应该与官位官阶相应。 道艺等级虽与人的先天禀赋有关，但更赖于后天的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论“积善”:“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 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个人不断行善、积善，就能提高道艺等级，直到成为尧舜禹那样的圣人。  当然，若自我要求不严，放松了思想改造，人品就会下降。汉末的名士许劭与许靖品评乡里人物，每月重新评题一轮，号称“月旦评”，有如官府的按月考课。“因为被评者不断地有新的言行事迹产生，故品题亦不得不随之更动。” 
“善”可以“积”，“不善”也可以“积”。汉人把这样的思想神秘化了。《河图纪命符》说有这么一位“司过之神”，他“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纪”，即给人的过错算账，扣除人的寿命。
《太平经》 群神掌握着善恶簿籍，三年一中考，五年一大考；三世一大治，五世一灭之。 所“积”的善恶，可以提高或降低位阶。晋代道士葛洪说，立三百善可成地仙，立千二百善可成天仙。 除了天神替人的善恶算账之外，道士们又编制了“功过格”之类东西，以供自我算账。成书于金世宗时的《太微仙君功过格》、《警世功过格》和托名吕洞宾的《十诫功过格》等，都有各种复杂的记账办法。 善言善行为“功”，记于“功格”；恶言恶行为“过”，记于“过格”。 宋朝有个叫赵槩的，每天用黄豆、黑豆计算自己的善与过。这办法很有勉励作用，开始是黑豆多，后来黄豆一天天多起来了。 明人袁枚自述说，有个谷禅师授给他功过格，他每天自记功过，积得了三千善行，结果进士及第，官居高位，子孙兴旺，高寿康健。 《河图纪命符》所谓“夺算”的“算”，是汉朝的一种计量办法，用于考课官员，官吏有功则“得算”，有过则“负算”。 《太平经》中的三年一中考，五年一大考，显然也搬用了朝廷考课的概念。对于功过格，学者有很多讨论，这里所要特别指出的是，它也包含着对王朝考课的模拟。如《太微仙君功过格·序》称：
这“小比”、“大比”，都是王朝考课或考试用语。《周礼》中的“比”意谓考核，包括考核官员和考核人才，有三年“大比”之说； 医师考课，“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 唐王朝在考课中使用“四善二十七最”，并根据优劣善最，而把官吏考为9等。明清科举三年一度，称“大比”。各种善恶簿、功过格，与王朝的考课与考试，相映生辉。 官僚政治的基本特点就是“选贤任能”，这里面正好含有一种“平等”：面对官僚选拔标准，人人平等。 韦伯指出，官僚制对技术能力的重视，导致了“平等化”（levelling）的倾向，“官僚体系的发展大大有助于身份地位的平等”；尽力“平齐”（level out）各种社会差异，是官僚制的基本特征。 孟德斯鸠认为：“在专制政体之下，人人也都是平等的。”又黑格尔指出：“在中国，实际上人人是绝对平等的，所有的一切差别，都和行政连带发生。” 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中关于道艺等级的理念，与专制官僚体制、与王朝品位结构，具有高度的亲和性。 反等级思想等级制是普遍现象，反等级思想也是普遍现象。 道家抱有一种反等级观念，它把“大朴未亏”的状态，即人类的原初散漫状态，视为“至德之世”。 确实，“自然状态”曾启迪了很多人的反等级想象。
庄子画像 魏晋玄学名士中的激进派，如阮籍、嵇康、鲍敬言，进而从庄子“至德之世”走到了“无君论”，公然宣称“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物理”，斥责“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 尽管中国历史上99.9%的人认同君臣等级秩序，但毕竟有几个人曾经宣称，没有君臣，人类将生活得更好，由此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他们的不朽名字。 知识分子对文化自主性的寻求，是与生俱来的。 战国士阶层诞生之初，就滋生了一种自重自尊、藐视权势富贵的精神，这在后来变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士人的“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之类申说，让人想起了贝多芬的名言：
官场与军队是权威人格的滋生地，而文人与学者中，自由人格的比例就高一些了，因为精神创造需要自由。 士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精神追求，构成了消解官爵诱惑与森严等级的一种文化力量。 东汉学者郑玄在某太守自报官衔时，笑答以“仲尼之门，不称官阀”。 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王维所赞扬的“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杜甫所赞扬的“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以及中国古代的“隐士崇尚”，皆是。 在中国官场中，以激越行为超越等级与身份，挺身抗争、阐述政见，也将受到士林“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赞许。 “士大夫政治”多少把自由人格带进了官场。反等级的“另类”虽然很多社会都有，但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官僚组织中，这种士大夫式的反等级亚文化，就不多见了。 一些古老的观念显示，当社会成员彼此以“同胞”、“同族”相待时，森严的等级会被软化。 《礼记·礼运》以公有制的氏族共同体为背景，设想了一个“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之世，在其中“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太平天国宣称要建立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也是以“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理念为前提的。这可能来自基督教的影响。 根据基督教义，上帝让所有的人都以兄弟姊妹相待相爱。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分配上倾向于平均主义，那时恰好通行着一个语词：“阶级弟兄”。 血脉相连、忧乐与共的兄弟姊妹，当然不是算计、榨取和竞争的对象。 既是一家骨肉，就不能老大吃肉，老二吃糠。道家基于“自然状态”而否定等级，散发着更多自由不羁的气息；《礼运》对共有与互助的描述，则洋溢着家族式的脉脉温情。 “同胞”、“同族”或“兄弟姊妹”观念，对财富分化是一种抑制，它可能导向平等，但也可能停留在分配的平均主义之上。 平均分配，就需要主持分配者。传统中国的农民起义，曾提出“平均”、“等贵贱，均贫富”、“铲主仆贵贱贫富”等口号。 唐代王仙芝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称“冲天太保平均大将军”。 宋代起义者钟相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他许诺这个理想将在“我行法”时兑现。 既然需要“行法者”，则君主与官员仍然不可或缺，最后仍要走向等级制。从儒家的“大同之世”、道家的“至德之世”到农民的“平均”思想，都没有发展出政治平等的理念。 君亲师等级及其三位一体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人形成了对等级秩序的特有看法。在各种社会身份之中，“君、亲、师”被给予最高的名分。至少在公元前8世纪，就已形成了对“君、亲、师”的特殊崇拜了。 天地间最重要的等级，被认为有三：基于政治的尊卑等级，基于亲缘的亲疏等级，基于道艺的智愚等级。君臣关系是政治等级的主干，父子关系是亲缘等级的主干，师生关系是道艺等级的主干。 有君臣而有“君道”、而有“尊尊”，由此而有尊卑等级；有父子而有“父道”、而有“亲亲”，由此而有亲疏等级；有师生而有“师道”、而有“贤贤”，由此而有智愚等级，或道艺等级。 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论：
尊尊、亲亲、贤贤，是中国礼制的全部精义之所在。政治等级、亲缘等级、道艺等级是相互分立的。 “君”在尊卑等级中地位最高，但他若是昏君，在贤愚等级中却可能居于下等。同时三种等级又是互渗互补、三位一体的。君主既要施仁政、“为民父母”，又要为民之师而教化子民； 结语官长既是“父母官”，又承担着以礼化民的师长责任。 甚至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每一位居于上位者，都同时有君、父、师的三重身份，都同时有施治、施爱、施教的三重义务。 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最基本等级秩序。 参考资料：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