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1919-2013） 著名经济学家，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经常谈到在经济学中只有一条值得强调的原则，由于受到了经济学家的诱导影响，大多数人也接受了这个原则。没有这个原则，人们也不会把经济学视为一门合法的学科，也不可能把它视为自由教育课程体系的一部分。因此，我把市场的自发秩序原则看做18世纪最聪明的发现。 对于这条原则，体现的最明显的是亚当·斯密的著名观点：“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也持同样的观点，他曾说到经济学家的责任就是揭示如何最小化地使用最稀缺的资源和偏爱。无论何时，只要观察到任何有效提案需要加注爱的情感时，他都要求经济学家给出告诫。 如何理解这一原则是很重要的，它代表了解释经济过程时的态度。对于无法理解该原则的人来说，它是没有秩序的，尽管这些人既缺乏正规的经济学教育（或受到荒唐的正规教育，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也没有关于社会现实最基本的洞察力。如果一个人受到习惯支配就很少会思考，但还是需要自我反思，然而这样他也不会理解这一经济原则，比如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每当他去超市时总是发现杂货商的架子上摆满了番茄汁。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这种环境下他很容易受那些旨在破坏经济正常运行过程的人的影响。番茄汁的持续供应倘若上升到政治意识层面，不论是偶然原因还是有心煽动，为获得稳定的供应（番茄汁或其他物品），经济文盲自然而然地拥护政府的控制措施。作为一个学科经济学存在的理由就是它的教育功能，即尽可能地减少经济学无知者的人数。 即使没有直接提到，我也间接地指出要理解这种自发协调的原则，政治的理由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还有另外两个理由有助于解释该原则。第一，如罗伯特·诺齐克在其饱受赞誉的著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所声称的，关于现实的“看不见的手的解释”比其他解释更有智慧也更有美感。我不完全赞成诺齐克为其论断找出的复杂哲学基础，但从一般意义上说他的理由似乎是充分的。我们认为这一理解和解释具有正面价值，这引发了一些不负责任的预言。相比牛顿式（或后牛顿式）的解释，如认为行星运行与“上帝的意志”有关。经济学的解释就是让我们明白为什么番茄汁会在货物架上，以及当某些具有内在价值的物品需求增长时，将会发生什么问题。 第二个理由就是效率的应用。我们知道货架上将会有番茄汁，然而也知道将会有更多的番茄汁、土豆、鞋子——更多有经济价值的物品——只要我们不去干涉而是依靠市场力的运作。如果我们把经济总值当成一个合理的目标，那么这就为其提供了一个解释协调原则的工具性理由。 或者我们可以引入迈克·波兰尼关于组织科学使用的类似原则。假如我们立志于探求未知问题，最好让科学家自己决定他们的研究。既然拼图游戏的“完整拼图”没有设定边界，或者即使设定了边界也没有人知道，那么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不同的人来确定小的拼图。 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发协调的原则需要对这三种理由进行解释，分别是政治的、审美的和经济的理由。如果把三者混淆就可能会造成应用上的混乱。在另一个例子中，我们不再使用杂货商架子上的日常商品，而是在圣地亚哥海滩上丢弃的垃圾（这里，假设没有相关法律禁止倾倒此类垃圾）。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垃圾让美丽的海滩变得脏乱不堪。与杂货商的架子上的番茄汁同样，我们可以理解和解释这个结果。人们在海滩上倾倒垃圾不是因为他们邪恶或恶毒（这种人可能是存在的，但即使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们也不过是一小撮人）。人们倾倒垃圾只是因为他们的利己主义，这一行为的含义可大可小。然而几乎所有人都明白，脏乱的海滩不会比干净的海滩更好。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由自己丢弃的垃圾只不过是整个海滩的一小部分，同时他们自认为自己处理垃圾的成本可能更高。在大数情况下，相对而言个人行为对垃圾总量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可能的情况是，每个人一面继续丢弃垃圾而另一面却在谴责这个肮脏的海滩。 当然，这是经济学家熟悉的案例——外部不经济性的例子，它产生了公共的恶，也是广义上的囚徒困境。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已经出现了可观察的结果，因为产权还没有应用到海滩等资源上面。假如这类稀缺资源属于某个人或团体，他们将致力于维护清洁的标准，把外部不经济问题内部化，目的就是保证经济效率。然而，我的目的既不是分析这类特殊案例，也不是许多“市场失灵”引起的普遍问题。我的目的不是阐述关于“秩序”的“看不见的手的解释”，显然对于那些满足于此种解释的人来说，这不是令人满意的。通过对个人行为进行观察，我们已经解释了海滩上堆满垃圾的原因，即每个人都在最大化自己的效用。这种行为互动关系导致了多种秩序模式，它不是由任何个人设计而成的。同样，这种秩序也不是源于该互动进程中任何行为体的主观性。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三个自发协调的基本原则应用到下述案例。脏乱的海滩上出现的“秩序”，是由无政府状态造成的；也是没有政治的或管理的协调控制或管制的结果。我们完全理解这也源自于“看不见的手”的机制。在其他案例中，我们对解释观察到的结果感到满意，在由个人组成的互动关系中，出现了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行为，这让该解释显得非常“自然”。从审美的角度来理解该原则，这种方式与亚当·斯密的“肉―面包―土豆”的例子并无区别。 “看不见的手”的机制让我们认定海滩上的垃圾将会维持在特定范围之内，它实际上是由个人效用最大化决定的。无政府状态并不必然产生混乱；即使在没有政府权威的特定管制和控制情况下，公共的海滩也不一定堆满成吨的垃圾。对于任何给定的人群，不论处于何种道德规范，关于公认的公共资源中的无政府状态也会达成某种均衡，通过术语等分析工具经济学家可以预测和描述这种情况。 使用经济的而不是审美的或政治的原则来分析海滩垃圾的例子，它不同于亚当·斯密的屠户、烙面师和烛台匠的例子，也不同于包括我提出的番茄汁例子在内其他广为人知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案例。按照自发协调原则的标准进行解释，在没有政治管制（当然，假定有完善的机制合法地保护产权）的直接干涉下，依靠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动力，可以预见我们将会得到更多的肉、面包、烛台以及番茄汁。假如我们普遍地承认多比少更好的价值判断，而且每个人都比其他人能更好地确定自己的利益，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有效率的。如果使用技术性的经济学术语，我们可以说市场运行产生了帕累托效率的结果，这意味着在正常的条件下，可以假定不存在这种安排，即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好。 然而，垃圾海滩的例子推导不出这一结论。在无政府状态的均衡中，每个人都独立或分别行使着无拘无束的效用最大化行为，而且没有改变这种行为的动机，也没有谁会有清理海滩垃圾的念头。然而，倘若所有人或大多数人改变他们的行为，主动去清理海滩上的垃圾，那么结果是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更好。这里生活的“更好”的意思有着特定的内涵，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在改善自己的行为之后，使沙滩的每个人都发现自己获得了更多的效用。没有谁会觉得获取的效用比以前少。这不过是“看不见的手”起作用的另一种说法，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个人的单独或独立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并不必然带来效率。通过垃圾海滩的例子，自发协调的原则解释了可能出现的经济无效率，这是无政府状态均衡的特征，也有助于解释亚当·斯密的案例，在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均衡（确定产权）下可能出现的经济无效率。从这个角度说，在本质上自发秩序的原则是完全中性的。它不必仅仅或主要限定在解释有社会效率的意外或无意识的结果。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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