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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知晓黄梅戏《天仙配》的故事。 青年男子董永，幼时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后为躲避兵祸，父亲病死于路途。董永无钱为殓，只好卖身葬父，适遇一“落难“女子，求其收留为妻，董永无奈应允，与之同往债主家中为奴。 债主命织锦三百匹用来还钱，董永妻仅用一月就织好了，观者无不疑为神人。原来这位织艺非凡的女子，正是天上的仙女。就在这对患难夫妻双双还家的时候，玉皇大帝派人拆散了他们，人世间遂有了这段缠绵悱恻的动人故事。  故事中董永的妻子，即所谓的仙女，显然是虚构的人物。那么，董永是否实有其人？ 汉初刘向在《孝子传》中作了记载，可惜该书早已失传，幸好其内容在历史上被人转引或辑佚，仍然可以找到有关董永的踪迹。先《搜神记》中的记载： “首刘向《孝子图》曰：有董永者，千乘人也，小失其母，独养老父，家贫困若，……其父亡殁，无物葬送。遂从主人家典田，贷钱十万文。语主人：后无钱还主人时，求于殁身主人为奴，一世常力。'葬父已了，欲向主人家去，在路迷一女，激与永为妻……” 宋代历史学家李肪，在他主编的《太平御览》中，也转述了刘向《孝子传》有关董永的情况： “前汉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线主曰：后若无钱还君，当以身作奴。主甚悠之。永得葬父毕，将往为奴。于路忽逢一妇人，求为永妻……” 刘向的《孝子图》、《孝子传》情节基本一致，但文字却有差别，是否为刘向的原作，使人产生怀疑。 有人推测，所谓刘向的《图》、《传》，很可能已经被人改作，或者这个改写人就是句道兴和李肪。前者长于小说笔法,后者要呈献朱仁宗御览，顺手做些适当加工改动，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这些文字不能算是董永故事最早的和最可靠的记载。比如，早于句道兴的还有东晋新蔡干宝《搜神记》，其中也有董永的故事，写得很像短篇小说，名曰《董永妻》。原文不长，照录于此：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遗之。永行三年孝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人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绿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日：'我天之织女也。缘君王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干宝是东晋文学家，元帝时曾以著作郎领取国史，时有良史之称。他记载的董永故事与句道兴和李防相比，结构大体一致，但缺乏董永等人心理活动的描写。 由此不难看出句、李二人的记载尽管文字各异，但都是干宝一文的演变和发展，看来刘向的《图》、《传》是靠不住的。 干宝的《搜神记》是一部志怪小说，收录的大都是神异之事，书中记载的董永故事，虽然早于刘向的《图》、《传》，却是小说家言，不可尽信。而且从文字资料来看，《搜神记》也不是原始记载，东汉末年，曹植的《灵芝篇》就写了董永故事： 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 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 遗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 天灵感致德，神女为乘机…… 曹植以很简炼的语言勾勒出了这样一个故事梗概：董永家中贫苦，无钱养活父亲，只好靠帮人打工和借贷度日。债主纷纷登门，董永无力还钱。他的一片孝心感动了天帝，派出神女为其操机织布。 故事到此嘎然而止，并无卖身为奴和仙女求婚之事。曹植讲的董永故事，较之于宝的《搜神记》更为原始。由此可知，董永行孝的传说，东汉末年就已人诗成文，广为流布了。  曹植所记的董永故事尽管有些简单、粗糙，却成了很有活力的一个话题。 以后历代文人雅士，都禁不住挥笔需墨，颊上添毫，写出了不少各具风采的董永行孝故事。 其中，《董水行孝变文》、《织锦记》、《百日缘》，如同干宝的《拽神记》一样，都是传奇文艺作品，所描绘的董永皆为艺术典型人物。 其余的则认为董永是个实实在在的大孝子，而且这些记载中都把董永说成是汉代人，原籍在千乘县或千乘邑、千乘郡（治所皆为今山东高青县东南高苑城北）而且《山东通志》、《博兴县志》中都明确记载着博兴县（历史上该县曾为千乘县的属地）陈户镇曾有董永墓和祠，因此认定董永确有其人，不可能是艺术人物。 建基立祠就一定确有其人吗？事实上未必如此。比如江苏的《东台县志》称，董永为该县西溪镇人，这里不仅建有董永墓，而且还有董永父亲的墓，很像是这位大孝子的老家。 山东《乐安县志》（今广饶县）也载：县城西南十五里太和庄外有董永墓，墓旁建有董永祠，并且“子孙至今永祀不乏。”这里有他的后人，更应是董永的老家。 同样，山东《鱼台县志》也记载县西南三十里处有董永墓，墓侧村有董姓居民，好像也是董永的祖居地。 其实，认定董永为本地人氏的还不止这几家。那么，这位大孝子底是哪里人呢？ 据《中国人名大辞典》载：董永为后汉人，从齐地千乘来到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不久又迁居安陵，后终老汝南。还说他的儿子名叫董仲，从小就很灵慧，曾经数次书将镇妖，颇受人们的称道。 《汝南县志》也说县内建有董永墓和董永祠，其人的真实性似也不容怀疑。河南《汝宁府志》更进一步说，汝南县不仅有董永墓，还有一座仙女墓，是董仲为追思母亲所建。仙女是不会死的，这不过只是一座衣冠家。仙女也能生儿子，本身只是一种美好的传说，这座衣冠冢的真伪，没有必要去说它了。 方志中记载董永事迹最详的要数《孝感县志》。其中说董永为东汉末年人，灵帝光和年间，爆发大规模黄巾军起义，青州一带动荡不安。董永父子为避战乱，从老家千乘转逃至楚地安陆（今属湖北省）一带，靠打工和借贷生活。 不久父死，董永借富户裴氏的钱安葬了老人，讲好以身为奴抵债，结局可想而知。后人认为这个孝子过于凄苦，便附会了董永遇仙女的传说。 董永的做法能够感动天神，且有如此艳遇，这使他的孝名广为传扬。南朝来武帝时,为了表彰董永的孝行，特地析置了孝昌县。 五代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又改为孝感县（今湖北孝感市）。至今此地尚有董永墓和孝子祠等名胜古迹，许多人也就以为董永是地地道道的孝感人了。 《孝感县志》的这一记载，影响较大，再经过黄梅戏的当家剧目《天仙配》的广泛宣传，董永的故事更加鲜活完美，尽人皆知。 然而，有价值的史料可不是这样。比如，山东嘉祥县紫云山东汉武氏祠画像，就坚决否认了董永父子外迁的种种传说。画像为精美的减底阳刻，上有隶书题记，所描绘的董永故事是：一棵茂盛的田间树下，放置着一辆鹿车，车上装有水罐，一个老者坐在车上，左手拿着鸠杖，右手向前伸着，很像招呼儿子休息喝水。 老人的左边有一青年男子，右手拿着农具，回首望着老人。老人的上方刻有“永父“二字。青年男子的身旁刻着：“董永，千乘人也。” 在这一行字的上面，还有一位肩生双翼，身着花衣，其袖作飞动状的女子，面貌娟秀，身材苗条，不用说这是那位有着菩萨心肠的仙女了。 山东嘉祥县的这处武氏墓地，尽管不见史料述录，但从其石阙的铭文记载看，始建于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至迟在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方才竣工。 而黄巾起义发生于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二月，晚于董永故事的产生。由此可知，董永父子不会为避黄巾战乱而举家外迁。 所谓董水终老汝南、安陆或孝感的说法也就经不住推敲了。 还有，前面已举出曹植写董永故事的《灵芝篇》，也可以成为武氏祠画像之说的佐证：曹植于汉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出生于鄄城（治在今山东鄄城县北旧城集），曾被封为平原侯、临淄候和鄄城王、东阿王等。他虽然有很长时间不在齐地，但对这一带的风物掌故、人物传说等都很熟悉。 曹魏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曹植病逝，葬于东阿县（今属山东省）之鱼山上，其墓至今尚存。 曹植自曹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成为鄄城王后，一直生活在今天的山东，其活动区域距武氏柯画像不过二三百里之遥，况且又是同一时代，应知董永故事，二者互为印证，武氏祠画像和曹植《灵芝篇》中所载董永故事，都是较为可信的。 从另一方面看，汉代出现董永这么著名的孝子，并不奇怪。自西汉第二个皇帝刘盈开始，就倡导“孝弟（悌）力田”之说，并把孝行作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条件之一。即使不能当官，也能受到政府的赏赐或免除摇役的优待，孝行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受到上下一致的高度重视。 到了汉武帝时，儒学成为正统，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融一体，“天人感应”的说法畅行，孝道善举又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武帝还接受了董仲舒的奏请，自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十一月开始，令全国各郡每年都要选出一位孝行出众且又廉洁奉公的人士出来做官，美其名日“举孝廉”。 这种做法颇受各层人士的欢迎，以至历代仿效，成为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定制。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士子为了做官，必须耐着性子先当孝子。两汉时期先后出现“蔡顺拾套”、“丁兰刻木”等著名孝子，在知名度颇高的“二十四孝子“中，董永位居第六、还有八人荣列大名。 此时出现董永故事，是很自然的事了。至于附会-神女为秉机”的情节，这不仅合平“天人感应”的玄奥之说，也顺应了“好人自有好报”的大众心理。 为何董永的故事能够遍布全囯？ 这很可能与魏晋时代北方人大规模避乱南迁有关。 当时黄河流域尤其是山东一带流民，勿勿逃往南方,他们舍弃了土地和家产，却没有忘记带上这个美好的放事。 董永的传说自此传遍大江南北，久而久之，未必记得这位孝子的老家，遂把董永当作本地人氏看待。 一些好事者忙忙活活地建起了董永基祠，这位山东汉子只好留居下来。 当地的方志又热衷于收录这种人造古迹，后人更是难辨真假。人们出于对他的崇敬和热爱，自然要香火旺盛地款待这位大孝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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