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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 彬 文/图 抗战老兵左宪良向喻彬讲述其逃出日军“731”魔窟的经过及其61天地狱生涯 抗战老兵亲历 逃出“731”魔窟见生天 笔者来到辽宁省锦州市采访年逾耄耋的左宪良老人，他说， 1945年8月14日凌晨，他和另外30余名工友冒死钻过铁丝网、越过壕沟，跑了5天5夜，逃出了“731细菌部队”这一吃人魔窟。而上万名中国劳工同胞，永远地埋在他们亲手挖的“万人坑”里。左宪良将8月14日定为自己的生日。他含着悲泪讲述了他61天的魔窟生涯。 身陷魔窟 左宪良1922年7月22日出生在黑龙江省延寿县延安乡朝阳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0岁起就跟随父亲种地，从1939年起，左宪良和父亲每年都要被抓去当劳工。1945年6月9日，正在田间干活的左宪良，突然被命令到“国境线”当劳工，和他一起去的还有530多人。在伪满时期，凡是去'国境线’当劳工的很少有人活着回来。全家人大哭了一夜。第二天，全县530名劳工到县城集合后，乘车来到平房区老五屯工棚子。这里就是“731”部队的一处劳工驻地。老五屯工棚区由五座工棚组成。为防止劳工逃跑，工棚区周围装了铁丝网。铁丝网下有深深的壕沟，里面灌满了水。工棚区门口设有固定岗哨，外面还有流动哨，劳工夜间上厕所也得先向岗哨报告，否则一律按逃跑论处。日军还给劳工规定了“十二不准”，其中包括不准经过场区(指“731”本部)乱看，不准谈论场区事情，不准给家人和亲友写信，不准在场区劳动时交头接耳，不准随意出工棚区，不准熄灯后说话等。 日军给劳工每人发了一套绿色更生布劳工服。第二天是端午节，日军命令全体劳工在工棚区操场上集体照相，然后把照片贴在劳工的身份证上。发完劳工身份证后，左宪良所在的中队被编入“731”部队劳务班，当天就被带入场区干活。 抗战老兵左宪良控诉日军对中国同胞进行活体试验的暴行 遭受日军毒打 劳工被日军当作囚犯一样管制，吃饭、睡觉、劳动、走路都必须集体行动。开饭时，劳工伙食班负责把饭碗、菜钵、筷子迅速在劳工面前摆好，并给大家盛好饭。而后，站在棚门口的小队长冲着全小队百十号人高喊日语“卡西哟木克道”，劳工跟着一起高声复诵，同时双手合十举到额前作揖，感谢“天皇赐饭”。就餐过程中，上百号人听不到一句说话声，只听到吃饭声。如果劳工发出一点交谈声，不但会被踢飞饭菜，还会遭到残酷毒打。 劳工们的早饭是半碗高粱米掺黄豆干饭，午饭是两个发霉的玉米面掺橡子面窝窝头，晚间吃的是半碗高粱米掺黄豆稀粥，所谓的菜汤，半碗是泥水。大家尤其不愿吃那发了霉的日本咸菜，可日本人偏偏强迫劳工必须彻底吃掉，有的劳工吃着反胃呕吐也要挨毒打。劳工住的工棚非常窄小，四处漏风，阴暗潮湿，床铺四周长满野草，劳工们入住不到半月就都得了疥疮、“绣球风”等皮肤病。 在劳工坟地边上，有个专门收容患病劳工的地方。左宪良在送他同村的一位姓景的劳工时看到，这里有个半地下的窖门，地窖里都是一些几乎没有气息的“病人”，一个脸色蜡黄的“病人”鼻孔里爬出许多蛆来。 左宪良被分配到电锯场，加工木板和木方，这里的活儿又脏又累，从不给喘息的机会，电锯木料要加水，锯水和汗水每天都湿透全身衣服。10多天后，劳工们全都皮肤紧缩，头发逐渐脱落，经常感冒。不到一个月，那位姓景的工友病死了。左宪良感染肺结核病后，经常大口吐血，日军不但不给医治，还要他照常上工干活。有一天他在搬运木料时，发现两只黄色野鼠，劳工们立即围起来，将其踩死。大家万万没想到，这件事惹下横祸。日本工头关冈知道后，大发雷霆，下令全分队劳工紧急集合。左宪良因为个子高站在排头，关冈上前重重打了他两个大耳光，打得他耳朵嗡嗡直响。关冈命令左宪良照他这样打下一个人。左宪良因不忍心打难友，惹恼了关冈，又被重重地打了10多个耳光，然后将他踹倒在地，他顿时血流满面，掉了两颗牙齿，耳膜穿孔出血。见此情景，大家只得互打耳光，直到每个人都被打得鼻青脸肿，关冈才罢休。随后关冈找来翻译对大家说，今后见到老鼠要捉活的，不许踩死。后来大家才明白，老鼠是日军用来培养鼠疫菌的。挨了这次毒打以后，左宪良的左耳聋了，牙齿也全部松动了。 7月17日，日军劳务班长宫藤突然命令全中队500多名劳工到场区东南300米处的空场上挖大坑。宫藤欺骗大家说，这是为了防空袭。劳工起早贪黑地挖坑，每天都要干16个小时以上。虽然大家拼命地干，但手拿着木棒监工的日本工头还是嫌慢，不停地用木棒毒打劳工。一直干到8月8日，共挖成3个五六米深，40×50米长的方形大坑。大家万万没有想到，这3个大坑竟是后来日军“731细菌部队”为了消灭罪证，活埋中国劳工及在细菌实验中死亡的中国人的墓穴。 喻彬采访抗战老兵左宪良 焚烧罪证 8月9日，面带惊慌的日本劳务班长宫藤带着翻译，把2000多名中国劳工集合到广场上用日语训话。翻译说：“'老毛子’(苏联红军)从牡丹江那边过来了，咱们把这里的建筑物都破坏掉，'老毛子’到这看没有建筑物就走了。他们走后我们再重建。等把建筑物破坏完了，就用火车把你们送回家去。那时，你们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当晚，劳工们刚要休息，劳务班突然命令劳工们去场区装火车。长方形的箱子十分沉重，但日本人却用枪逼着劳工跑步装车。从9日晚，一直装到10日夜，左宪良当场被累得大口吐血。装完车，日军家属也都上了闷罐车，他们一个个失魂落魄，争先恐后地逃命。 8月11日凌晨，突然来了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工棚围住，一边吼叫，一边用枪押着劳工们去场区里烧仓库。刚睡了不到两个小时的左宪良和其他劳工又被赶到场区里烧那几十个仓库。平时这几十个大仓库根本不让中国劳工靠近，劳工们打开这些仓库一看，有的里面堆放着方形铁丝笼，笼中有老鼠、“大眼贼”、猴子，有的装着牛和马。当时劳工们谁也不知道这些动物是干什么用的(解放后才知是“731细菌部队”做细菌实验和细菌生产用的)。日本兵个个凶神恶煞地瞪着眼睛，边吼叫边用枪逼着劳工们用最快的速度往仓库里扛木料，再浇上汽油和酒精，然后下令点火焚烧。大火烧了3天3夜，所有仓库全部化为灰烬。劳工们在烧仓库的同时，日本人也开始在场区里炸楼，不让中国劳工观看的非常神秘的四方楼、发电场、锅炉房和各车间全被炸毁。实际上，这是侵华日军崩溃前夕在销毁“731细菌部队”罪证。
青年时期的左宪良（由左宪良老人供图） 逃出生天 一天晚上，左宪良被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惊醒，一个大火球从场区内蹿了出来，地面随之颤动，人站都站不住。接着一个更大的爆炸声响起。劳工们预感到，日本人临走前一定要杀人灭口，左宪良逃生的念头随之而生。8月13日，他秘密让大家把自己使用的钢锹磨锋利，以便在逃跑时作自卫的武器。半夜里仍在下雨，从场区里不断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把工棚震得来回摇晃。14日凌晨2时左右，劳工中队有个有血性的汉子叫魏驭文，率领劳工们趁着风雨交加的黑夜冲出工棚。用钢锹劈开铁丝网，手挽着手渡过壕沟，钻进高粱地里，拼命地往东北方向奔跑。到天亮已经跑出几十里路，这时候雨也停了，由于没有统一的行动方案和行动路线，仓促冲出工棚后，近30劳工就四散而去，一些相识的工友大都失散。回头一看，“731细菌部队”仍然浓烟滚滚，爆炸之声隐约可闻。走了5天5夜，左宪良终于逃出了这个吃人的魔窟。 经受了61天非人的折磨之后，左宪良的体重从66公斤掉到46公斤，家人已经认不出来了。他在家躺了整整一年，身体才逐渐恢复。一年后，左宪良应征入伍，来到松江省军区政治部。在部队的培养下，他从文盲成长为优秀的解放军战士，并成为同期入伍战士中的第一名共产党员。建国后，他曾在延寿县担任各级领导职务。 左宪良身体在“731”部队受到了太大的伤害，一直不好。1952年，因为健康原因，他转业到延寿县粮食公司担任副经理。为了牢记“731细菌部队”给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民所带来的灾难，他从1995年开始，把8月14日作为自己的生日。
青年时期的左宪良夫妇（由左宪良老人供图） 收集罪证进行诉讼 为了牢记日本军队的侵华罪行，多年来，左宪良老人四处寻找当年的劳工受害者及见证人，了解更多的关于“731部队”的情况。他还为“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收集资料，收集到了300多万字的资料，并整理出100多万字的笔记。1996年11月26日，左宪良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精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述了他在“731细菌部队”的悲惨遭遇。1997年4月19日，“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要求日本律师代表团”一行6人来到哈尔滨，同中国律师一道，向受害人左宪良取证。1997年10月，左宪良被代表团指定为唯一的“731细菌部队”中国劳工受害者，准备赴东京陈述当年日军侵华罪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日本地方法院迟迟不予判决，致使左宪良老人无法成行。
喻彬采访日军“731细菌部队”旧址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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