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称呼中国，Sino 和China究竟有啥区别？和两个丝绸之路有关

今日外国人称呼中国的China，最早应该出现在东方印度，汉文佛教典籍如玄奘《大唐西域记》等所称“摩诃至那”“至那”“支那”“脂那”，都是梵文Maha-china、Chinas、Cinas的译名。

欧洲则迟至近代欧洲兴起，始由拉丁文Sinae演化而成，今日“中国学”或“汉学”仍称为Sinol-ogy，可见其渊源。

1、China与Sino的来源

China名词由来，东、西方学者意见颇多，流行的说法，谓即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历史上如彗星般掠过的汉族中国最早统一者秦朝，或者，更早公元前七世纪秦穆公霸西戎后秦国这一“秦”字对音。

但现所存在资料中，印度称China早到何时无确切开始年代可以肯定，且西洋人得知Sinae，又可能便是从海洋之道由印度间接传入，而以秦人称呼汉族，则纪元以后汉族中国无此习惯。

所以，China与“秦”究竟有无关系？仍须持保留态度。

另一解释，谓China名词由来，须自博有世界性名誉与东西方共通认识，古代又惟以中国为独一无二出产国与输出国的“丝”追寻，也便以“丝”字译音而得。

希腊罗马时代东方记录中见到的“丝国”，便是。而对于此说，尤其不能令人满意。

迄今对此最古文献，是公元前五世纪，相当中国孔子删春秋稍后时代，西方有“历史学之父”之誉的希腊人希罗多德(Herodotos)所著《历史》。

内中记述东方旅程，乃是北方欧亚大陆间“草原之道”的最早介绍，说明从黑海东北隅支海亚速海的顿河口，经伏尔加河右岸森林地带，越乌拉山脉南端，到达天山、阿尔泰山两山系间，为东方最远之地。

而这个地区，所属应系亚洲系最早游牧民族，并非汉族中国至为显然。

而公元前400年左右，希腊学者Cteisas述及Seres，今日历史界承认为古代欧洲人因丝而引起的“丝国人”最早印象，却又非专门性地理著作。

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大帝远至印度河口附近的东方远征，陪伴推广了希腊人有关东方的了解，地理知识领域渐渐广大与正确，公元前二世纪张骞远征，又从相对方面促使中国人的西方知识飞跃进步。

公元前一世纪初中国《史记》大宛列传与同一世纪末希腊史学家斯脱拉勃(Strabon)十七卷《地理书》，便在东西方地理学共同发达的背景下相继完成。

后者记载中亚细亚的大夏一希腊(Bactria)王国与希腊人领土东方所接连，便是“丝国人”(Seres)之地，据此，与名副其实的丝国人汉族，仍隔了一段地理距离。

但不论如何，丝国与丝国人已构成古代欧洲地理著作内容的一部分，自此在同类书籍中累有述及。

公元以后，欧洲相当于中国后汉时代所成诸书中的两部，为值得注意：

公元40至70年间，居住埃及的一位佚名希腊人航海者，记述他自埃及出发向印度西岸所经历红海、印度洋方面航海与贸易情形而著《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内有大海之外，至于Thin，以及此国大城名Thinae，所产生丝与丝织品便自此城运出，由陆路经Bactria(大夏)而至Barygaza，或经恒河抵达Samarica(南天竺)的记载。

至公元150年左右，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普托莱买伊乌司(Ptolemaios)综合研究图书馆中有关东方记录，并自当时到达这一地中海最大贸易港口的商人与船员口述，集亚细亚与印度方面广泛见闻大成而撰《地理书》时，又说明东方最远之国为相邻的Serica(丝国)与Sinae。

Sinae北与丝国一部分为界，东与南为未知之地，西近恒河：丝国则西界西徐亚，北与东均未知之地，南界印度恒河东岸，而与Sinae接，国境四周都有山围绕。

这Thin与Sinae，今日历史界相信，指的便是中国南部沿海，其知识也新由海道而得可知。

换言之，对于中国：

一方面依传统称丝人之国，指中国北方；

另一方面，又据海上贸易了解，称Thin或Sinae，指中国南方，而误分中国为二。

2、海上还是陆上？

但是，以普托莱买伊乌司所述丝国地理形势推断，比定丝国为中国北方的解释，仍须存疑。

由此获得的结论，希腊罗马时代对丝与中国的传闻，来源依陆路与海上而有不同。

丝贸易与运输，陆上固为主体，也早经印度由海上出口、但中国人须至罗马帝政时代，才对西方海上交易获有深刻印象。

相对方面，西洋人也能从海上交通得知中国，而这较后起的海上东方知识，如以古代中国专指汉族中国的话，却比早期便已流传的陆上知识，显得接近中国实体，位置比较正确。

六世纪前半与中国南北朝末期，亚历山大港希腊人哥斯马斯(Cosmas)依其亲身自红海经阿拉伯、波斯湾、印度西岸而至泰国的海上经历著为《基督教地志学》，书中论及的Tzinitza，继Thin、Sinae同属海道知识系统而比定为中国。

只是，丝的大宗输往西方仍循陆道，海道中国了解所以终嫌贫乏。换言之，凡古代西方文献而谈到东方极远地区时，多数场合，热门还是“丝国”与“丝国人”，起源于“丝”的地与人。

关于丝，希腊人虽知之甚早，罗马人自共和政体末期开始，也已认识丝与使用丝物，帝政时代的丝质衣料尤其风靡时尚，丝的高贵至于与黄金同价，但丝从何来？

无论希腊人或罗马人，同感茫然。

拉丁文称丝为Sericum(以后到英文中便是Silk)，丝的产地为Serica，居民则Seres，意即丝之国、丝之民。

然而，这丝国与丝国人仅属想象，知其存在于世界彼方，却不过一个模糊的“极东”方位概念，简言之，始终是个谜。

其原因，可能是丝道开通以前的丝贸易由游牧民族输出，丝道开通以后又系塔里木盆地、中亚细亚沃洲居民，以及西亚细亚诸国居间中继，隔阂从而造成。

3、为何称中国为丝国？

尤其罗马时代的东方陆上地理知识原较希腊时代后退，希罗多德已知里海乃是内海，罗马人反误认里海系北极洋的海湾，至于四、五世纪的地理学者仍然。

同时，又以印度与尼罗河东方之地相混，渭尼罗河发源于印度，流经埃及云云。

这个结果，使西洋历史上所指“丝国”与“丝国人”，可得一较恰当推定，便是说，对象不能超越贸易东方中继者的范围，始终徘徊在汉族中国西方领土边缘周围，最可能的，又是新疆。

新疆今日便是中国，但于古代而言，则西洋著作对于丝的真正产地汉族中国，以及丝的真正生产者汉人，都未触及。

这种情形，与汉族最早误认中继贸易月氏为软玉出产国，正相彷佛。

同一原因，尽管欧洲古代著作中一再提到丝国人，诗人一再讴歌丝，他们所具备这方面知识却至为有限，只知丝国人非地中海系人种，以及隐约懂得丝与树叶有关系。

因此，迄于罗马帝国衰落与分裂，始终弥漫于《山海经》式寓言与神话的迷雾中，而且，不能脱出最早便已塑定的架空范畴。

详言之一公元前五、四世纪之交的希腊人Ctesias，已形容丝国人身躯魁梧，皮如河马，箭不能入，寿逾二百岁；公元前一世纪的拉丁诗人，又爱吟咏丝国人从树叶中抽取细致的丝。

公元一世纪后半泼里尼曷司(Pius)著《博物学》，还是沿袭丝国人高大、强健、长寿，以及丝国人从树叶上洒水，经妇女们细心整理而织成丝之说。

一以上，当不妨视为古代地中海世界对“丝国人”的代表性认识。

4、中国的另一称谓：Taugas（桃花石）

进步的中国观，须待突厥势力兴起后以突厥人中介，而东罗马得知中国之事。

公元630年左右或相当中国唐朝贞观之初，居住埃及的希腊人希摩卡达著《历史》，称中国或中国人为Taugas（桃花石）。

书中盛赞Taugas的强大，并叙述天子、法律、偶像崇拜（佛教）、养蚕、繁荣商业等等。

又称：“Taugas（桃花石）领土依大河而两分，并为两个民族的分界。近年北方黑衣之民越河攻击南方赤衣之民胜利，乃君临全帝国”云云。

大河指长江，黑衣、赤衣之民分别指北周（北朝）与陈（南），黑衣民统一全国即隋灭陈（公元589年)。

所述均与南、北朝历史相接近，Taugas便是中国已可无误。虽然自此欧洲文献中有关中国的记录又告中断，再待称呼中国为Kitai，那已是十三世纪之事。

但便依Taugas之例，可知届抵七世纪前半，地中海人士对中国了解已有面目一新之慨。

同时，前一个世纪的六世纪，东罗马亦已正确知晓养蚕，其结果，以后欧洲的中国知识来源虽仍由陆路，Seres系统的称呼则已渐渐忘却。

5、罗马为何称为“大秦”？

古代欧洲史地著作中提到中国的相对方面，中国早期文献中所列地中海与其附近国家，唯一能被肯定的，亦只帝政时代罗马，中国当时所称的“大秦”。

关于“大秦”，中国人自后汉已知其名，至三世纪后半《魏略》而有详记。

先闻名，再了解，与古代欧洲人认识中国程序相同。

但《魏略》西戎传著者搜集资料与落笔态度的慎重，以及对“大秦国”知识面的广而深，较之同时期或再以后的西洋著作所知中国，则明晰而充实得多。

传闻来源，从新疆诸国——中亚细亚诸国——安息与其属国——大秦与其属国——北方游牧诸国的叙述排列，可知同为经由陆路。

“大秦”这个名词与其传记，自《魏略》开始，经《后汉书》西域传节录而为学术界所熟悉，也自此一直沿用到七世纪前半唐朝人所撰《晋书》，以及六世纪后半成立的《魏书》中。

然而，审核诸书内容，很容易觉察，《晋书》《梁书》的“大秦”条记述全系《后汉书》现成旧资料因因相循。

罗马帝国承认基督教并定为国教，以及东西罗马分裂，乃是接续《魏略》时代，四世纪内连续发生的世界性大事，《晋书》与《魏书》便同未述及，仅《魏书》谓“大秦国…都安都城”是新的介绍。

这一“安都城”，今日史学界有考证为便是叙利亚丝织业中心Aohia，从这个立场，可知《魏书》西域传时代所指大秦，位置已被移至地中海东岸古代希腊人东方殖民地上，换言之，已系分裂后东罗马帝国。

这一解释可能成立，但所认识也仅此隐约印象而已，其余则全已失实，即使所谓“都安都城”，与东罗马实情仍属不符。

惟其如此，中国人于后汉、三国时代所称与所知的“大秦”，乃是罗马实体，四至六世纪间，反而化为脱离了现实的空想国，退步到与罗马人的中国想象同等程度，尤其五胡乱华大动荡期间。

以后随北魏统一北方而渐渐再自模糊中透出光明，结局，与罗马人明了中国情事差不多同时，中国人才恢复对东罗马帝国的正确认识，这个转机，可能也与罗马际遇相同，系与突厥人政治上、经济上的东西活跃与中介有关。

其时历史上“大秦”之名便被扬弃，替代的是隋唐史上“拂菻”，如裴矩《西域图记序》所言，地中海则命名为“西海”。

至于“大秦”名词的由来，《魏略》并无解释，《后汉书》才润饰其词说：

“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显然出于附会。事实上，非只“大秦”，如当时中亚细亚国家“大夏”“大宛”等因何命名？从中国记录中都难求取答案。

《魏略》文首：

“大秦国，一号犁鞬…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以后史书相与沿袭，却于大秦其名渊源的探索毫无帮助。

今日历史界流行“大秦”即古代波斯语Dasina(“右方”或“西方”的意义)之说，谓中国人与伊朗人接触时，接受了这个方位名词而误引以称罗马，音译为“大秦”，意译即“海西”。

后起的“拂菻”，学术界也谓同系伊朗语系对罗马所称From(粟特语)、Hrom(中世波斯语)的汉字音译，因突厥人而间接输入中国。

这些考证，与其相对方面，以古代欧洲人称中国所谓Thin或Sinae，解释为便是“秦”字对音，Taugas一词又由突厥人对北魏王室“拓跋”的发音而来，再以后Kitai则“契丹”音译，都仅能供以参考，全予信任尚嫌欠缺有力支持。

可以预料的，这些名词上疑团欲于短期内澄清，也仍属苛刻的期望。

6、中国与罗马的交流

中国与罗马间虽相互隔阂，但于双方人民偶然的步上对方土地，自亦不否定其可能性。

如中国史书中，迄于公元三世纪后半，便曾四见大秦人到达中国的记录：

最早系公元120年（后汉安帝永宁元年），一位随中国南方掸国使节前往洛阳的大秦魔术师；

其次，便是有名的公元166年（后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贡献”故事，自今日越南中部，当时中国日南郡登岸赴洛阳；

其三，公元226年（三国吴国孙权黄武五年），一位因至越南北部中国交趾郡，而由太守遣送谒见孙权的大秦商人；

其四，公元284年（晋武帝太康五年)，又一度大秦王遣使朝贡。

然而，使以大秦王安敦之例而言，《后汉书》西域传大秦条的记载已是：

“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当时人已以其携带贡品并非传闻中代表大秦的特产，而对这位使者身份的真实性发生怀疑，则很可能是知晓当时罗马皇帝何人的西方某国商人，于抵达东方时临时起意假冒。

再一对于这些所谓大秦人是否都真自“大秦”而来的疑问所在，便是他们都循海道抵达中国，而中国的“大秦”了解却非得自海道，乃循陆路。

中国——罗马间，陆路距离过于遥远，彼此直接交通既不可能，联系关系的建立自发生障碍。

贸易虽然向被公认沟通了解的最便捷途径，但丝道开通后东西贸易的方式，又出之接力传递，由一国到一国，一个民族到一个民族，这种逐程经过辗转者之手的情况之下，中国与地中海世界的商品交换经验尽可以存在，交易活动尽可以频繁，却都是间接的，传闻随接力式贸易间接转达，愈远愈无可避免会与现实脱节，此其一。

其二，这种情形，特别又当接力传递过程中某一段被野心者控制时为甚，而古代丝道，便实际存在这么个野心者，便是安息或萨珊波斯。他们长期居间操纵垄断丝贸易，企图独占商权，无限制获得暴利，今日历史界已有共同印象。

公元97年（后汉和帝永元九年）甘英旅行西方，在西亚细亚被伊朗人欺骗，历史界相信也基于同一原因。

伊朗人有意阻隔东西交通，也无意中切断了古代世界东西两端相互认识的脉络，历史上莫大遗憾乃告铸定。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