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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文摘自《博览群书》2009年第5 毛佩琦 近年来有一股通俗历史读物热，为什么？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人重视历史。 这是传统，或者说，中国人多少都有点历史癖。当爸爸对孩子说，咱们的老家如何如何的时候，他已经在向孩子讲述历史了。什么家谱，什么姓氏起源，都是老百姓关心的东西。大多数人都以知道点儿老辈子的事为荣，以知道历史上的事为荣。在民间，能历数历史掌故的，常会受到人们尊重。这是我们特有的民族品格。这是最基本的原因。 通俗历史读物热，其实也不是什么新事物，历史上通俗历史读物就一直受欢迎。自有史以来，对历史的记录就有两条线，一是官方的当朝或前朝的正史，一是民间的包括各种演义和口头传说。 并非所有的野史都是通俗的。只有那些在民间流传的才具备通俗的品格。 引起近几年的通俗历史读物热的直接原因，是大量的连篇累牍的对历史的戏说甚至颠覆、恶搞。其中大辫子戏、小说、影视狂轰滥炸，引起了大众的厌倦、反感，而戏说恶搞，则引发了大众的疑问。 大众要追究历史真相，要正本清源，致使所谓“正说”的历史读物就大受追捧了。在学术界，史家不必给自己冠以“正说”之名，因治史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凡是加了“正说”的，都是说给大众的。“正说”针对恶搞而起，“正说”历史读物最先引导了通俗历史读物热。 不仅关于历史的记忆有官民两条线，对历史的解读也有官民两条线。两者有时重合，有时则大相径庭。 百姓对历史的解读常常与官方不同，甚至故意对立。百姓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有一套自己的认识，有自己的伦理意识和感情寄托。历史本身只有一个，记载、解释历史的方式和角度则各种各样。官、民的解读不同，学者写的通俗读物与民间的历史读物也不同。这就出现了所谓“草根史学”。既不是官方的，也不是学者的，而是老百姓当中的人来解读历史。他们用自己的感情好恶、是非判断来解读历史。 既然历史可以有各种解读，老百姓当然也有解读的权力。非学术的解读并不一定是不健康的。 几千年来，民间在历史上所寄托的好恶是非，也是维系民族心理、社会道义的纽带之一。草根史学与戏说恶搞不同，他们只是用自己的喜欢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和是非判断。因为生活背景、学养的不同，学者写的通俗读物不能取代草根史学。草根对历史有自己的感受，也有一套自己的语言和叙事方式。对于大众而言，和象牙塔里的史学著作相比，他们更愿意倾听和相信草根们对历史的解读，这不仅仅因为草根所使用的语言和解读方式更容易为大众理解，更因为大众与草根写手在感情上更为亲近。他们潜意识中认为那是自己人，说自己人的话。 草根和非史学文化人写的通俗历史读物，常常比史家更显出满腔正义。他们对恶搞的批评态度更加鲜明。史家的清高或无暇顾及，使自己在面对恶搞时往往处于弱势。而草根和非史家写手，反倒成了打击戏说和恶搞的生力军。在和一些写手的接触中发现，他们可能囿于非专业眼界，作品中出现一些错误，但一般不存在故意歪曲历史的情况。 大众读史热还与社会经济发展，与所谓国学热有关系。社会经济发展使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心文化关心历史。与所谓国学热一样，伴随我国的和平发展，民族精神的回归和民族意识的集体认同，使大众更加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一些人读历史读物仅仅满足于参与了，至于书中说的什么，他们并不在意。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一本严肃的史学著作，但由于它的独特的写作手法，受到很多人的追捧。这本书已经成为一个符号。读不读这本书似乎成为有没有知识素养的标志。我多次遇到一些把《万历十五年》挂在嘴边上的人，包括大小媒体的记者，他们常以此向我提问，但当我以此反问他们的时候，其中十个有八个回答说“我还没好好看”。这是一种赶时髦的现象，人们不愿意站在时髦之外。读者争看《明朝那些事儿》，也成了一种时髦。而这种赶时髦正是大众对民族身分的集体认同。 认知和理解自己的历史，认同自己的民族身分，对于加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是有利的。 当然，也有些历史读物的读者是为了从中寻求知识和智慧，解答疑问。比如，朱元璋为什么成功？明清为什么易代？历史上中国为什么强盛，为什么衰败？等等。 大众历史读物热，说明社会有此需要。 在一个时期的过热之后，大众将会对通俗历史读物态度回归理性，但对于通俗历史读物的需求则永远不会消失。 其实，许多通俗读物的写作素材来源于严肃的史学著作，通俗读物作者们很少直接接触原始史料。但在一些情况下，通俗读物的写手们很少注意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他们所依据的研究成果相对陈旧。 作为史学工作者，给草根和非史学专业的写手的建议是，请他们多少关注一下史学研究。对于专业的史学工作者，我也建议不要轻视通俗历史读物和草根写手，他们的作用是庙堂史学不能替代的。如果可能，史学工作者倒应该关心他们，给他们帮助和引导。而史学家也有把知识传播给大众的责任。通过通俗历史读物和草根写手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播给大众，未尝不是一条捷径，至少也会有所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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