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美学散论（九） 九 志乘语言是体现美的衣衫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到“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文字是表达思想
内容的外衣，要修好一部志书,必然要对它的语言文字进行研究。章学诚提出“文辞犹金石也”，要求修志的语言文字要“雅驯”，用今天的观点来
说，就是要讲究文字美。这个美，不是词藻的华丽、句式的整齐，而是简洁明快、生动具体、铿锵有力、琅琅上口，力求准确、凝炼、雅重而富有文
彩。 上代先贤为我们树立起许多成功的范例。司马迁《史记》之所以垂范后世，之所以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文辞上的造诣使其成为“无韵之离
骚”不能不说也是重要原因，如《史记》中介绍轩辕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不仅字意凝练,含义深刻，而
且连用五个排句，音节短促，铿锵有力，韵意浓郁，耐人回味。湖北《竹溪县志》对极光的描写：“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夜,东北有
星球入月,色似炉铁,人不能仰视,初出声则凄凄然,光芒闪烁。顷之,向北一泻数丈,欲坠复止,止辄动摇,直至半空，忽然银瓶乍破，倾出万斛
明珠,缤纷满天,五色俱备,离地丈余没,没后犹觉余霞散彩，屋瓦皆明”。读了这段文字,使人如睹如闻；中唐时期的《元和郡县图志》中交待大
别山的位置：“其山首枕蜀江，北带汉水”，交代得清楚明白；还有部关乎扬州的志书，介绍扬州郊区风光，首二句就是“有园唯栽竹，无家不养鹅
”；在叙述社会习俗时概括为“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又是何等的明确简炼； 北宋刘斧写通州《巨鱼记》一文中说：“八月十七日,
天气忽昏晦。海风泯泯至,而雨随之。是夜潮声如万鼓，势若雷动。潮逾中堰，卒间阴风海水中，若有数千人哭泣声。及晓，有巨鱼卧堰中，长百余
丈，望之隆隆如横堤，困卧沙中，喘喘待死。时复横转，遂成泥沼，然或有气，沙雨交飞，后三日乃死。此地人莫有识此鱼者，身肉数万斤，皆不食
，但作油可照夜”；光绪《沔阳州志》记载沔阳的总形势“沔地大物侈，四乡棋布星罗。······商贾辐辏，往来殷繁，百货殢鬻。乡镇之多，
甲于邻境”，就是一篇优美的抒情散文。修志中，如果对于当地秀丽的山川、富饶的物产和那些叱咤风云人物尽可能如实地作绘声绘色的描述，可以
使人们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对生养我们的故土更加热爱，对我们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生活更感自豪，对为人类的进步与昌盛而为之拚搏的英雄人物
更加敬慕。这就是志书语言的美学功能。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说得更好：“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
限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这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它的四万万孩儿？……其实中
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姿玉质的美人……”。章老夫子在强调修志语言必须“雅驯”的前前后后,曾说过不少相关的
话,不知是“言多必失”还是后人理解角度各不相同,给我们带来不少误区,主要聚焦在“志书应用语体文”和“文人不可修志”这两点。章学诚生
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那个时代,满耳“之乎也哉”,满纸“八股”、“对偶”,这位从文言文走过来的饱
学之士,对志书语言却提出用语体文,这是对传统古文的一个挑战,这比提倡新文化运动、打出白话文旗号的胡适先生们早了近一个世纪,这一富有
革命性举措,令人可敬可佩！这种冲破世俗的壮举,让地方志从文言文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赢得了更多的读者,提升了志书美学价值。这个“语体文
”并不意味着对文辞艺术的降低,从他提出的“文辞犹金石也”等一系列要求,也可探知一二。而且,在当时,对于那些动则讲骈俪、文必谈秦汉的
老先生们,也不是件轻松的事,从文到白,也许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但不管怎样,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多少年来，方志界的许多有识之士,沿
着这条新路,编纂出许多优秀作品,其中有不少还成为垂世后代的典范,但也有人对“语体文”理解发生偏差,认为它就是口头流传的白话文。张守
春、贾奇二位先生指出：“语体文是书面白话文”,有别于“口语白话文”。他们说：“口语白话文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将其运用到文学作品中,可
以增强生动性和真实感。但口语白话文也有致命的弱点,即许多异地人看不懂”(见《黑龙江史志》2005年第10期《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语体
文、记述体》)。这个观点是对的,语体文不是地方方言,也是一种通行的文学语言，它能让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全社会人士都能接收。时至二百多
年后,对这一定议又要加一个问号,有人认为志书的语言既然是语体文,便放低了要求,以为只要像会议报告与年终总结那样就行了,那实在是志苑
的不幸！岂不知将方志写成单纯的“资料书”，那种只能看不能读的资料堆砌，早就为人们所头痛，它们就象一桌用模型做起来的酒席，即使做得五
光十色，也不能调动人的胃口。方志应该是文学读物，她的语言虽然不象小说、诗歌，虽然对她陈述的对象不加大段的形容与描绘，但追求表述的形
象生动、追求文辞之美,也是修志的一个传统。 张、贾二位先生的另一个观点就值得商榷了,他们说：“志书不能用文言文……文白相杂的语言阅
读起来诘屈聱牙,理解起来晦涩难懂,违背了志书作为资料工具书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体例要求,在志书中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这“绝对”二
字就有点过分了,文言文与白话文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但毕竟相互之间有着内在的血传承,如上例“甲于邻境”之“甲”，何等简洁、生动、明晰、
优美！个人认为,在白话文中顺乎自然 、恰到好处地用点文言词语,反而会为文章增添亮色。章学诚反对文人参与修志 ,以为文人修志往往“信
笔乱真”、“夸饰文辞”、“大变史文格律”(章学诚《书〈吴郡志〉后》,《书〈姑苏志〉后》)即志书遣词造句“不用形容词、不描绘、不夸张
”。当代修志 ,也有一些人认同这一点，对文人雅士缺乏应有的尊重。不过,操此观点者为数不多,早在十年前,对新修方志深有研究的戴卫东先
生就说过：“笔者对此不敢完全苟同。尽管方志文辞不同于文艺文体、议论文体、新闻文体 ,亦不同于史学文体 ,但不等于说方志的文字不讲求
也。”(见《广西地方志》2002年第4期)这代表了现时方志界绝大多数有识之士的识见,某某下笔是否夸张臆造,不在于他是哪一类人,而在
于他对方志语言要求的理解。章学诚其实讲得很清楚,他认为志书语言不是不要文采,而是不主张“偏尚文辞”(《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请注
意“偏尚”二字,不能一知而半解。事实上,宋代大文人如欧阳修、范成大等所修之史志,虽某些方面受到章学诚的指责,但也不失为流芳百世他人
难以企及的佳品。欧阳修、范成大算不算文人？优美的语言会给志书带来一个重要功能：愉悦性。虽然这种愉悦不是刻意追求，她所占的比例也十分
有限，但她给我们带来的美感能促使我们对志书发生兴趣，引起我们的阅读，像一个好的导游领着我们走一程又一程，让我们主动地寻求与汲收志书
中各种无生命的资料成为有益的营养，否则不能入门，园中再好的景色又何观之有！那厚厚的志书也只能是一块冷冰冰的由黄土烧成的砖头。文字是构成文章的基础,我们弄清了理论要求,再在实践中狠下一番功夫,以“天地为炉，万物为铜，阴阳为炭，造化为工”，何愁不会步步莲花,达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使志书语言风格“严谨朴实、简洁流畅”,成为“美力”四射的精品力作。 （ 待续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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