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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搜捕之前，何绍周向各有关单位索取了供其搜捕的黑名单，我也将云南站所掌握的学生活动情况及学联负责人的名单送给了他，并共同密谋，定于7月11日夜里开始行动。 此时，正是学校学生面临期末考试之际，大学的学生都集中在学校里。
云南大学图书馆 图片来自网络 这天晚间10点钟，何绍周集合了大批军警，包围了云南大学和师范大学，手持武器的军警闯进学生宿舍，学生们毫无防备。 他们有的还在灯下夜读，有的已经钻进了被窝，军警们夺下他们手里的书本，把他们从被窝里拖出来，一夜之间，军警们一下就逮捕了30多名学生。 第二天上午，我急于想知道搜捕的情况，就给何绍周打了个电话，电话里他很不满意地说：“真是糟糕透了！昨晚抓到的学生中没有一个是学联方面的负责人。” “这不可能吧？是不是学生不肯说出谁是学联负责人？”我感到很惊讶，昨晚的行动进行得很秘密呀！ “没错！昨天夜里，军法处长丁龙恺亲自审讯了一夜，名单上的学联负责人一个也没有。” “那怎么办？咱们抓不到把柄可是不好收场啊！”我担心他无法自圆其说。 “现在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我准备再进行一次搜捕。” 何绍周的第二次搜捕还未来得及进行，昆明市就沸腾起来了，被捕学生家长和其他在校生，四处奔走呼吁，要求社会各界人士声援被捕学生。 许多中学、大学的学生为了防止军警再次搜捕，分别向云南大学和南菁中学集中，云南省的参议员们也召开临时会议，要求政府立即释放无辜被捕的学生。 搜捕学生的举动，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公愤，但何绍周并不肯罢休，他诬称学生要在昆明进行大暴动，所以必须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平息这场风潮。 当时，学生们情绪异常激昂，他们集中到云南大学和南菁中学后，就用沙袋把大门堵上，把校园四周的墙壁缺口用石头垒起来。
云南大学会泽楼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他们聚集起来演讲，揭露国民党打内战、迫害爱国人士的罪行，声援被捕学生，抗议、控诉的诗歌、文章贴满了校园，来往行人远远就能听到校园内传出的口号声和愤怒激昂的歌声。 学生们许多表现很激烈的活动情况，不断地传到我和何绍周等人的耳朵里，我们如坐针毡，14日下午，何绍周又一次调动大批军警宪兵，准备驱散集结在两个学校的学生，来一次更大规模的搜捕。 我担心抓不到学联负责人，反而把事态闹大，那样我这个云南站的站长也无法向上面交代，于是，我陪着何绍周在警备总部等待消息。 何绍周情绪很低，他本想在昆明露一手，没想到事与愿违，几天工夫，他仿佛瘦了许多，两眼布满了血丝，眼圈涂上了一层黑影，往日那股公子哥儿的洒脱劲儿也消失了。 这时，他不停地用一只手捶着脑门，另一只手背在身后，在办公室里不停地踱来踱去，嘴里还不停地骂着： “妈的！教育厅这帮人都是些酒囊饭袋，净培养一些反对自己的学生！” “卢汉这只老狐狸，他倒挺安稳，想看我们的笑话！” “依我看，这些学校都该停办，免得让共党利用！” 他平时不是爱唠叨的人，今天却像有发不完的牢骚。 我毕竟不是这次行动的主持人，心里虽然着急，却比他冷静得多，我一边安慰他，一边喝着咖啡，心里对他的牢骚有些不满——停办学校，岂不是因噎废食？我们自己的孩子怎么办？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南菁中学方面报告说：军警本来准备从围墙爬进学校办公大楼，不想被学生发现，学生们就用桌子板凳顶住窗口。 其中，一个宪兵爬到房顶上想揭开瓦片进入大楼，却不慎失足从屋顶上摔下来，当场毙命，这消息又引起了何绍周的一番怒骂。 后来，何绍周可能骂累了，用手指掐着脑门两边的太阳穴，头靠在沙发背上，静静地等待着云大那边的消息，我在他对面的沙发上靠着，也昏昏欲睡。 电话铃急骤地响了起来，我跳起来抓过电话筒，何绍周扑过来，抢似的把话筒夺了过去，神色紧张地对着话筒喊道：“喂，喂，情况怎么样？学联的负责人抓到了没有？” 看到他那副紧张的样子，我当时觉得好笑，这亏得是对付一群手无寸铁的学生，如果在战场上，他这股慌张劲，还能指挥千军万马吗？ 一个公鸭嗓子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出来：“报告总司令，我们刚到学校就被他们发现。有人去敲钟报警，学生都起来了。我们一部分冲进大门，一部分从墙上翻了过去。 现在大部分学生被围在教室和宿舍里，有一小部分退到会泽院，我们攻不上去！” “好！把他们包围住，不要放走一个，明天白天再按名单搜捕！”
云大学生在会泽楼前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这一夜，我俩都没睡好，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起来了，谁也顾不上平时的“晨运”，就吩咐副官端来早点。 我俩都爱吃西餐，早点是牛奶、火腿面包和煎鸡蛋，我平时吃饭就比较快，加上想早点赶到云大了解情况，很快就吃完了。 而何绍周却显得异常镇定，与昨晚判若两人，他认为学生被包围了，就万无一失了，所以还像平时一样在细嚼慢咽。 就在这时，云大方向突然传来一阵枪声，我俩都不觉一惊，彼此看了一眼，何绍周吩咐副官打电话问问情况。 副官回来报告说，学生们在用砖头、瓦块自卫，所以军警们开枪吓唬学生。 我见何绍周的早餐刚吃了一半，就起身说：“我先去看看，你等我的消息吧！”说完，立即驱车前往云大。 在云南大学附近的马路上，军警林立，成千的围观者和学生家长都被拦截在了马路上活军警的吆喝声、群众的怒骂声以及家长们的哭泣请求声混成一片，交通完全被人群堵塞了。 我按了半天喇叭才冲出一条路，来到云大门前，这时，被围困在会泽院的学生已经撤退到四楼，警察局长王巍和稽查处长阮更生等还在指挥军警往上攻。 可是，学生已经把一些楼梯拆毁，把楼门堵塞，只要军警一接近楼房，四楼的窗口里就会砸下一些砖瓦或桌椅，军警根本无法攻上去。 我连忙用电话向何绍周汇报了情况。他很快驱车赶来，一见我就说：“这样僵持下去不行，得另想法对付他们！” “依我看，不如把学生家长叫进来，让他们来喊学生下来，效果也许会好一些。”我自作聪明地向他建议。 “这个办法不错！”他转身吩咐副官，让一部分家长进来。 家长们进校之后，一个个都带着哭声，颤抖地喊着自己子女的名字，有的嗓子都喊哑了。 警察局长还在白布上写了“自动下楼来的概不追究”等大字，向四楼举着，可是仍然没有一个学生肯下来。 何绍周看这一招儿也不灵，就气急败坏地命令道：“把消防车调来！” 几辆消防车很快就开到了会泽院的楼下，何绍周亲自指挥消防警察搭好车上的云梯，准备强行突入四楼。 学生们发现了何绍周的企图，连忙去拆毁四楼平台的石栏，他们边拆边往下扔石块砖头。突然，何绍周“哎哟——”大叫了一声。 我回头一看，只见他捂着左手，苦着脸在倒抽冷气，原来，一块砖头正砸在了他的左手上。他老羞成怒，声嘶力竭地喊道：“开枪，给老子开枪！” 他的话一出口，就有几个家伙砰砰地朝四楼学生开枪了，楼上立刻传出了学生的惨叫声，楼下的家长惊呼痛哭，有几个家长扑过去要和开枪的警察拼命，有的老太太几乎要给警官跪下，但更多的是在“强盗”、“畜生”地怒骂。 “总司令不能开枪，不能开枪啊！” “是啊，打死打伤了学生可不好办！还是想别的办法解决吧！”几个大学校长和中学负责人都早已赶到现场，他们一见警察向学生开枪，开始着急了。 “你们有什么办法马上叫他们下来？”何绍周气势汹汹地对校长们喊了起来。 这可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几位文质彬彬的学校负责人被何绍周的一句话噎得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这时，警察局长从一个消防警官头上取下钢盔给何绍周戴上，并派人护送他去休息。 他也知道，开枪的后果不好收拾，弄不好，蒋介石为了收买人心，还会把他当替罪羊。他冷静地想了一阵，说： “先把楼下的学生清查一下，是名单上的抓起来，其余的赶出学校。对楼上的那些就包围起来，看他们还能坚持几天！” 于是，警察们开始搜捕楼下的学生了。他们分别到各教室、宿舍清查黑名单上的学生，但学生们团结得很紧密，一个个对他们怒目而视，谁也不肯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 警察没办法，就让原来混在学校里搞侦破的特务逐一指认，这才抓住了几个平时表现积极的学生，而名单上的学联负责人仍没有一个被捕。 警察把学生拖出教室、宿舍，强行分开拥上来的家长，把他们扔上囚车，同时，用枪托把其他学生驱出校门。 囚车呼啸着开走了，许多学生和被捕学生的家长哭喊着，发疯似的追逐着囚车，有的摔倒了，有的被警察或群众拉住了，情景十分悲惨。
昆明军警整装出发 图片来自网络 连续两次大搜捕，把整个昆明市搅得乌烟瘴气，老百姓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街头巷尾无不是怒骂声和“救救孩子”的痛哭声。 特别是那些被捕和被困于会泽院的学生们的家长，更是日夜在学校门外痛哭呼号，或四处奔走，托人求救，探听消息。 昆明市所有的达官贵人、知名人士也不得安宁了，托人求情的电话一个接一个，他们又一个接一个地去向卢汉或何绍周求情。 身为云南省主席的卢汉早已坐立不安了，他懂得，要保住自己在云南的势力地位，就不能过分地激怒云南的父老。 可是，这次搜捕又是他同意了的，他担心何绍周老羞成怒，会责备他釜底抽薪，向蒋介石密告他包庇学生，放走发动学运的共产党，他强作镇静，等待事态的发展。 而何绍周被砖头砸伤后，更是气急败坏，他拒绝接听任何为学生求情的电话，执意要抓住为首的学生。第二天，他只用电话命令警察局长继续围困学生，自己也懒得去云大了。 我是这次事件的二号丑角，所以不得不赶到现场，与负责围困的宪兵、警察研究对策。 被围的学生从14日晚到16日，已经是两天三夜没吃东西了，他们仍然警戒着四楼的每个窗口，防止宪警爬上去。 我也清楚，事情僵持得越久，民愤也越大，对我们就越不利，我急于想赶快逼学生下来，赶紧结束这种局面，不安地在楼下徘徊着，紧紧注视着楼上的动态。 突然，我背后一个警察怒骂起来：“妈的！这些兔崽子们！”我回头一看，那家伙浑身是水，像个落汤鸡。 原来，他走近楼房时，被四楼的学生当头泼了一身水。这事倒给了我一个启发：人几天不吃饭可以顶下来，不喝水就难以支持了。 于是，我得意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他们一致同意我的意见，立即派人关闭了通往四楼的水管开关。 在学生聚集的四楼上，顿时传来了一阵惊呼声：“糟糕，水没有了！”“怎么搞的？没有水啦！”喧哗过后，又是一阵寂静，楼上的学生仍没有要下来的意思。 17日上午，我又赶到云大，警察局长冲我无可奈何地直摇头，连着围困了三天三夜，宪警们都显出了疲惫不堪之态，我也着急得直搓手。 我万万没想到，对付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会这样棘手。 正在这时，一个警察来报告说：“卢汉来了！”我走出临时办公室，只见几辆汽车已停在了校园里，卢汉那高大、肥胖的身躯已从汽车里钻了出来。 见到他，我顿时松了一口气，我知道，他这个土生土长的省主席，在云南老百姓的心目中还是很有威望的，学生们很可能会听他的话。 警察局长迎上去，向他报告了学生的情况以及我们所采取的措施。他听了后直摇头，说：“太过分，太过分了！” 也不知道他这句话是在指责我们，还是在说学生，只见他转身让副官在楼下架起扩音器，他亲自站在那里，用十分关切的口吻说： “孩子们，快下来吧！你们这样僵持下去有什么好处？你们在上面没吃没喝，可能还有人受了伤，你们能坚持多久？现在你们的父母都急得死去活来。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样坚持下去，反而对你们不利。你们就下来吧，我保证不惩办你们！”
卢汉 图片来自网络 卢汉在扩音器里说了一遍又一遍。楼上的学生虽然都在静听，却没有任何表示，卢汉有点挂不住了，他对着扩音器说： “你们再不听我的话，我就不管你们了！”说完，他就向自己的汽车走去。 “主席不要走！我们下来，我们听你的话！”四楼的学生中有人发出了一阵求救般的喊声，卢汉抽回已踏上汽车的一条腿，转身又站到了楼下。 堵塞的楼门打开了，300来个学生慢慢地走了下来，他们搀扶着轻伤的同学，背着重伤的同学，一个个被饥饿、劳累折磨得面色苍白、虚弱不堪。 他们还都是些满脸稚气的孩子，有的受了枪伤，有的受了棒伤，有的头上裹着同学们从衣服上撕下的布条，有的索性把整件衣服裹在伤口上，但伤口还在流血，衣裤上染满了红殷殷的血迹。 这情景，使我这个直接参与迫害他们的人，也不免有些内疚。 这时，卢汉已经吩咐校方和警察为学生准备了茶水和米饭，并让人给轻伤的包扎，把重伤的送往医院。 安排就绪后，他吩咐警察局长让这些学生先到各教室休息，自己就坐车走了。 我刚刚送走卢汉，何绍周就急匆匆地赶到了。他显然早已得到了消息，一见我就破口大骂： “这个老狐狸，专门充好人，叫我们当恶人！我就不信这一套。他答应不追究？没那么便宜，我得彻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几天来，我亲眼看到了群众的力量，看到了人们的愤怒，同时，也觉得我们实在有些小题大做，无疑是在引火烧身。 何况，我新来乍到，又没有何绍周那样的后台，若想在云南站住脚，显然不能锋芒太露。于是，我只好装成无可奈何的样子，摇摇头，不再给何绍周出主意了。 当天下午，何绍周就让警察把这批学生押往南菁中学软禁，把这所中学变成了一个变相的集中营。 这里，不仅关押着11日晚捕捉的学生，而且还关押了宪警从南菁中学抓到的30多名学生，一共约三四百人，对外说是“暑期集训”。 何绍周还指令政工处长刘善述，对这些学生进行反动教育和分化收买工作，企图从中找到学联负责人及共产党地下组织。 可是，学生们团结得非常紧，经过三个月的“集训”，也没让何绍周捞到一点油水，加上已负重伤的学生连续死去了好几个，社会舆论和各方压力越来越大，何绍周才不得不灰溜溜地结束这场丑剧。 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镇压昆明学运的“七一五事件”。
云南警备司令部总司令 何绍周 图片来自网络 在这场血腥镇压中，何绍周一无所获，相反却激起了整个云南省人民的极大愤怒，同时，也激化了中央嫡系与卢汉地方势力的矛盾。 蒋介石对何绍周这种愚蠢的做法也很不满意，他为了拉拢卢汉，缓和云南人民的情绪，终于在几个月后，撤销了何绍周云南警备总司令的职务。 何绍周，这个一心想在云南为所欲为的刽子手，只好垂头丧气地滚出了云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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