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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劲光的12兵团:3个军长1个授上将2个授中将,为何1年后被撤销?

 兰州家长 2023-03-24 发布于甘肃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兵团是我军历史上成立较早的一个兵团,其前身为追溯至1947年9月1日在东北我军秋季攻势中成立的辽东前线指挥所,此后又先后改称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解放军第12兵团,兵团无固定建制的部队,而是根据需要临时指挥各军。

直到1949年4月,第四野战军正式下达命令,12兵团下辖第40、45、46军,归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建制,由萧劲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此后12兵团在萧劲光的领导下,连续参加了渡江战役、湘赣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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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劲光

第12兵团下辖的3个军都是能征善战的虎狼之师:第40军的前身为东野3纵,善于突击攻坚,被国民党军称为“旋风纵队”,是四野的五大主力之一;第45军前身为东野8纵,来源广泛,沿革复杂,攻防兼备,战斗力强,素有“铁拳部队”之称;第46军前身为东野9纵,战斗经验丰富,在在东北及入关和南下作战中表现出色。

12兵团作为四野的一个主力兵团,但其番号仅存在了一年多,在1950年4月就被撤销了,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新中国成立后,为统一管理指挥各地人民海军及现有舰艇,中央军委决定任命萧劲光为海军司令员,由他带领12兵团机关组建海军机关。之所以选中萧劲光,是因为他他有丰富的指挥经验,又在苏联学习过。建设海军,要向苏联学习,要依靠苏联援助,只有萧劲光才能担此重任。

1950年4月,萧劲光带领12兵团机关1900余名干部北上组建海军司令部,12兵团的番号即宣布撤销。12兵团虽然在我军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不长,但这里却走出了一大批开国将领,尤其3个军长都是能征善战的猛将,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3个军长的故事。

第40军军长罗舜初

在我军的将领中,参谋出身的寥寥无几,罗舜初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曾评价他说:“罗舜初,参谋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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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舜初

1914年,罗舜初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的一户贫民家庭,他17岁就参加了红军。在参军后的第一次战斗中,罗舜初腿部负了轻伤,伤愈后,他被选送到红军学校学习,因为各科成绩优秀,又被送到参谋培训班深造。罗舜初毕业后,被分配到红军总司令部一局,成为了一名作战参谋。

1934年10月,罗舜初随总司令部参加长征。长征期间,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发现罗舜初记忆能力和数字敏感力超乎一般,具备搞密码破译的先天条件,于是他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3位首长申请把罗舜初调到二局去,并收他为徒,教他搞密码破译。

在四渡赤水中,曾希圣曾准确地破译了敌人几乎全部的电报,为毛泽东成功地指挥作战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他也因此深受毛泽东等领导的青睐,一般他提出的要求,是不会被拒绝的。

但这次,3位首长都迟迟不肯说话,最后还是周恩来开口拒绝了曾希圣:“不行啊,我们这里离不开小罗!”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分左、右两路军北上,罗舜初跟随张国焘、朱德所在的左路军行动。但1935年9月,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电令右路军南下,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罗舜初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也给自己引来了麻烦,被说成是“小毛分子”,是反革命,张国焘等人要他表态反对毛泽东,他愤怒地说:“你杀我的头,我也不接受!”

后来张国焘软硬兼施,配给罗舜初一匹好马,企图收买他,但罗舜初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宁愿步行也不接受。张国焘被彻底激怒了,他开始派人监视罗舜初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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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

朱德为了保护罗舜初的安全,把他调到了二局任科长。罗舜初在曾希圣的教授下,经过认真钻研学习,很快就掌握了密码破译的技术,成为了破译敌军情报的高手。尽管张国焘多次想加害罗舜初,但当时只有他能够及时、准确地破译敌军的情报,张国焘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此时罗舜初已经担任了二局副局长。先期到达的红一方面军的同志发现分手时还是小参谋的罗舜初,现在却高升了,都怀疑他是不是被张国焘收买利用了。

朱德得知以后哈哈大笑,他对大家解释说:“不要看小罗升了官,他的脑袋也差点让张国焘搬了家。直到会师的前一天,我还在替他担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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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

后来毛泽东也问朱德:“跟你走的那个'小毛分子’怎么样啊?”

朱德说:“他表现很好,跟张国焘的错误行为斗争很坚决呢!”

抗战时期,罗舜初历任八路军第1纵队参谋处长、山东纵队参谋长、鲁中军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等职,他组织部队经过无数次的战斗,打通了沂、鲁、泰、蒙四大山区的联系,大大改善了鲁中抗日根据地的形势,为抗战的全面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罗舜初带领部队挺进东北。1947年8月,罗舜初调任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政委,不久以后,韩先楚由4纵副司令员升任3纵司令员,和罗舜初搭班子。

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秋季攻势,3纵奉命歼灭国民党53军116师。但关于这一仗怎么打,罗舜初却和韩先楚有了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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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先楚

罗舜初认为53军三个师在开原以东和东北地区,相距不远,互不犄角。为避免两边面受敌,他主张求稳,先歼灭西丰敌军一个团,然后扩大战果。罗舜初的方案更加稳妥,得到了大多数下级指挥员的支持。

而韩先楚则主张兵行险棋,长途奔袭威远堡,直接吃掉116师师部。

罗舜初则认为,韩先楚的方案过于冒险,威远堡距离我方120公里,如果3纵长途奔袭,又遇到敌方增援,战事胶着以后,那就不好办了。

两种意见争论不下,罗舜初和韩先楚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最终决定将两个方案都上报东总,请林彪定夺。

林彪批准了韩先楚的方案,但他认为罗舜初的方案也有道理,于是他又调1纵去歼灭116师驻守孤榆树的一个团,这样3纵进攻威远堡的兵力就更加充足了,这样的部署令韩先楚和罗舜初都非常满意。

最终3纵成功奔袭120公里后赶到威远堡,经19小时战斗,全歼敌军116师师部,毙伤俘敌8000余人,活捉师长刘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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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远堡之战经过图

战斗结束后,罗舜初当着全纵队称赞韩先楚说:“司令员指挥打仗,不拘一格,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

韩先楚也谦虚地回应:“政委的打法也有道理。威远堡要是打胶着了,那可就不好办了。”

此战以后,罗舜初和韩先楚的配合更加默契,他们将3纵打造成了一支横扫东北的“旋风部队”,他也得到了一个“旋风勇将”的绰号。

1948年10月,罗舜初率3纵参加了辽西会战,战斗中部队遭到敌机轰炸,罗舜初负了重伤并失去知觉,一个多星期后才醒过来。沈阳解放后,罗舜初被安排到沈阳休养。

不久以后,平津战役开打,此时罗舜初尽管还未痊愈,但仍要求入关作战。罗荣桓得知此事后,专门在干部会议上表扬罗舜初:

“所有干部都要学习3纵队罗舜初政委革命到底的精神,他在辽沈战役时被飞机轰炸,震伤了耳膜,在这里休息,他要沙克副司令回去告诉部队,他不久就回去,一定要进关去,走不动,爬也要爬进去,就要有这股劲头。哪个部队里,都要有像罗舜初那样的好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罗舜初被任命为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但他还没有上任,领袖们就改了主意。原来此时萧劲光正在组建海军,该选谁当参谋长呢?周恩来首先想到了罗舜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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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舜初和妻子

但出乎周恩来意料的是,罗舜初一开始并不愿意去海军工作,他说自己文化水平低,而海军的技术复杂,自己如果去海军,工作会很困难,因此要求做其他工作。

但周恩来深知罗舜初的性格,他根本不会对复杂的海军技术望而却步,在周恩来的再三追问下,罗舜初说了实话:

“参加海军初创的几位领导干部,几乎都来自四野,我们在黑土地上毕竟并肩战斗了几年,工作中间由于看法不一致而激烈争论的事时有发生。彼此间知根知底,实在太熟悉了,今后工作中一旦出现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得不到统一怎么办?”

但周恩来看重的就是罗舜初这种敢说真话的品格,他鼓励罗舜初放心大胆地干,在他的劝说下,罗舜初终于退掉了去湖南的车票,留在北京接受了任命。

罗舜初就任以后,干得非常不错,1952年3月,他升任海军第二副司令员。

1953年8月,彭德怀主持召开了3次军队例会,对军队五年建设计划进行修订,罗舜初作为海军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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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

此前海军提出要购买两艘驱逐舰,彭德怀在会上问罗舜初:“买一艘驱逐舰要多少钱?”

罗舜初回答:“大约4000万卢布。”

彭德怀大惊,因为这个价钱完全可以装备一个歼击航空兵师了,他于是说:“我看就先买一艘,另一艘等经济状况好转以后再买。”

罗舜初急了,他说:“在海上作战,驱逐舰一般不能单独执行战斗任务,至少要两艘以上编队航行作战,互为掩护。为了今后的大发展,为了早出人才,驱逐舰是决不能砍掉的,少一艘就无法进行正常的训练。彭总,千万要保留呀!”

彭德怀也犯了难,最后他命令罗舜初向周恩来报告,请总理定夺。最终周恩来拍板,先后购买了4艘驱逐舰,它们后来被称为海军的“四大金刚”。

事后有人对罗舜初说:“就你胆子大,敢和彭老总理论。”

罗舜初大笑:“我哪里是和彭老总理论,我是在给他当参谋!”

1955年,罗舜初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此后他历任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国防工办副主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等职,先后主持了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参与组织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为我国国防科技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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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向罗舜初授衔

1981年2月24日,罗舜初因心肌衰竭在沈阳部队总医院逝世,享年67岁。

第45军军长陈伯钧

第12兵团成立时,陈伯钧任第一副司令员,第45军军长由他兼任。陈伯钧是1927年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元勋之一,革命资历非常深厚。

1910年,陈伯钧出生于四川达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他考入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曾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1926年底,他又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在这里,陈伯钧不仅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且接受了严肃的政治教育,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毛泽东曾到校演讲农民问题,这是陈伯钧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尽管这位刚满16岁的小学员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但在陈伯钧的心灵中,已经初步有了“毛委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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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钧

1927年,陈伯钧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这年8月中旬,他随部队到达了铜鼓,准备参加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9月10日,毛泽东来到了铜鼓筹划起义事宜,陈伯钧很快引起了他的注意,毛泽东了解了陈伯钧的情况后,亲切地说:“好啊,上过黄埔军校,还入了党,我们党很需要你这样的干部!”

此后陈伯钧跟随毛泽东参加了秋收起义,并上了井冈山,历任排长、连长。红四军成立教导队时,毛泽东任命陈伯钧为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叮嘱他好好读书、带好队伍。

在1928年春的一次战斗中,陈伯钧缴获了一支手枪,因枪有锈斑拉不动枪栓,教导队队长吕赤开玩笑说:“什么破枪,'半斤铁’,扔了算了!” 但陈伯钧舍不得扔,他把手枪零部件拆开,找来煤油反复擦拭,终于鼓捣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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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钧

有一天,陈伯钧见到吕赤后,就笑着拿枪对他比划说:“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了。”随即拉动了枪栓。但陈伯钧万万没想到枪栓带动了撞针,击发了一粒尚未退出的子弹,“砰”的一声响,子弹正好击中吕赤的头部,吕赤应声倒地。

陈伯钧大惊,连续呼唤吕赤的名字,可他已经没有了呼吸。吕赤和陈伯钧是四川老乡,也是黄埔军校生,又和他一起上的井冈山,平时两人的感情也非常好。陈伯钧闯下大祸后,心情极为沮丧,随即被关了禁闭,等候上级处理。

此事传开以后,大家议论纷纷,士兵委员会的人扭着陈伯钧去见毛泽东,再三要求枪毙他。毛泽东对吕赤的死也非常难过,但他没有马上做决定,而是叫来了士兵委员会主任张令彬,问他说:“你们吕队长被陈伯钧误杀了,你看不杀陈伯钧好不好?”

张令彬说:“很多人都要求杀。”

毛泽东于是把部队集合,对大家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队长开玩笑,枪走火误杀了人。他们一个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个是黄埔武汉分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呢!”

下面有人问:“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了吗?”

毛泽东严肃地说:“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打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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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下面的人都没有反对意见,于是让自己的警卫员来亲自打板子,但只打了20几下就收住了,陈伯钧不喊不叫,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惩罚。事后,陈伯钧被调离教导队,降为副连长。

这件事也让陈伯钧和毛泽东结下了生死之情,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作战更加英勇,职务也进步很快,到1930年12月时,他已经当上了红三军第七师师长。

在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中,陈伯钧率部首先在龙冈打响了围歼张辉瓒师的第一枪,与兄弟部队一起取得了全歼该师、活捉张辉瓒的重大胜利,并缴获步枪2000余支,机枪46挺,受到了毛泽东的嘉奖。

1932年6月,陈伯钧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军长,但此时毛泽东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陈伯钧也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被免去红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学习。

此后陈伯钧又因为坚持对反“围剿”的错误打法提出意见,激怒了“左”倾领导人,不仅受到了批判,而且被降成红十三师师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央命令陈伯钧指挥红十三师负责殿后。此时陈伯钧一直打着摆子,但仍然身先士卒,还把战马让给了伤病员,亲率部队与敌人苦战一天,掩护中央红军渡过了湘江。刘伯承元帅后来评价说:“十三师是我最放心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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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重掌红军指挥权,陈伯钧也被任命为红五军团参谋长,此后的长征途中,红五军团的行军序列一直在最后,始终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战斗,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被红军称为“铁流后卫”,陈伯钧也赢得了“铁屁股”的美誉。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陈伯钧跟随张国焘的左路军行动,但张国焘却想分裂红军,擅自决定让左路军返回阿坝。陈伯钧知道以后大怒,他找到张国焘说:“你要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救危机。”

张国焘却假惺惺地说:“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未彻底解决,总部机关也不一致,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地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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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

陈伯钧义正辞严地说:“党中一切事件,红军中党员当可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绝不允许随便乱闹,分裂团结!”

谈话最终不欢而散,张国焘为了报复,指使亲信把陈伯钧的战马和望远镜扣下,还殴打他的马夫和警卫员,但陈伯钧始终没有屈服。

1936年7月,陈伯钧调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挥师北上。10月15日,当毛泽东得知红六军团即将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非常高兴,专门给陈伯钧写了一封信:

“伯钧同志:

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们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

此致革命的敬礼!”

被毛泽东成为“干才”,这个评价可谓是非常之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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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后合影,右二为陈伯钧

陈伯钧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养成了写日记的良好习惯,在红军长征的两年征程中,他除了生重病的1935年底、1936年初两个月采取几天集中写一篇外,其他时间都一天不落地坚持记日记,这些文字成为了记录我党我军光荣历史的重要资料。

1937年8月25日,陈伯钧所在的红六军团改编为八路军120师359旅,陈伯钧任旅长,并负责驻防洛川,他深知责任重大,专门写了一段话告诫自己:

“过去我因只负责简单的军事工作,对政治问题深思熟虑不够,缺乏精密考查的功夫,因之工作不够深入,趋于浮躁。个性方面亦欠冷静,今后应加强政治学习。”

建国后,陈伯钧协助刘伯承组建了南京军事学院,任训练部副部长、副教育长兼军事学术研究部部长等职,1955年,陈伯钧担任了学院的副院长,并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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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钧

1974年2月6日,陈伯钧在北京逝世,享年64岁。

第46军军长詹才芳

詹才芳虽然只是开国中将,但他的资历之老是全军闻名的,他的老部下有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陈再道、韩先楚、秦基伟、洪学智、王建安、聂凤智、皮定均、吴世安、王近山、邓岳、谭知耕、甘思和……其中一些人堪称一代名将。

新中国成立后,詹才芳当年的一些老搭档的军衔或官职都在他之上,一些老部下都成了他的上级或与他同级。在詹才芳看来,革命队伍中,上下级职务变动,是极正常的事,这正是我们党和军队兴旺发达的体现。詹才芳曾对夫人杨静说:“我干革命不是为了这个(军衔)。战争年代死去多少战友,他们授什么衔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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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才芳

1907年,詹才芳出生于湖北黄安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在1927年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928年7月,詹才芳所在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詹才芳被任命为连长,当时许世友是他手下的班长。

许世友在红军时期酒瘾就已经很大了,有一天詹才芳到班排检查内务,见许世友床铺的墙上挂着一个水壶,他便取了下来摇了几下,然后问许世友:“这是什么?”

许世友“嘿嘿”笑而不答,詹才芳准备打开水壶盖,许世友连忙说:“这是酒。”

詹才芳说:“酒?军部规定不准喝酒,你知道不知道?”

许世友说:“报告,我这个人不喝酒,腿没劲,走不动。”

詹才芳听后笑了笑,就没有追究此事了。

红军时期,詹才芳营救和保护了一大批开国将领。1933年7月,詹才芳升任红9军政委,此时正值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搞“肃反”,有一个15岁的战士谭知耕因为和班长一起吃过一只从土豪家里抓来的鸡,班长跟连长开玩笑说我有一个“吃喝委员会”,结果他们都被关进了牢房,等待处决。

詹才芳得知此事后,怒斥保卫局的人:“你们搞什么名堂?”然后他拉过谭知耕的手说:“跟我走,我是政委,你给我当勤务员!”

就这样,谭知耕被詹才芳救了下来,日后他成为了开国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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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知耕

1935年,詹才芳在带领部队过草地时,见几个士兵抬着一个重病号,准备把此人扔下,他连忙问是怎么回事,战士们回答说:“他病得太重了,怕是活不成了。”

詹才芳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然后说:“不要扔,这么年轻,个子又大,扛机枪是把好手,你们给他一个马尾巴试试。”

这个重病号正是尤太忠,他在享受拉马尾巴的待遇后,终于靠着自己坚强的毅力走出了草地,并成长为开国少将。尤太忠一直记着詹才芳的救命之恩,他经常说:“我这条命是拉马尾巴拉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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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太忠

抗战时期,詹才芳历任军分区副司令员、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1947年,詹才芳奉命率部奔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第9纵队司令员。9纵在解放战争期间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是在辽沈战役中,9纵攻克锦州,活捉了锦州守将范汉杰。

1948年9月9日深夜,詹才芳接到林彪、罗荣桓密令:

以隐蔽、迅速、突然动作插向锦州、义县之间,切断锦义敌人联系,包围义县守敌,阻击锦州之敌北援。切不可走漏消息!

詹才芳收到命令后,马上给部队作了动员,要求部队行动迅速,保守秘密,以免暴露战略意图。9月11日,9纵以演习为名,向西进发,经过18个小时的急行军,于12日7时到达目的地,迅速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并与4纵一起包围了义县。此时范汉杰才知道上当,他一边向蒋介石请求增援,一边将部队收缩至锦州城内,固守待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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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战役图

10月14日,我军向锦州发起了总攻。经过激烈的战斗,9纵首先打进了锦州城,并在15日凌晨占领了范汉杰的司令部。范汉杰见大势已去,连忙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溜出了锦州城,并向东南方向逃窜。但他哪里知道,詹才芳已经在锦州东南通往海滨的路上埋伏了一个营,下午4时左右,范汉杰果然在这里被捉住了。

范汉杰被送到9纵指挥所后,起初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但詹才芳拿出照片进行对比,确认他就是范汉杰无疑。詹才芳问道:“范汉杰将军,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范汉杰只好承认,他垂头丧气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公文包,然后说:“这是我随身带的一个小包,内有少量盘缠。”说完他将包放在了桌子上,希望能免他一死。就这样,范汉杰成了我军的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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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汉杰

詹才芳刚叫人把范汉杰带下去,东野总部给他发来了电报:武装捆绑押送,并需要拍审问电影。

刚才已经审问完了,可现在还需要电影镜头,怎么办?詹才芳和政委李中权商量以后,决定再严格地审问一次。

不一会儿,战士们又把范汉杰带了上来,李中权问他:“范汉杰,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此时詹才芳也严厉地问道:“多年来,你替蒋介石卖力,与人民为敌,你是有罪的!”

范汉杰非常害怕,他连忙回答:“我有罪,我有罪!”

此时李中权站了起来,大喊一声:“把他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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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汉杰被我军俘虏

电影镜头就这样顺利地补拍完了。此时作战科长拿起范汉杰的公文包看了看说:“这玩意儿留下吧,给司令员装文件、电报用得着。”从此这个小包就留在了詹才芳的身边,1980年,詹才芳将它捐献给了辽沈战役纪念馆。

辽沈战役结束后,全军统一编制,9纵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军,詹才芳担任了第一任军长。

不久以后,詹才芳带领46军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1949年1月14日,第46军负责在天津城南方向攻城,进攻发起后,敌守军火力凶猛,爆破组无法接近阵地。在这关键时刻,詹才芳对李中权说:“咱们上!”然后便冲向护城河。

詹才芳在徒步过河时,由于河水奔流,枪弹密集,情急之下,他差点摔倒,这时一个大个子机枪手快步上前,用身体护住了他。上岸以后,詹才芳穿着浑身湿透的棉衣、棉裤向前猛冲,终于带领部队在15日12时占领了市政府,活捉了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

在天津战役的庆功会上,前线总指挥刘亚楼高兴地对詹才芳和李中权说:“想不到,你们也打进市中心来了!”

李中权说:“参谋长,打不进来,那是要吃批评的。”

詹才芳问:“担心什么啊?”

刘亚楼说:“我们的意图是,只要你们能顶住,不让敌人溜掉就算完成任务。真的没有想到,你们还突破了南边这样坚强的工事,还参加了纵深战斗,还俘虏了市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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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楼

詹才芳和李中权说:“在这样的大战面前,谁甘落后呀?”

新中国成立后,詹才芳在1955年6月升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同年9月,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詹才芳在战争年代就一直吃素,鸡鸭鱼肉均不沾,是红军里有名的“斋公”,建国后他依然保持了这个习惯。吴克华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时,宣布军区大院不准养鸡,但补充了一条:“詹才芳副司令员例外。他不吃肉,只吃鸡蛋。”

詹才芳虽然身居高位,但一直谦虚正直,和蔼可亲。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警卫员小熊上茶时先送到他面前,然后再送给客人。客人走后,詹才芳对小熊讲:“今后来客,不论职务高低,要先给客人上茶,最后再给我倒,这是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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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才芳和夫人杨静

1992年12月2日,詹才芳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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