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首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唐宋词的语言特征，并总结了在唐宋词中，意境的普遍程度和重要程度，然后总结出了中英语意境的四个相应的类型，并说明了每个类型的意境都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翻译。 最终，文章提出了这两个规律之间的联系，要将源干意境的复杂性和诗歌的高诗性的灵活性有机地融合起来，这样就可以在唐宋词意境的翻译过程中，不仅可以降低意境的语义的丢失，还可以确保语境的完整、统一和顺畅。   唐宋词及其意象随着汉语诗歌被介绍到西方的进程越来越快，有关诗歌的翻译问题也越来越成为翻译家们关注的焦点。 目前，对诗歌意象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比喻、音韵和韵律等方面，而对诗歌意象翻译的研究还很少。所以，小编想就这个问题抛砖引玉，请大家指点迷津。 意象，并不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它与日常生活语言相比较少，因为它们主要是指称功能。  而意象的存在空间就是文学语言，尤其是具有强烈文学性的诗体，在这些诗体中，以比喻的形式占据着主导地位，就如同一部以咏叹调为主要内容的浪漫的诗篇。 唐宋词人正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它或者婉约，或者豪放，但大部分都是以抒情为主，不像唐诗那样以浪漫主义为支脉，而是以忧国忧民、以诗言志的现实主义作品为主。因此，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唐宋词的诗性功能是相当高的。它极富诗情画意，这得益于意象的大量运用。 那么，意象到底是什么？  尽管学者们对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看法，但大致可分为两类：广义与狭义。在哲学意义上，意象是“创造性想象的产物”，是由知觉向思辨过程交汇于表象的次生中介。 如果把意象看作是文学的美学体系来考察，那么，参考英伽登关于文学作品的解构模型，我们可以把意象分解为四个层面，即：音义，结构，意象，意义。显然，对于本文来说，更适合于狭义的诗歌定义。 意象主义诗派之首庞德，以中国与日本古代文学为参照，把“意象”界定为“几种思想与情感的紧张结合体”。  这种融合有两个层次，最里面的是“意”，也就是诗人的思想，特别是情感的表达；外层为“象”，也就是意象在视觉想像中的投射，是情感或思维的“瞬时呈现”。 按照艾略特的说法，这是一种“一组物品、一幕或一系列事件，都会激发出某种情绪”的说法。这种意与象之间的协调，内部的思想情感与外部的形象与形状（包含节奏）等之间的协调，给创作人和接收者带来了丰富的美学内涵。 以庞德为代表的中国古诗与日本古诗，就是这类“具象性”的文学作品的典范。日本俳句中最常见的意象就是樱花，大火堆，明月，大雪等“季语”。中国古诗给日本文学带来了丰厚的营养，可以说是一种近乎“视觉艺术”的艺术。  我国的文学源头《诗经》中比兴的运用就多与意象有关。陶渊明、王维等隐逸派人的作品之所以被誉为“诗中有画”也是因为富于意象。而作为浪漫之作的唐宋词曲，则构成了一组紧张而又暗含的形象。其中最多的是明月，鹧鸪，杨花，杨柳，流水等等。 运用这些意象的诗句俯拾皆是：“明月何时有，把酒问青天”，“明月夜，短松岗”，“月有阴晴圆缺”，“千里共蝉娟”；“双双金鹧鸪”，“鹧鸪夜飞失伴”。  “蜀江春水拍山流”，“杨柳青青江水平”关于意象的张力之强，当推李煜的名句为妙例“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其中的“春花秋月”等“景”之所以使词人这样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正是因为意象引起的巨大共鸣效应。 既然意象在诗词中的作用这么重要，那么应该怎样翻译呢?小编认为其翻译方法与英汉诗词中意象的各种对应关系有一定的必然联系；此外，还应该考虑意象的复杂性和诗词翻译的较高诗性。   中英文意象的对应关系与相应的翻译方法简言之，英汉两种语言中的意象对应可分为四类：偶合，平行，空白，冲突。翻译中应从语篇分析入手，明确意象对应的具体类型，然后再考虑采用何种翻译策略。 下面，我们将以许渊冲先生关于唐宋词象的处理为例，来逐个说明每一类意象所对应的译法都有一定的规律性。  1、形象偶合和直译 在不同民族语言中都具有共性和个性。造成它个性的原因各不相同；而其形成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归结为生活经验中的某些相似性以及人类思维中的某些共性。这种“个性”和“普遍性”的二元并存现象在语言的各个层次上都有体现，但所占的比例并不统一。 具体到形象上，则表现为个性多、共性少；由于意象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具有强烈感性色彩的民族心理形态，而非强调理性的认知形态；同时，它还依赖于一些具有强烈个性的言语和非言语的因素，如音节的双关，民族特有的风俗、传说以及文学传承等。 意象的共性虽少，但偶合现象仍是存在的。例如：“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意无语凝噎。”所描写的洒泪无语依依惜别时场面是极具普遍性的。 因此，完全可以直译为“We are lingering late，／But the boat is waiting for you to depart．／Hand in hand，we gaze at each other ’S tearful eyes，／And burst into sob with words congealed on our lips。” 与《简爱》中第一章开头处以阴霾的雨天来烘托人物心情的意象描写如出一辙。“黯乡魂，追旅逻辑性，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中的思乡之情、漂泊之感以及“东城渐觉风光好，绉波纹迎客棹”中描写的春游泛舟的场面是任何民族的成员都不会陌生的。 所有这些偶合的意象都不妨直译而不会引起异族读者理解上的困难。因其为直译，上例中的译文不一一赘述。 2、意象冲突与直译加注及意译 意象的实质是认识域的投射，其生成和理解过程的心理模式都包括三个因素：人脑的经验系统、概念系统和语言形象系统。 由于不同民族的这三个因素不尽相同，意象的冲突即异形同义和异义同形现象在所难免，然而，译文读者是从已进入本民族文化机制的具有极强稳定性和普遍性的意象认知模式为出发点去理解译文中的意象的。 因此，冲突的意象一般只能意译。用Lance Hew一son和Jacky Martin的变体论的观点噪分析，这个意译过程采用的是“变通法”。
例如“胭脂泪，留人醉。”原语的“醉”首先与“饮酒”的动作有关；其次，其本义为“饮酒过量，神志不清”，引申义为“用酒泡制”。与此相应的译语释义系列的三组分别为“drink”，“drunk，intoxicate，tipsy”和“liquor—actuated”等。 但是从文化机制角度考察，目标语中的引申义组不合语境，本义组又有贬义性联想意义，若采用将大损原文意境，只有与词源有关的“drink”较合适，故应将“留人醉”意译为：“will make me stay／And drink all day”。又如原文的“星河”包含“the Milky Way”的意象，但这两个意象是同形不完全同义的。 如“彩舟云淡，星河鹭起”中的“星河”与“舟”共现于同一语境中，决不可直译为“the Milky Way”，而只能意译为“Silver River”。 上两例是只能意译的。但是，如果意象冲突较小，译文中同形异义的意象在译语文化机制中的张力较弱，而且上下文又把源语意象的联想及感情意义几乎道破了，不会造成误解；那么不妨直译。 例如：我国的中秋节在文学作品中有大量描写，使得“明月寄相思”早已成为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的特有的正面感情定势。 而英语中“moon”是个带有负面色彩的词。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与“moon”有关的语言现象上，如shot the moon(夜逃)、moon head(傻瓜)、moneymaker(笨蛋)等。 但是，由于“moon”在英语文化机制中属于张力较弱的次要意象，加之“明月”在原词的上下文中往往具有联想及感情意义的明确指向性，所以往往可以直译。 正如前文所述，每一种关系中的形象都与翻译方法之间存在着某种规律的对应关系。然而，在理解这些指导性翻译方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诗歌意象的复杂性以及诗歌对翻译技巧的特殊要求。 首先，形象的复杂表现形式多样，限于篇幅，只对形象的多义性略作改动。一词多义可分为两类。
其次，诗歌翻译对于诗歌翻译而言，诗歌翻译对于韵律，节奏，风格等方面的要求比一般文学翻译要严格得多。而要达到这一要求，就必须灵活运用拆分、揉和、增和减的方法。这几个问题同样值得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加以探讨。 总括而言，上述各种关系的意象与翻译方法之间的规律灵活性相结合，才能在唐宋词意象翻译中既减少意性应该与源于意象复杂性和诗词译文较高诗性的象的意义损失，保证语境的完整、统一和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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