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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一个贫农家庭，卒于太原。从小深受农民的生活、情趣、语言的影响与民间文学、地方戏曲的熏陶。1925年考入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接触到新文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因躲避国民党的搜捕潜回家乡，失掉学籍与党籍。1929年在沁水县小学教师招考中被录取，但旋即被捕，押送太原自新院。1930年获释。此后长年流浪奔走于太原、沁水及河南开封等地，并开始创作活动，写有古诗、小说及小品、评论等，并开始考虑文艺大众化问题，立志为农民写作，做一个“文摊文学家”。他自觉尝试各种通俗文学的形式，并有意识地将现代思想融入其中。如1935年尝试写作的长篇小说《蟠龙峪》即采用说书人的叙述语言。1936年，赵树理任上党乡村师范语文教师，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1937年加入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同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位于山西沁水的赵树理故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赵树理在长治、阳城等地任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干部，负责抗日宣传工作。1939年后历任《黄河日报》《抗战生活》《中国人》等报刊编辑。1943年发表小说《小二黑结婚》，讲述了解放区新一代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揭示了封建观念对农民思想的束缚，并反映了新老两代人的意识冲突与变迁。同年发表小说《李有才板话》，揭露农村民主改革中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现象，被誉为“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赵树理的小说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引人入胜的故事和活灵活现的人物，深受解放区读者的欢迎。同时，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赵树理的作品正好与文艺大众化运动不谋而合，被视为中国新文学的方向。 1944年赵树理到华北新华书店任编辑，1945年后参加《新大众》报的编辑工作。抗战胜利后，写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力图以更广阔的目光去观察近代农村社会的变迁，表现出赵树理创作中具有史诗性追求的一面。此后，赵树理集中描写翻身后的农民为改造旧农村、改变旧风俗所作的斗争，如《福贵》（1946）、《小经理》（1947）、《邪不压正》（1948）、《田寡妇看瓜》（1949）、《传家宝》（1949）等。虽然写的是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但却捕捉了他们在新历史时期心灵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  1947年出版的《赵树理小说选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树理创作了短篇小说《登记》（1950）。1954年，完成反映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三里湾》，深刻揭示了农村深入进行民主改革的必要性。1958年，他以当年农村全民整风为背景创作了短篇小说《锻炼锻炼》。1959年后，赵树理开始觉察到“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等的危害，为纠正这些错误而陈述自己的意见，曾受到错误批判。这一时期，他完成了《套不住的手》（1960）、《实干家潘永福》（1961）、《张来兴》（1962）等小说，提倡实干精神，以针砭时弊。艺术上凝练蕴藉，平易中见深刻，为短篇小说的成熟之作。1965年到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赵树理受到迫害。 赵树理在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欧化倾向进行反省的基础上，致力于回归到民族的、民间的文学传统中来，建立起一种偏重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主张。他的小说多以晋东南农村为背景，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多取材于有扎实的生活体验与长期感受的农民日常生活。常借小人小事反映时代风貌。不以雄伟气势取胜，擅长在平凡琐细的生活中，依靠人物细致的语言行为，勾画其微妙的心理活动。他的小说语言以北方农民口语为基础进行了加工提炼，平易朴素而又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描情状物均能曲尽其妙。同时吸收了传统说书艺术的长处，具有可朗读性。在语言的艺术性和通俗性的结合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取材与语言的特点，使赵树理的小说既通俗浅显，又具有较高的思想深度与对生活的独到见解，貌似直白却相当含蓄，耐人寻味。结构上借鉴古典小说和评书，以故事完整、首尾呼应、按顺序叙述、含描写于叙述之中为特色，也有截取生活片段、采用倒叙等笔法。他的小说在文学创作的大众化、民族化方面，有重大的贡献，对于现代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年来，赵树理研究又见热潮，对其与延安文艺、主流文学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作出了重新的评价。  赵树理（右）同日本文学评论家中岛健藏（1962，北京） 赵树理在进行小说创作的同时，坚持戏剧和曲艺的整理、改编和创作。创作过上党梆子《万象楼》（1941），抗战期间写过新编历史剧《韩玉娘》，1950年根据田间的长诗《赶车传》改编成鼓词《石不烂赶车》，1959年创作长篇评书《灵泉洞》（上），1961年整理、改编、导演了《三关排宴》，并被摄制成戏曲影片。此外还著有杂谈、评论集《三复集》（1960），集中阐述了他的文学主张。 赵树理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委员，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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