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文化专制与文字狱

历代统治者都信奉文化专制主义，推行愚民政策，清朝尤其如此。

清朝初年，朝廷宣布禁止学者创立书院，纠众结社，表面上是不许“空谈废业”，实际上是不许“集群作党”。与此相配合的是，禁止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民间的出版商只许出版与科举有关的书籍，严禁出版“琐语淫词”、“窗艺社稿”，违禁者要从重治罪。于是乎，形成了与晚明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与文化氛围，知识界的活跃空气被禁锢了，政治活动完全萎缩了。

思想钳制的另一方面是，严格规定学校讲解儒家经典，必须以宋儒朱熹的诠释范本为依据。科举考试必须按照宋儒的传注，写作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的八股文，那些举人、进士，大多并无真才实学，这种使人别无选择的愚民政策，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专制。

令人望而生畏的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兴文字狱。康熙时代的“明史狱”和“南山集狱”，借口庄廷龙所写的《明史》，戴名世所写的《南山集》，有“反清”思想，进行严厉镇压。庄廷龙已经死亡，遭到“戮尸”的惩处，被株连而判处死刑的有七十多人，为庄廷龙的《明史》作序、校补、刻印、发售的人，几乎无一幸免于难。戴名世处斩，祖孙三代直系、旁系亲属，年龄在十六岁以上的，都被斩首，其他受株连的有几百人之多。

雍正时代的礼部侍郎查嗣庭在江西主考官任上，被人告发所出试题中有“维民所止”字样，据说“维”字、“止”字是有意砍去“雍正”的首级，大逆不道。这是典型的拆字游戏式样的文字狱，为了找到更为直接的证据，在他的日记中查出“狂妄悖逆”的字句，如他认为侍讲（皇帝的教师）钱名世因为写诗歌颂大将年羹尧，遭到革职处分，是“文字之祸”。因为这些话是在私下的日记里面流露出来的，被定罪为“腹诽朝政，谤讪君上”——在心中诽谤朝廷政治诬蔑皇帝，死在监狱后，又遭到戮尸的惩处，亲属学生受到株连。

乾隆时代的文字狱更为变本加厉。戴名世处斩后，隔了五十多年，乾隆皇帝又借“南山集案”大兴冤狱，杀了七十一岁的举人蔡显，株连二十四人。因为有人揭发蔡显的著作《闲闲录》中有“怨望谤讪”之词，所谓“怨望谤讪”之词，不过是蔡显引用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原意是说红牡丹是上品，紫牡丹称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到了那些制造文网的刀笔吏眼里，竟然可以望文生义，指责蔡显影射夺取朱明王朝天下的满人，是“异种称王”。面对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罪状，蔡显只得被迫自首，希望宽大处理。结果，坦白并未从宽，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上报皇帝，建议按照大逆罪凌迟处死。乾隆皇帝看了高晋和明德的奏折以及随同奏折附上的《闲闲录》，下达圣旨，把凌迟从宽改为斩首，对高晋、明德大加训斥，因为他从《闲闲录》中看到了“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羹尧）案得罪”之类字句，而高晋、明德查办此案时竟然没有发现，是“有心隐曜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需要分担一部分罪责。

此后的“字贯案”，更为离奇，更加蛮不讲理。江西的举人王锡侯编了一本叫做《字贯》的字典，擅自删改《康熙字典》，没有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讳，成为两大罪状。结果不但王锡侯遭到严惩，书版、书册全部销毁，而且江西巡抚海成为因“失察”而治罪。

原来乾隆皇帝接到江西巡抚海成的报告，说有人揭发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在狂妄不法，建议革去举人。乾隆皇帝原本以为是一个寻常狂诞之徒，妄行著书立说。待到他亲自看了随同奏折附上的《字贯》以后，大为愤慨。他在序文后面的凡例中看到，把圣祖（康熙）、世宗（雍正）的“庙讳”以及他自己的“御名”，都开列出来。乾隆皇帝认为这是“深堪发指”、“大逆不法”之举，应该按照大逆律问罪。但是，海成仅仅建议革去举人，大错特错。他在给军机大臣的谕旨中狠狠训斥道：海成既然经办此案，竟然没有看过原书，草率地凭借庸陋幕僚的意见，就上报上。上述那些“大逆不法”的内容就在该书的第10页，开卷就可以看见，乾隆皇帝振振有辞地责问：“海成岂双眼无珠茫然不见耶？抑见之而毫不为异，视为漠然耶？所谓人臣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之义安在？”结果，海成革职，押送京城，交刑部治罪。

对王锡侯的审讯，好像一幕荒诞剧。请看其中的片断：

官员问：你身为举人，应该知道尊亲大义，竟然敢于对圣祖仁皇帝钦定的《康熙字典》擅自进行辩驳，另编《字贯》一本。甚至敢于在编写凡例内把皇帝的庙号、御名毫无避讳地写出来。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王锡侯回答：我因为《康熙字典》篇幅太大，精减为《字贯》，无非是为了方便后生学子。书内把皇帝庙号、御名写出来，目的是要后生学子知道避讳，实在是草野小民无知。后来我自己发觉不对，就把书内应该避讳之处，重新改版另刻了，现有书版可据，请求查验。

既然皇帝已经定性为按照“大逆律”问罪，王锡侯当然难逃一死。

由此人们也看到了一向附庸风雅的乾隆皇帝的另一面：阴险、凶残、狠毒。他对文字挑剔之苛刻令人防不胜防，也使得那些谄媚奉承的大臣们因为露骨的沽名钓誉而自讨没趣。大理寺卿尹嘉铨已经退休，当乾隆皇帝由五台山回京路过保定时，尹嘉铨派儿子送上两本奏折，内容是：其父尹会一曾得到皇上褒奖，请求赐给谥号，并且与开国名臣范文程一起从祀孔庙。乾隆皇帝大为恼怒，下令革去尹嘉铨的顶戴，交刑部审讯，指定官员前往抄家，特别嘱咐要留心搜检“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

果然，在尹嘉铨的文章中查到“为帝者师”的字句，乾隆皇帝咬文嚼字地批驳道：“尹嘉铨竟俨然以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加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否为朕师傅？”显然这是在强词夺理，尹嘉铨不过妄想光耀门庭而已，并不想当皇帝的老师。但是在严刑逼供下，七十多岁的尹嘉铨不得不认罪：“只求皇上将我立置重典，以为天下后世之戒，这就是皇上的恩典。”乾隆皇帝亲自作出裁决，处以绞刑，销毁他的著作及有关书籍93种。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中，谈到尹嘉铨案件，议论风生：“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彻底根治不可。”

一般草野小民，乃至朝廷重臣，都难以逃脱文字狱的罗网。

根据《清代文字狱档》所收录的文字狱档案，从乾隆六年（1741年）至五十三年（1788年）的四十七年中，就有文字狱五十三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造成以文肇祸的恐怖气氛。

以往人们忽略了这样一点，乾隆时代由大兴文字狱进而发展到全面禁书、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禁书、焚书的过程。

平心而论，《四库全书》的编纂当然是一大盛举，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收集3457种图书，79070卷，装订成36000多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弥足珍贵。但是，四库全书馆在编书的同时承担了皇帝交给的一项重要使命：禁书与焚书。那些编纂官员的首要任务，是从各省呈献上来的书籍中，把“禁书“清查出来，送交军机处，再由翰林院仔细审查，把违禁的所谓“悖谬”文字标出，用黄纸签贴在书眉上，如须销毁，则应该把销毁原因写成摘要。这些书籍一并送到皇帝那里，由他裁定后，全部送到武英殿前面的字纸炉，付之一炬。

为了禁书，首先必须征书。乾隆皇帝对东南著名藏书家了如指掌，给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浙江巡抚下达谕旨，要他们对东南藏书家，诸如昆山徐氏的传是楼、常熟钱氏的述古堂、嘉兴项氏的天籁阁、嘉兴朱氏的曝书亭、杭州赵氏的小山堂、宁波范氏的天一阁，征求书籍。一旦书籍全部到手，禁毁书籍的本意已经无须隐讳，乾隆皇帝通知各地总督、巡抚，凡在征集书籍中发现有“字义触碍”的，或者加封送京，听候处理；或者就地焚毁，将书名上报。明末的野史，具有反清思想的著作，乃至民间流行的戏剧剧本之类，都要“不动声色”地查禁。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禁毁的书籍达几千种，其中全毁2453种，抽毁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四库全书》，是付出了如此沉重代价的，不免让人感慨系之。

所谓乾隆盛世，竟然如此色厉内荏，它的由盛转衰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权力渗透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会有什么变化？

◎ 权力的执行者会层层加码

清朝的“文字狱”清晰展示了权力是如何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顶层一要禁书，各级官员就无限扩大查禁的名由，除去一般的“谤议国君”“反清志士之著作”，还有一种你定然想不到的罪名：“眷怀故国、语涉怨望”——也就是对特定历史的“感伤”。

同时官员邀功盛行，为表现忠诚，表现业绩，加上避祸心态，使得禁书运动一步步深入扩大，禁制尺度愈发严格，量刑也愈来愈重。 

◎ 普通人会自我审查与阉割

官员的种种作为形成一种看似模糊却又无所不在的敏感意识，并形成一种“涟漪效应”，使得民众极度恐慌，处处形成“自我压抑”。

作者、读者、书商等在得到各种政治禁制的消息后，各自在心中揣度、发酵、酝酿出一套检制约束自己的标准：抑制、删改、改名、撕封、挖去内文、甚至焚书，把可能有问题的地方遮掩得无影无踪。

……

王汎森老师《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对清朝“文字狱”的精彩笔墨只占书中很小一部分。

也藉考察讲经会、省过会、日谱、人谱等面相，剖析明季清初道德意识的呈现方式及转化、道德理想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的实践。

更为根本的是，探求其背后权力运行的逻辑规律才是本书最为重要的价值所在。

王汎森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师从余英时教授，后成为台湾中研院院士，是台湾史学界数一数二的重量级人物。

本书既能引西哲理论为支持而解读中国历史，又能驰骋在政治史、思想史、心态史、文化史复合的领域中，见他人所未见，道他人所未道，的确是大家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