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左至右： 带有兽面纹（饕餮）、龙及真实动物的礼祭盛酒器（觥），安阳或长江中游地区，约公元前 1100 年，青铜，Eugene and Agnes E. Meyer 赠（F1961.33a–b）； 带有兽面纹（饕餮）及龙的礼祭盛酒器（觥），安阳中或末期，约公元前 1100 年，青铜，亚瑟·M·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赠（S1987.279a–b）； 带有兽面纹（饕餮）、龙及真实动物的礼祭盛酒器（觥），安阳中期，约公元前 1150 至 1100 年，青铜，购藏——查尔斯·朗·弗利尔捐赠基金（Charles Lang Freer Endowment）（F1939.53a–b）。 时间倒回一个多世纪以前。1919 年，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逝世。生前，他是出身微寒，但凭借自身努力迅速跃升的大实业家，也是目光敏锐、出手阔绰的艺术收藏家。身后，他留下了近万件珍贵艺术品，全数捐赠给史密森尼学会，并资助建造了西方第一座亚洲艺术博物馆，也就是后来位于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 弗利尔的收藏中尤以亚洲艺术乃至中国艺术出名，商代铜器、北齐佛雕、汉唐文物、宋元绘画，宋明瓷器，收藏门类之丰，奠定了整个博物馆中国艺术门类的基础，也为之后博物馆的收藏风格提供了方向。  现在，弗利尔美术馆与相邻的萨克勒美术馆合称为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对很多当地人来说，他们或许对博物馆的“亚洲使命”并不了解，只是把这里当作一处悠闲僻静的人文景观，可对 2006 年上任博物馆中国古代艺术策展人的卫其志（J. Keith Wilson）来说，“其志”是让更多人理解这座博物馆致力于收藏、研究和推广亚洲艺术的宗旨。自称“为中国古代艺术奉献一生”的他强调，“特别是要让更多美国人理解中国的古代文明。” 2023 年，他交出的作业是“安阳，中国的古代王城”大展，作为对博物馆建馆 100 周年的献礼，也是对创始人弗利尔与中国现代考古间情谊的一次纪念。 安阳，位于现在的河南省，商代称殷。展览背景中的“安阳”，更多是我们所熟知的“盘庚迁殷”后的都城，而在卫其志的介绍中，安阳则以现在的地名指向了一个特定的时期——商代中后期。尽管展出的大多数物件都可与殷墟的发现相互印证，但对于“殷墟”这个词的舍弃，或许是博物馆对于晦暗历史的刻意削弱，而特意代之以与现代考古发掘的联结。
玉锋嵌绿松石戈，安阳早期，约公元前 1200 年。来源：华盛顿史密森尼学会弗利尔美术馆。购藏：查尔斯·朗·弗利尔捐赠基金（F1940.10a-e）。 早在 1928 年至 1937 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在安阳进行了 15 次发掘，中国第一批现代考古学人在这里得到锤炼，因而安阳也被称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其中李济自 1929 年起在安阳的两期发掘工作就得到了弗利尔美术馆的支援。 现代考古学自此在中国的广阔土地上拉开帷幕，但安阳没有停下脚步。就在上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评选出的 2022 年 6 大考古新发现中，赫然在列的就有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 安阳殷墟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对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来说，是一个不断加深馆藏藏品认知的过程。翻阅博物馆官方网站的藏品记录，在来源一项大都清晰记录了每一件文物作为“艺术商品”在文物商人和藏家之间的流转过程，唯独其原始的出土地、曾经的功用和最初的背景无法考证。百年前的这些艺术品，因为其高超的造型、优美的色泽，或是对于亚洲艺术的独特审美来到华盛顿，它们中的很多年代模糊、铭文不辨，也不知用途，是这一百年间对于殷墟的不断发现，构建出一个更加完整的古代社会面貌。
由左至右： 带有兽面纹（饕餮）、龙纹、鸟纹、鸮纹的祭祀酒器（卣），安阳中期，约公元前 1150 年，青铜。购藏：查尔斯·朗·弗利尔捐赠基金（F1942.14a-b）； 带有兽面纹（饕餮）、龙纹、鸟纹、鸮纹的祭祀酒器（卣），安阳早期，约公元前 1200 年。阿瑟·M·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捐赠（S1987.23a-b）； 带有龙纹、水禽纹、虎首及鸮首纹的祭祀盛酒器（觥），安阳早期，约公元前 1200 年。购藏：查尔斯·朗·弗利尔捐赠基金（F1938.5a-b）。 展出的 200 多件文物中，包含商代青铜礼器、玉饰、祭典武器、钟铃和车马器，足以帮助人们探索中国的早期发展、礼治仪式、兵器和战争，以及生死观念。这段遥远的历史故事背后，还有一段关于认知的故事，两条线索并行，构成了展览的整体叙述逻辑。 并行的还有百年前创始人弗利尔的愿景，和现在的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策展人卫其志的目标——同中国考古界的无间交流，以及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古代文明。 早在密歇根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攻读中国艺术与考古时，卫其志就对金文有极大的兴趣，识读和研究了大量馆藏青铜器上的铭文。卫其志在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曾策展过许多个有关于中国的展览，包括“昔日回响：响堂山佛教石窟寺”（Echoes of the Past: The Buddhist Cave Temples of Xiangtangshan）（2011 年），著名的北齐佛像展“奉献之身”（Body of Devotion）（2016-2017）等，此外，他也曾出版中国古代玉器数码图录《玉器于生死》（Jades for Life and Death），其中涵盖大量来自商朝的玉器。
疫情以前，卫其志每年都会造访中国，尤其是要去看看安阳考古队的朋友们，了解那里最新的发掘成果。疫情爆发后，他和同事们学会了为网站制作视频、录制演出、做线上的采访和对谈，史密森尼频道甚至专门制作了一部名为《史诗女战士》的影片，讲述在铭文中被描述为皇室妃子、军事领袖和祭祀主持的妇好，作为展览的序幕。“由于弗利尔美术馆特殊的外借限制，我觉得有必要尽可能地将我们的藏品信息通过线上方式为华盛顿以外的人们所得。”他还希望网站上能有更多中文信息，但一切都还在慢慢推进中。  考古学是一个发现和解读物质的过程，而展览则是通过对物质的阐释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之中，安阳故事的成立，有时代动荡下的文物流转，有精明收藏家的睿智判断和个人兴味，有借助新科技不断加深对于古物的理解，有大洋两岸的文化交流。
对于正在华盛顿举行的“安阳，中国的古代王城”大展，以下是我们跟策展人卫其志的对话： 《WSJ.》：这次展览的契机是什么？为什么选择安阳这个主题？ 卫其志 ：众所周知，2023 年是弗利尔美术馆建馆的 100 周年，我很希望在这个百周年的庆典时刻，中国主题能在博物馆的主要项目中占据主导位置，而展览就是最好的方式。弗利尔美术馆与中国的过往历史，最重要的一幕发生在 1920 年代，也就是美术馆建立的最初十年，当时博物馆支援了中国考古学家李济（1925 - 1930 年李济担任弗利尔美术馆的职员）在安阳的首两季发掘工作，因此我觉得以安阳为主题举办展览，或许能够在这样的年份回顾与共襄博物馆与中国考古之间的合作情谊。 同时，商代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成型期，因此选择商代中晚期，并着重讲述商代的重要性及其考古故事，对于美国观众来说会是一个极具启发的话题。 《WSJ.》：就您所知，美国民众对于那个历史阶段的中国有多少了解？ 卫其志 ：我很惊讶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听说过甲骨文，而且对其他古代文字，不论是青铜铭文还是别的刻字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是他们未必会将其同商代这个特定朝代联系在一起。 提及古文明，人们总是会理所应当地想到古埃及，无论是金字塔、斯芬克斯还是木乃伊，这些地上建筑和传奇故事都是埃及考古学中的经典，但相比之下，人们对于古代中国的认识却远远不足。我希望安阳的展览能够为人们带来一些同等层面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而且是中国独有的。因此，甲骨文、青铜器铸造，还有玉器制作及其功能，都会是展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观众在看完后会对这些产生好奇，并对商代文化有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
青铜祭祀酒器（觚）和温酒器（爵），均为安阳中期，约公元前 1150-1100 年，阿瑟·M·赛克勒捐赠（S1994.61)； 陶制酒器（觚）及温酒器（爵），安阳晚期，约公元前 1100-1050 年。保罗·辛格（Paul Singer）博士中国艺术收藏及萨克勒美术馆，史密森尼学会；阿瑟·M·赛克勒基金会、保罗·辛格、 AMS 艺术、科学以及人文基金会，以及阿瑟·姆·赛克勒的子女联合捐赠（S2012.9.548, S2012.9.557, S2012.9.514, S2012.9.565）。 《WSJ.》：在博物馆的官方网站上，被归入“安阳”这一类目的藏品共有 484 件，最终得以展示的 200 多件文物是如何被选择，又是通过怎样的策展方式讲述“安阳故事”的？ 卫其志 ：展品的选择依据是 5 条叙事线。最初的展厅展示了城市的形成，这里可以集中看到我馆藏有的安阳早期青铜器、玉器以及甲骨文，还有对商王武丁和妇好这对夫妇的介绍。第二个展厅将视野从王权向外展开，试图探讨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展示一个从奴隶到皇族的多维度的阶级社会。 第三部分延伸开去将目光对准战车这一门类。作为通常在贵族墓中才出现的随葬品，中国战车的发掘现在已经成为考古界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部分，不过战车的木质部件大都随年代久远陈腐殆尽，但中国学界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新的考古方法系统，同时也是第一个向全世界展示这种方法的国家。博物馆利用这次机会展出了一些从未公开过的战车部件。 第四部分从墓葬转向地上，不再谈论死后世界而是想象在这样一座都城中可能的生活方式。我们聚焦在一个特定的遗址——柳家庄。这个区域规模很大，于 2011 年到 2014 年被发掘，考古学家发现了作坊、居址、运河、道路等遗迹，基本可以让我们对安阳的城市面貌一览无遗。结合馆藏关于此地的遗物，以及对青铜器上铭文的解读，大致就可以还原当时的生活场景。馆藏青铜器上的铭文中很多都含有官职名称，为我们了解商代的官僚制度、行政及军事部门提供了很大帮助。在这间展厅中，我们还会关注作坊以及青铜器和玉器的制作方式。 最后的展厅将探讨安阳的影响及其遗产。我们会谈到安阳同长江河谷地区频繁的贸易往来，也会谈到商代文明对于西周乃至中国后代历史的影响。 《WSJ.》：在你的介绍中，除了通过文物展示商代都城以外，现代发掘也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两个时空是相互交织的还是相对独立呢？ 卫其志 ：很遗憾的是，我们并不知道馆藏的文物具体是从哪里出土的，它们全都来自艺术市场的购买所得，入藏时没有背景资料或是来源。定年是在之后的研究中逐渐被确定，主要依据器型以及风格，通过比对考古学家已经在安阳发掘的器物，才帮助我们将其与安阳这个地方联系在一起。所以展览对于考古叙事的做法是，展示考古学家在现场的发现所得，用他们的故事来给博物馆传承下来的藏品提供背景。 《WSJ.》：能具体谈谈这些文物被定年的具体过程吗，有哪些重要的节点？ 卫其志 ：展览中的部分展品是由查尔斯·朗·弗利尔在上世纪 10 或 20 年代购得的，那时安阳甚至还没有被正式发掘，也并不为人所认知。有关这批藏品定年的最大突破发生在 1950 年代，随着陶瓷学领域类型学的发展而来。陶器的定年帮助我们对墓葬的环境和时代有更深的认知，之后的 20 多年间，随着安阳遗址的相对年代慢慢清晰，我们博物馆藏品的定年也变得愈加清晰。 另一个重要突破是 1970 年代妇好墓的发掘。我们知道妇好所处的年代距离安阳建都后不久，她可以算是相对早期的“安阳人”，而且她的阶层等级很高。因此她墓葬中出土的许多器物就相当于建立了一个年代上的分水岭。与其墓中器物形制相似的，大致可以归结为商早期及以前，而未在其中发现的则通常会被归至商代的中晚期。  从左至右： 龙纹盉，安阳早期或中期，约公元前 1200-1159 年，青铜。购藏：查尔斯·朗·弗利尔捐赠基金（F1942.1a-b）； 带有龙纹、鱼纹、鸟纹的盘，安阳早期或中期，约公元前 1200-1150 年，青铜。查尔斯·朗·弗利尔捐赠基金（F1956.26）。 《WSJ.》：这样看来，对于这批藏品的了解非常仰赖中国本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现在学界考古报告的公开速度如何，你们同中国学者之间的交流频繁吗？ 卫其志 ：通常来说，基于发掘规模和发现的重要程度，报告成型往往会有一定延迟。有些重大发现会先出简报，然后等到很多年才会发表正式的完整报告。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孝民屯铸铜遗址，两年前才出版完整报告，但发掘是在十多年前进行的。当然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发掘，因为考古学家在商代的铸铜遗址中发现了数以千计的铸模碎片，上面保留了商代青铜器上的纹样。遗址的地层关系也让我们了解某些纹样流行的年代。因此这次发掘会改变商代文明的研究方式，但是其报告很久才得以公开。 至于同中国的关系，这些年来我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的站长唐际根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工作关系，他主持了很多年在安阳的发掘工作，也曾多次来我们美术馆访问，我也去安阳遗址考察过多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和当地的考古队建立起了私交，会互通有无。他也是我们这次展览的顾问。另外还有芝加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的李永迪教授，过去他在台湾“中研院”工作多年，对于“中研院”在战前发掘的安阳资料有深入的见解。 事实上，来自中国的期刊《考古》《文物》《考古学报》水准都很高，我们也有非常好的信息流。
编号为 F1940. 10a-e 的戈上面镶嵌的绿松石的显微图。 《WSJ.》：那新的发现会否推翻之前的研究和阐释？ 卫其志 ：非常有可能！我研究生时期的一位老师就遭遇过这样的事情。她曾经非常坚定地相信某种技术在器型发展上的年代，但在妇好墓出土后，这种信念被打破了。这是相当令人沮丧的经历。 《WSJ.》：你会怎样应对这样的不确定性呢？ 卫其志 ：用开放的心态，尽可能小心分析。除非有充足的证据，我在定年时都会倾向给出一个相对宽泛的年份。但很多情况下，我都不能够完全确定。仅仅因为在安阳晚期的墓中出土了一件物品，并不代表它就是在商晚期制作的，物件可能在地上流传和使用很久后才被埋入地下。  《WSJ.》：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发现和研究在本次展览中得到体现的？ 卫其志 ：有两项让我感到非常骄傲的，一是我自己的研究，另一项是由博物馆文物保护部门的研究员推进的。我自己的研究主题是安阳时期的玉器，我发现商代工匠经常会利用新石器时代已经成型的器物，重新制作成更符合当时审美的东西，将它们“再循环”，这个概念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怎么确认的呢？有些物件你仍然可以辨认出新时期时代的器型，但却有着商代的纹饰，比如最容易辨认的琮，是良渚文明的典型器，外方内圆，在齐家文化和其他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中也有发现，虽然我们尚不清楚这些器物是如何传播到安阳为那里的工匠所得，但可知的是，这种通常承担礼器或随葬品作用的器具对于安阳人来说并没有太多意义，因此他们将其切割成垂饰，你甚至能在上面清楚地看到钻孔痕迹，方便人们串起戴在脖子上。由于形状像鸟，我们在定名时称其为“鸟佩”。这些佩上有饕餮和龙纹这样典型的安阳纹饰，但在齐家或其他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并不常见。新石器时代的仪式性物件被转化为了更有装饰性的奢侈品，这是不是很有趣！这个研究领域很吸引我，而且已经渐渐流行起来，我觉得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随着考古学家对青铜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认知越来越深入，我们对于古物的理解也会越来越完整。很多物件仅仅因为是在安阳出土的并不能代表它们就是商代物件，安阳人也在收藏古物，就比如妇好墓就出土了多件新石器时代的玉器。 《WSJ.》：来自三千多年前的文物收藏家，那文保部门的研究是关于什么的？ 卫其志 ：文保实验室的研究是关于镶嵌工艺的，商代人是如何在器物上加上不同材料和颜色，用什么材质，以及如何添加。比如祭祀中常用的戈，是商周时期常用的武器，而在安阳贵族墓的随葬品中，戈通常会有玉质刀锋和绿松石镶嵌，完全是非实用性的，更多用于丧葬和展示。这些器物是如何制作，各种不同部件怎样组合，绿松石如何被嵌入青铜表面，都还有待研究，我们的实验室就将从技术角度解读商代青铜器的镶嵌问题。 可以说，安阳就是一个科技的大熔炉，特别是青铜器的铸造，其制造过程是如此复杂，和西方的失蜡法有很大差异，美国观众可能理解起来有一点费劲，因此在展览中我们加入了可以动手实践的互动体验，运用 3D 技术重现了一件商代觚形器的铸造过程，观众可以实际操作模件，亲自体验在安阳铸造厂中制作青铜器的过程。
从左至右： 有兽面纹（饕餮）、龙纹、蛇纹的象形带流酒器（盉），安阳晚期，约公元前 1100 年。购藏：查尔斯·朗·弗利尔捐赠基金（F1936.6a–b）； 有兽面纹（饕餮）、龙纹、鸟纹、蛇纹的盛酒器（觥），长江中游地区，约公元前 1150-1100 年，青铜，亚瑟·M·赛克勒赠（S1987.65a-b）。 《WSJ.》：展出的青铜器中有铭文的多吗？都是关于什么的？ 卫其志 ：我们很幸运，藏品中的很多青铜器上都有铭文，但大都很短，通常只有一到三个字。有的是委托制造此物的人的名字，有的是献给一位已逝的家庭成员。还有很多是我提到的不同层级的官职名称，比如一件青铜酒具方斝内部刻有铭文“鄉賈”二字，指的是皇家商人，负责确保原材料和成品的安全。在甲骨文中，皇帝的“多賈”以获取大量珍贵物品而闻名，包括用于占卜的龟壳、用于战车的马匹，还有贝壳。展览中还有三件青铜器有比较长的铭文，都来自安阳时期的晚期，描述了皇家的嘉赏仪式。 《WSJ.》：铭文的解读大概发生在哪个时期？ 卫其志 ：一直在持续中，有些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被解读了，有些直到最近才被解读。我研究生时期的方向就是金文，这也算是我的一个老兴趣了，当然还有很多人参与进来，我们也会向中国的学者请教。这个领域太过艰深，需要我们从各处寻求帮助。 《WSJ.》：就你来看，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商代藏品在世界范围内来说处于怎样的水准？ 卫其志 ：我觉得很少有博物馆能够就自己的藏品支撑起一个关于安阳的展览。在北美，唯一可以媲美的大概是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他们拥有丰富的早期中国艺术藏品，相比我们来说，他们的甲骨文收藏也更好。在中国以外，应该就没有别的了。 《WSJ.》：博物馆有没有考虑过将展品巡展至别的地方，甚至比如回到它们原来的出土地？ 卫其志 ：我们博物馆是美国少数几家有着旅行禁令的博物馆。1916 年弗利尔美术馆决定建立之初，史密森尼学会就与查尔斯·朗·弗利尔订立了协议，馆内藏品不可至别处展览。因此，遗憾的是，如果人们想要看到这些商代文物，就必须来到华盛顿，来到我们馆内。
2023 年起，《出色 WSJ.》将继续关注在新知识、新技术、新文化等前沿领域的传播者，关注信息时代，新知识的又一轮改变力量，关注在这些前沿领域以及生活实践中的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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