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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4年10月开始，先后有4支红军队伍走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这4支队伍分别为：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以及孤军长征的红25军。
这其中，红一方面军出发地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兵力也是最多的，出发时高达8.6万人。兵力排行第二的则是红四方面军，从川陕苏区出发时约8万余兵力，红二方面军则排行第三，出发时约2万余人。 除了这三大方面军之外，还有一支人数较少、却创造了红军长征史奇迹的红25军。这支出发于鄂豫皖苏区，长征路线也与三大方面军主力截然不同的红军队伍，兵力也最少，出发时兵力只有2800余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不但在红长征路上建立了唯一的一块儿红色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而且到达陕北之后还兵力不降反升，由出发时的2980人增长至近4000人的兵力。 不过，许多人并不知道，除了这4支三大一小的红军队伍踏上长征之路并成功到达陕北之外，还有一支红军队伍也曾踏上长征之路，并转战数千公里。
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并未成功到达陕北，最终选择了返回根据地。这支红军队伍就是与红25军和红四方面军有极大历史渊源的红28军。 与红25军和红四方面军一样，红28军也诞生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而且，它诞生的时刻，正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最为艰苦的时刻。 在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25军先后实施战略转移、离开根据地之后，鄂豫皖根据地迎来了最为艰苦的时刻。当时，国民党对于这块儿已经没有红军主力部队的红色根据地，派出了56个正规军及大批反动民团，总兵力约10万余人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围剿。 而且，国民党围剿根据地的手段极其残酷，在集结优势兵力不断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对这块直接威胁到武汉、南京的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政治经济绞杀。
当时，以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部队，不但大肆在根据地修筑碉堡、清查户口、组织保甲、设置关卡，甚至连食盐、火油等生活物资也在国民党的禁运范围之内。 在军事、经济、政治等多种手段之下，这块儿有悠久历史的红色根据地，不但范围极大缩小，而且遭遇了极为严重的摧残。当时，根据地内满目疮痍，人烟稀少。 留守在根据地的党政部门和红军部队，被逼上无人山区，斗争环境异常惨烈。尤其在红25军也离开根据地之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指战员和党政干部无立足之地，随时有被敌人包围覆灭的危险。 当时，留在根据地的红军还有多少兵力？在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之下，鄂豫皖根据地只剩下鄂东北和皖西北两块红色区域。鄂东北留下的红军指战员及机关机关干部约1500余人，皖西北则分散着2000多余名红军。
这些留守根据地的红军指战员，面对满目疮痍的根据地和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为了坚持斗争发展根据地，在与上级失去联系、又没有主力红军做后盾、更无物资保证的情况之下，留守的中共鄂东北道委和皖西北道委分别召开会议，决定坚持武装斗争，以保存革命种子。 1935年2月3日，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在太湖凉亭坳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将分散在鄂东北皖西北的各路红军及游击队进行统一整编，重建红28军。 完成整编后，这支重新建立的红军队伍下辖82师和手枪团，总兵力约1000余人，由高敬亭任政治委员。而且，当时为了统一领导，重建的红28军并没有设军长职务。 统一整编留守的红军队伍之后，在高敬亭的指挥之下，红28军开始对于重兵围剿的国民党进行作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根据地也十分残破，经济糟糕。 所以，高敬亭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采用避敌锋芒、分散行动，在敌人侧翼、后方、结合部等弱点进行攻击的作战方式。
正确的游击战术不但极大的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而且先后消灭国民党正规军近千人，扭转了根据地极端不利的局面。 面对红28军的重新崛起和游击队的频繁活动，蒋介石大为震怒。他亲自致电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让他们调集重兵，歼灭这支红军队伍。 也因此，鄂豫皖开始面临了更残酷的斗争。 当时，国民党不但调集了更多兵力，修筑了更稠密的碉堡网，甚至为了围剿游击队，还疯狂的将山上的树木砍倒，烧山搜山，目的就是使红军游击队无处藏身。种种残酷的手段，使得红军的斗争变得更加艰难。 而且，红28军虽然取得了多场胜利，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敌人对根据地重兵围剿的现状。面对这种残酷的局面，在了解到已经到达陕南地区并建立了鄂豫陕苏区的红25军动向之后。
1935年5月7日，红28军政委高敬亭率部在霍山黄尾河集结，并主持召开干部会议。会上认为：红28军转战多地，给予敌人沉重打击，部队也有了不少的恢复和发展。 然而，由于敌人进一步部署清剿，根据地形势日趋严峻，为了更有效地保存自己主力部队，决定离开皖西地区西进桐柏山，向陕南与红25军会合，以摆脱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 红25军和红28军有极深的历史渊源，红25军本身就是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晚苏区之后留守的红军部队组成的。 现在的红28军，原本也属于红25军。所以，在得知这支兄弟部队的下落之后，他们自然而然的有了会师的想法。 决定离开苏区长征，前往红25军所在地——陕南之后，红28军开始向北转进。在高敬亭的指挥之下，红28军先后经过六安、霍邱、固始等地， 行程2000多公里，并在长征途中先后将活跃于固始县的商北游击大队一部、鄂东北独立团和特务一、二营编入主力部队。
1935年5月22日，红28军成功越过平汉路，到达河南泌阳县五道岭。然而就在此时，国民党也得知了红28军的行军路线，知道了他们与红25军会师的意图。 对于消灭红军从来都不遗余力的蒋介石，随机调集装备精良的东北军设卡拦截。前有国民党重兵拦截，后有国民党独立第5旅围追跟踪。兵力只有不到2000人的红28军，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在这种极端不利的局面之下，5月28日，高敬亭在桐柏山松树岗召开干部会议，开始讨论红28军的动向：究竟是突破敌人重兵围挡，坚持前往陕南与红20五军会师，还是返回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斗争？ 当时，参会的大多数人认为，省委给红28军的任务是坚持鄂豫皖的敌后斗争，保卫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红军在平汉路两侧和江淮之间的国民党腹心地带纵横驰骋，有利于减轻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的压力，因而决定返回根据地，坚持根据地的游击战争。
决定返回根据地之后，红28军很快从河南东行回到了鄂豫皖根据地。然而，鄂豫皖根据地被敌人重兵围剿的残酷局面并没有因此改善。 所以，高敬亭再次召开连续干部会议，总结反围剿斗争的基本经验。也正是在这一系列会议之中，红28军确定了“敌情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打，伤亡过大不打，缴获不多不打”的“四不打”作战指挥原则。 而且，对于具体的作战方针也有了明确的规定：拖垮敌25路军，相机打击11路军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有了明确的作战指导原则，有了清晰的作战方针后，部队作战有了方向和劲头，根据地的形势也有了不小的改观。 红28军在高敬亭的指挥之下，主力红军作战方式极为多变，忽而化整为零，忽而化零为整，有时在根据地作战，有时又跳到敌占区，将游击战争从山地扩展到平原地区。
各地区党组织则建立便衣队，配合主力作战。到了1936年底，鄂豫皖地区的鄂东北道委、罗陂孝特委、光麻特委、红罗光中心县委、黄冈中心特委、红安县委和皖鄂特委共组建了82支便衣队和20支便衣小队，约600余人，遍布于鄂豫皖3省边界地区22县，有力的配合了红军主力的斗争。 出其不意的游击战争，让敌人空有兵力优势却无处施展，红28军也取得了多场胜利，有力的保卫的根据地，扩大了自己。 当时，鄂豫皖根据地面临的形势在国民党的报纸中也有体现，例如，1936年6月28日的《申报》曾这样报道：红28军在鄂豫皖各县市区“时聚时散”“四乡皆有组织”，“日渐扩大，滋蔓难图”。 在敌人的腹心之地，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重兵围剿，鄂豫皖苏区和红28军不但没有被敌人消灭，反而愈发壮大，创造了红军历史上的奇迹。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民党被迫答应了结束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然而，蒋介石消灭红军的想法并没有因此改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反而调集重兵，试图消灭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 位于大别山的鄂豫皖根据地由于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核心南京和武汉，更被国民党视为围剿的重点地区。1937年4月，继任国民党与鄂皖边区办公署督办的卫立煌，开始以更残酷的手段围剿大别山根据地。 就在此时，面对极其严峻的形势，高敬亭错误的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严重削弱了根据地斗争的领导力量，这使得红28军在国民党的清剿之下损失惨重，遭遇了三年游击战争中最严重的挫折。 然而即便如此，红28军依然坚持了下来，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国民党对于南方红军的“清剿”已经无法进行下去，高敬亭也得知了中央文件和指示精神，派出代表与卫立煌进行谈判。
1938年，红28军和豫南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当时，新四军全军只有4个支队，其他三个支队都是两个团，兵力在2000人左右，唯有第4支队四个团，总兵力高达3100人，成为4支支队兵力最为雄厚的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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