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覃在昨天写了《大同、集宁战败，聂荣臻说是张宗逊指挥不当所致，张宗逊表示不服》一文，文中讲到，开国上将张宗逊在谈论大同、集宁战役的全过程时，他表示，当时我军正处于由抗日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的阶段，打运动战尚不成熟，打大规模的攻坚战就显得非常勉强。为了证明他的说法，他还特别列举出了我军在打大同之前发起的绥远战役中攻打归绥和包头的三次失利。 那么，本文就来讲一讲绥远战役。 话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在正同战场上不断败退，而我们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却巧妙地与侵华日军来个“对穿”，穿插到敌后去，以大无畏的精神积极开辟敌后根据地。 那么，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坚持不下去了，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这样的“奇观”：武器精良、人数上占有巨大优势的国民党军堆缩在西南大后方；衣衫褴褛、装备低劣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却活跃在大江南北，包括华中、华东、华北等广大区域。 终生追求独裁的蒋介石接受不了这样的现状，他在美国人的飞机、军舰的帮助下，发兵一路向北，疯狂地夺取我军的胜利果实。 单就从8月中旬到10月下旬，他就集结110万人的兵力，沿平绥、同蒲、正太、平汉、津浦五条铁路线东进或北上。 如果我们任由事态发展，则我们的解放区就会被其逐一分割，尔后遭受各个击破，最终，不但华北、山东等根据地不存，东北也将尽归国民党军所有。 针对这种情况，陈毅元帅曾悲愤无限地在作战动员会上高声喊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谁敢来摘果，把枪缴下来！” 相对来说，陈毅的山东根据地还是一块比较完整的地盘，没有后顾之忧。 华北根据地除了要面对北上的国民党军，还要时时提防阎锡山、傅作义等大大小小的军阀集团的侵袭。 这不，在国民党中央军北上的同时，傅作义部就从绥西黄河后套地区东犯，夺取归绥（今呼和浩特）、集宁等城市及绥东、绥南、察西、察北等广大地区，并有向张家口进攻的态势。  傅作义部的一系列动作，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毛主席指示聂荣臻和贺龙共同组织绥远战役，争取消灭傅作义集团，解放绥远。 不过，傅作义除了自己手握的4.7万兵力，还有地方杂牌军以及阎锡山派至大同的部队相助，总兵力达到9.7万人，而我晋察冀、晋绥两区投入的兵力仅有5.3万人。 也就是说，敌我力量对比，我军处于劣势。 即便如此，聂荣臻和贺龙也是毫无惧色，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大战从1945年10月19日拂晓打响，仅仅三天，晋绥军区部队就攻克凉城、天成、新堂等地；而晋察冀军区部队孤立了大同，斩断傅作义与阎锡山两股势力之间的通道。 傅作义在抗日战争中与我八路军多有来往，知道八路军善于在运动战中包围分割，为了避免自己的部队在运动战中被歼，他迅速收缩部队，退守归绥。 说起来，傅作义可是个出了名的守城专家。 老覃在多年前写的《傅作义投诚后仍有想法，一年后，才向主席坦白：我私藏有很多武器》一文中，系统且详细地介绍过傅作义的发迹史——其征战半生，以“善守”之名显扬天下。 比如说，1927年1月，直奉联合晋军进攻国民军。其率第8团驻守天镇，硬生生地阻挡住了国民军宋哲元部的进攻，时间长达三个月；又比如说，1928年，傅作义率第4师附炮兵团独守奉军强攻的涿州，长达百日之久；1933年1月，在张家口顽强抗击日军三天三夜； 1937年的太原保卫战中成功地掩护了卫立煌、孙连仲、王靖国、陈长捷等部安全转移…… 所以，一旦傅作义运用起“乌龟大法”，专心守城，我晋察冀和晋绥两军还真拿他没有办法。 毛主席深知傅作义的“乌龟大法”不好破解，曾在1945年10月22日发电报给贺龙，给贺龙支招，说：“如傅部固守归绥，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使傅部绝粮突围，然后歼灭之。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 5日之后，即1945年10月27日，毛主席再次发电报提醒：“应将我主力运动到傅顽阵地背后去，由西向东打，方可聚歼。” 但是，贺龙低估了傅作义的守城能力，没有彻底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把兵力集中放在攻打归绥上，仅派少量兵力奔袭包头。 结果，我军连续进行5次进攻，因为缺少大兵团攻坚战的训练，又缺少火炮，5次受挫，死伤3000余人。 贺龙后来叹息说：“本来应该按毛主席的指示早日西进，攻击傅军退路，消灭敌军主力……我没有把毛主席的指示提出来与聂司令员讨论，这要负一定责任。” 眼见攻打归绥不能奏效，贺龙才把注意力转向包头。 前面说了，贺龙在集中兵力攻打归绥时，仅派出少量兵力奔袭包头。 为什么仅派少量兵力奔袭包头？ 因为贺龙从中央那边得到的情报是：包头“敌兵力不多，不过2000多人，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奔袭包头少量兵力指的是王尚荣率领的晋绥军区独1旅，仅两个团，3000多人。 王尚荣率部兴冲冲地向包头挺进，沿路进展神速，7天西进300里，作战4次，解放城镇6座及广大地区，歼敌1500余人。 但是，攻打包头遇上了麻烦。 首先，包头守军为101师补训师、暂编32师补训师、新改编的伪蒙疆军骑5师和骑6师、警备大队、2个交警大队等部，总兵力约1.2万人，并非情报说的“敌兵力不多，不过2000多人”；而在包头警备司令王雷震的呼叫下，傅作义又派专机把自己的心腹爱将、12战区政治部主任董其武空降到包头，兼任了包头城防司令。 关于董其武，老覃在多年前写过《他和日本人打了12年仗，授衔时被毛主席的一番话感动得又哭又笑》一文，讲述过董其武在抗日战争中的长城抗战、绥远抗战、忻口战役、太原战役、包头战役、绥西战役、五原战役等战役中的抢眼表现，即董其武是一员妥妥的悍将。 可以想象，王尚荣这一个旅要从手握1.2万人的董其武那儿夺取包头，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过，王尚荣旅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其于短短两天时间内，就攻占了包头外围的刘堡窑子、南北二里半、薛家窑子、南海子、官渡口、飞机场等地，迫降了伊盟保安师3个骑兵团270多人，抓获100多名俘虏，并且一度控制住了发电厂及位于城外东北角的制高点玉皇庙。 在遇到敌人强大的火力阻击后，王尚荣通过对俘虏审讯，得知守军有1.2万之众后，赶紧收缩兵力，与旅政委朱辉照、参谋长李书茂、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等人商议对策，最终决定电告贺龙司令员，要求增援攻取包头。 贺龙在一开始还舍不得放弃对归绥的攻击，单派第358旅旅长黄新廷率第8团及715团的二、三营增援王尚荣，留下了第358旅716团及715团一营继续在归绥作战。 黄新廷在11月11日王尚荣会合，制定了在12日24时合力攻城的策略。 这一次攻城差点得手。 攻城部队用火炮轰击城西北门楼及其两侧城墙，轰开2个缺口。 2团3营在13日零时30分登上城墙，占领了城门楼，打开西北门。 2团1营和715团2、3营随后涌入西北门，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 可惜的是，负责从东面攻城的8团遭到敌人强大火力的拦截，没能与从西北门入城的4个营形成呼应。 到了天明时分，入城作战的4个营伤亡惨重，其中，2团副团长彭济民阵亡，弹药也消耗殆尽。 2团团长傅传作被迫带领剩余人员退出了城外。 这一次攻城，估计歼敌数达到了1500多人，但自身却折扣了900多人。 随后，国民党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马鸿逵部1个骑兵师进至临河一线，意欲增援董其武。 如此一来，贺龙决定率晋绥部队全部西进，争取一举攻下包头，并打击向包头靠拢的马鸿逵部。 毛主席在这个紧要关头作了指示，要求聂荣臻率晋察冀部队主力和晋绥部队并力西进，一举拿下包头，如若不能迅速攻占包头，那就全力西进，消灭马鸿逵援兵，夺取五原、临河、陕坝。对于归绥，只留少量兵力控制着各个要点，做弹性围困，进行封锁、袭扰即可。 聂荣臻却自作聪明地认为，一旦晋察冀和晋绥军倾全力取包头而置归绥于不顾，傅作义就会出兵杀向归绥、包头之间的萨拉齐方向，切断我军后路，这等于是放虎出山，不可行。  因此，他向毛主席提出，由晋察冀部队继续攻打归绥，而以晋绥军区4个旅、晋察冀军区1个旅往攻包头。 毛主席向来尊重前线指战员的意见，只好在11月23日回电，让他们“相机而动”。 贺龙于12月2日率大军来到了包头东郊的沙尔沁，他显得信心满满，对攻占包头志在必得。 他用“灭此朝食”的口气对将士们说：“同志们！我们今天就要打下包头啦，然后再拿下五原、临河，抄了傅作义的老窝，再调头收拾归绥、大同。” 然而，12月的塞外，滴水成冰。 董其武效仿北宋名将杨六郎，他指挥守军沿城墙外部浇水，把包头城浇成了一座光溜坚固的冰城。 我军在攻城时，手足无措，屡屡受挫。 一时间，攻防双方僵持不下。 只不过，守军士兵身穿皮大衣，躲在生了火的城里，享用着米面鱼肉；而攻城部队缺衣少食，在荒凉的冬原上风餐露宿，胜利的天平在倾向敌人那边。 贺龙又偏偏在这时候患上了重感冒，进而引发胆囊炎。 在这种情况下，贺龙只能下令撤离包头了。 声势浩大的绥远战役由此降下了帷幕。 多年以后，成为了共和国开国上将的董其武，偶与贺龙元帅闲谈，回忆起往事，他称赞说：“贺老总，你当年攻打包头的指挥确实高明，见机快，撤退及时，不然，你们就麻烦了。你可能不知道，在大冬天，我们的部队工事里都有火炉子，枪炮口都标定了方位，好整以暇，严阵以待，你们是攻不下来的。而我们的归绥守军一旦出动，就可以对你们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所以，你下令撤退，是非常英明的。” 贺龙听了，无言以对，只能报之以苦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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