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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老总的人生以1959年为分水岭，间隔成两个阶段，在此之前他是指挥志愿军打赢了抗美援朝的卓越统帅、是国防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军事方面领导人， 而在此之后他淡出了军队职务，身份变得有些尴尬，甚至后来长期成被批的对象。着实令人唏嘘。 当年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彭老总一人，像黄克诚、邓华、洪学智、万毅等高级干部也因为仗义执言而被波及。 这里就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彭老总先前担任过西野（一野）司令员，按道理来说会是一野的人出来支持彭老总，但纵观受到影响的将领，却大多是出自四野，为何会是这种情况？其他几大野战军又是什么态度呢？  1、一野感情上更倾向贺老总 从历史渊源来看，一野大体是红军第二方面军、八路军120师的延续，以往长期由贺龙贺老总来担任指挥员，甚至这支部队不少人都是被贺老总拉起来参加革命的。 如果贺老总一直在延安，那由他来出任新组建的野战部队司令员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但1947年胡宗南率领20多万中央军精锐进攻延安时，贺老总还在晋绥军区作战。 敌众我寡，时间紧迫，陕北急需统一的指挥来与敌周旋，贺老总一时又没办法赶回，因此中央才将重任交给其他人，贺老总也就错过了担任解放战争野战军司令员的机会。 其实一开始组织还是觉得贺老总来指挥更合适，所以让晋绥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出任了新组建的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 要注意，晋绥军区和晋绥野战军司令员都是贺龙，如果贺龙回来，张宗逊作为他的下级自然还是要归他指挥的，所以那时中央还是有意让贺老总来负责。  没想到的是，1947年3月的西华池一战，张宗逊指挥优势兵力围攻国军整48旅，结果打出歼敌1500余人、自身伤亡1200多人的战果，这样的消耗方式我军是承受不起的。 所以中央迅速重新任命，于3月16日撤销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新成立西北野战兵团，由彭老总来统一指挥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 也是从这时开始，彭老总才直接掌控这支部队。后来抗美援朝爆发，彭老总奔赴异国他乡指挥作战又离开了一野，算起来彭老总担任该部司令员只有三年多的时间。 并且彭老总脾气火爆，处事方式与贺老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下面一些将领跟他磨合了很长时间，甚至当众发生过冲突，比如贺炳炎、廖汉生都摔过彭老总的电话，军事会议上也直接对着干。 每当有这样的矛盾，往往是贺老总出面解决，那些部下或许不服彭老总，但绝不敢跟贺龙顶半句嘴。  所以综合来看，一野的指战员跟贺老总感情更好。偏偏在1959年，贺老总和彭老总的意见是相反的。 小范围讨论时，贺老总就说目前只是“干劲不足”，彭说的“头脑发热”过于否定了之前的建设成绩、夸大了暂时的困难。后来的扩大会议上，贺龙也进一步重申了这个意思。 如此一来，一野的大多数干部都选择遵从贺老总的意见，甚至还有极个别人站出来污蔑彭老总是“假装朴素”，曾经花4万元边币买20根黄瓜。幸好此事有很多见证人，供应科长高克恭就出来反驳黄瓜是自己买的，彭总代人受过。 当然，一野也有人站出来支持彭老总，像王震就公开说彭老总是民族英雄。因为王震当时是农垦部部长，率十几万转业官兵奋战在祖国的边疆，因此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2、二野刘邓首长均未表达意见 二野主要是红军第四方面军、八路军129师的延续，与彭老总的交集不多，并且彭老总与二野司令员刘帅一路以来有过多次矛盾，就在1958年刘帅还因“教条主义”挨批，而主持该工作的人恰恰是彭老总。 刘帅当时为了不让影响扩大，主动辞去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职务，后来又抱病去往北京。在怀仁堂的会议上，他被搀扶着走上主席台，当着一千多人的面做检讨。 这个画面让很多人心酸，也使得二野系统的人对彭总就没有那么亲密。 1959年，刘帅没有借机报复，只是做了象征性的发言，邓公则是因为腿伤没有上山，事后对彭老总也多是称赞之语。 首长当时没有发表意见，大部分将领也就保持了沉默，因而没受到什么影响。  3、三野两位首长也都没有表示反对 三野跟二野的情况大体类似，一来跟彭老总的渊源也不深，三野主要是南方八省游击队、新四军及八路军115师留守山东部队的延续，基本没有受过彭老总直接指挥。 二来两位关键首长的情况也很像，原三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当时留守北京没有上山，会后跟董必武交流时态度还是倾向于彭老总； 原三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1958年退居二线，彭老总是力主批判的关键人物，而情境对换后，粟裕也没有落井下石。因此三野基本没有人受到影响。 当然，三野中也有人对彭老总持同情态度，比如张爱萍。张爱萍曾经在红三军团战斗多年，建国后又担任过副总参谋长，在与彭老总接触的过程中，深深敬佩对方的为人。 所以会议结束，其他人对彭老总避之不及，张爱萍却欣然跟彭老总同机回京，丝毫不顾有被牵连之风险。  4、四野跟彭老总的渊源很深 四野主要是红军第一方面军、八路军115师的延续，而抗美援朝时四野又是作战的主力，所以彭老总反而跟这支部队是最亲密的。 当时受到影响的四野将领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原红三军团的老人，如黄克诚和钟伟。1959年柯庆施要求黄克诚搞点彭老总的材料，黄克诚却回答：我没有石头。意思是自己不愿落井下石，也不愿被人当做攻击彭的石头。 钟伟则是因为有人污蔑彭老总，他站出来反驳，并训斥主持会议的罗部长，最后被架出会场。 另一种是抗美援朝时期并肩作战的同志，如志愿军三大司令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还有志愿军炮兵司令员万毅。 邓华发言同情彭老总，洪学智直接驳斥“里通外国”，韩先楚在会议间隙去芬兰别墅看望彭老总，万毅当小组长时公然说“意见书没有错误”。 这些人除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有些特殊外，其他都被免去了军职下放，实在是令人唏嘘。当然，他们支持彭老总不全是因为交情，更多的是坚持自己心中正确的事。  5、华北军区也有勇敢之人 华北并未成为第五野战军，不过也是人民军队的一大主力。在1959年的会议之前，彭老总和主管科工委的聂帅有过一番交谈，最后彭老总说的是：聂总，两弹一星的事，就拜托你了。 没想到的是，短短几天局势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会议期间聂帅也去看望过彭老总，对待所谓的问题上，聂帅也是象征性的走个过场。 不过华北军区也有支持彭老总的人，上将赵尔陆在小组会议上时说：彭老总的出发点是好的，这是敢讲真话。但是因此被要求写检查，一直写到1960年还没过关。 1960年冬，赵尔陆身上的职务被撤销，后在周总理、邓公等人的努力下，改任为经委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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